（一）CO2排放总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1.从整个期间来看的分析结果

图5-81　西部南方地域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解（1995—2012）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如图5-81所示，所有省区的经济规模因素都是CO2排放总量的增排因素，而所有省区的能源效率因素都是CO2排放总量的减排因素，其中驱动力较大的是四川、贵州和重庆，驱动力较小的是海南；人口规模因素总体驱动力较小，其中重庆、云南和海南与国内大多数省份一样是增排驱动，四川、贵州和广西则呈现出的是减排驱动；能源转换因素虽然驱动力也不大，但除了广西是微弱的增排驱动外，其他省市均为减排驱动。

2.分阶段来看的分析结果

如图5-82所示，整体上后期各因素的驱动力较前期大，而且能源效率因素的减排作用也有所加强，因为前期还有两个省份的能源效率因素是增排驱动，而后期则全部转为减排驱动；能源转换因素的增排驱动也由前期的三个省份减少到两个省份；人口规模因素的增减排驱动省份虽然都各有三个，但同一省份在前后期发生逆转的有重庆的先减后增和贵州的先增后减。

图5-82　西部南方地域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解（分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二）CO2排放强度的因素分解

1.全产业的分析结果

（1）整个期间来看的分析结果（图5-83）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从单位GDP的CO2排放的实际变化来看，虽然多数省区都是下降的，但海南是上升的。

其次，在影响各省区CO2排放强度的诸因素中，在各省区经济结构因素不可避免地都是上升驱动，多数省区的能源效率因素都是下降驱动（只有海南例外），这两个因素的驱动力相对较大；能源转换因素驱动力相对较小，且只有四个省区是下降驱动，在贵州和云南则是上升驱动。(www.daowen.com)

图5-83　1995—2012年全产业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2）分阶段来看的分析结果（图5-84）

从前后期的比较来看，首先，CO2排放强度实际变化中海南的上升主要表现在前期，后期则逆转为下降；其次，虽然各省区产业结构因素的驱动方向在前后期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能源效率因素在前期还有云南和海南是上升驱动，后期则全部转为下降驱动；再次，能源转换因素的上升驱动也由前期的三个省区（四川、贵州和云南）下降到两个省区（贵州和广西），且上升驱动力也有所减小。

总体来看，本类型区的后期表现比前期好，因为后期除了产业结构因素是上升驱动外，只有两个省区的能源转换因素为上升驱动，其他因素均为下降驱动。从各省区来看，与前期相比，特别是云南和海南的改善比较明显，前者由三个上升驱动下降到只有一个，后者则是能源效率因素由上升驱动转为下降驱动，再加上能源转换因素下降驱动力的增强，所以导致了其实际变化由上升转为下降的结果。

图5-84　西部南方地域全产业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分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2.各产业的分解结果（图5-79）

如图5-85所示，第一产业CO2排放强度的实际变化中只有四个省区是下降的，而且只有贵州的下降幅度较大，其他三个省区仅有微弱的下降，而重庆和四川甚至是上升的；与前述各类型区相同，所有省区的产业结构因素都是下降驱动，但除了贵州和重庆以外，各省区的驱动力都很小；能源效率因素只有贵州和云南是下降驱动，其他省区都是上升驱动，同样是除了贵州和重庆以外驱动力都很小；能源转换因素只有海南是下降驱动，其余省区都是上升驱动，不过只有重庆的驱动力较大。

第二产业CO2排放强度的实际变化中除了海南外，其余省区都是下降的，不过海南的上升幅度也不大；产业结构因素无一例外的都是上升驱动；而能源效率因素中只有五个省区是下降驱动，尚有海南是上升驱动；能源转换因素也只有四个省区是下降驱动，尚有贵州和云南是上升驱动。

第三产业CO2排放强度的实际变化比较复杂。首先，从实际变化来看，多数省区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只有贵州和海南是下降的；其次，产业结构因素的驱动方向各占一半，有三个省区是上升驱动，另有三个省区是下降驱动，不过除了贵州的上升驱动较大外，其他省区的驱动力都较小；再次，能源效率因素只有贵州和海南是下降驱动，其他省区都是上升驱动，且各省区能源效率因素的驱动力都较其他因素大；最后，能源转换除了贵州以外，其余的五个省区都是下降驱动，不过总体上驱动力都较小。

图5-85　1995—2012年各产业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