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探讨了北京、上海、天津三市低碳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一些特征，下面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些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的影响力有多大？

（一）CO2排放总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这里利用Kaya恒等式，从宏观的角度对北京、上海、天津三市1995—2012年的CO2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如图5-19、5-20所示。

1.分阶段来看的结果

首先来看整个期间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12年期间，三市的相同点首先是经济规模因素和人口规模因素是推动CO2排放增加的两个因素，其中经济规模因素的影响力较大，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较小。其次，能源效率因素和能源转换因素是CO2排放减少的两个因素，其中能源效率因素的影响较大，是最大的CO2减排贡献方，而能源转换因素的影响较小。

图5-19　1995—2012年三市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解（分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从具体数据来看，1995—2012年的18年间，北京的CO2排放量从7 043.8万吨增加到10 245.2万吨，净增加3 201.4万吨，其中能源转换减少排放3 011.0万吨，节能减排8 748.3万吨，而由于经济增长增加排放10 283.2万吨（即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的话，由于经济增长会净增排放量的数字），由于人口变动增加排放4 677.4万吨。四者正负相抵，正好等于净增加的3 201.4万吨；上海的CO2排放量增加为11 101.0万吨，其中能源转换减排3 710.5万吨，节能减排13 326.6万吨，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排放量达19 219.9万吨，人口变动增加排放8 918.1万吨；天津的排放量增加为10 919.1万吨，其中能源转换减排1 851.1万吨，节能减排9 025.7万吨，经济增长增排17 053.2万吨，人口变动增排4 742.7万吨。

如果将这18年以200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影响三市CO2排放量变化因素的作用则有所不同。三市的人口规模因素和经济规模因素都是正的作用（增排），其中人口规模因素的作用在三市一直都在增大，说明人口规模变动对CO2排放增加驱动的势头仍然持续；但从经济规模因素来看，后期其作用在北京和上海已有所减弱，而天津则有所加强，说明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规模扩张势头对CO2排放增加的作用已经趋缓，而天津仍然在持续；能源效率因素都是三市CO2减排的重要方面，前后两段作用变化不大，只有上海的后半段有所加强。三市差异较大的要数能源转换因素，天津在前半段还为正向驱动，后半段发生逆转，减排作用突出；北京虽然在整个期间都是负数，但前半段减排作用小，后半段减排作用有所增大；而上海则是前半段减排作用稍大，后半段减排作用有所减小。

2.逐年分解来看的结果

图5-20表示的是以1995年为基点，每年累加的CO2排放量变化要因分析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天津CO2排放的实际变化基本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而北京和上海在近年出现了比上年减少的现象。在影响CO2排放量变化的诸个因素中，推动其增加的最主要的是经济规模因素，说明三市的经济增长作为CO2排放的主要驱动力仍然非常强劲；人口规模也是推动CO2排放量增加的因素之一，不过较之经济规模因素，其影响力小得多，从中可以折射出我国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对CO2排放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能源效率因素是CO2排放减少最主要的驱动力，而且基本呈稳定下降的趋势；能源转换因素的影响力是最小的，说明三市的能源转换基本上没有多大成效，其中北京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天津和上海则是从后期才开始有了减排作用，上海始于2005年，而天津则直到2009年以后才开始有明显的改善。

图5-20　1995—2012年三市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解（逐年）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二）CO2排放强度的因素分解(www.daowen.com)

单位GDP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是衡量CO2排放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政府公布的CO2减排目标就是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要实现上述目标，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影响各部门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从中找出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大小，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减排政策。

1.全产业部门的分析结果

根据前述分析方法，笔者对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市1995—2012年除生活部门以外的各产业部门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的要因进行了分析。

图5-21表示的是产业部门累积的碳排放强度变化的情况（以1995年为基准）。从图中可以看出，2012年三市碳排放强度的实际变化与1995年相比，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影响因素中共同的特点是三市均以能源效率因素的下降贡献作用最大，但其他要素的作用则各有不同。北京的能源转换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都起下降作用，但结构因素的贡献度较小。天津市的产业结构因素和能源转换因素的作用都不大，且产业结构因素从2002年转为正向驱动以后，其作用一直缓慢增强，说明其产业结构中CO2排放强度较大的第二产业有所增强；而能源转换因素在2006年以后其正向驱动力趋缓，2009年逆转为负向驱动，但负向驱动力较小；只有能源效率因素是唯一稳定而强力地拉动单位GDP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上海市的能源效率因素与北京、天津相同，也是CO2减排的主要因素。但其他两个因素的作用则与北京、天津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因素的作用虽然自始至终一直是负向驱动，但作用力不大；而能源转换因素的作用则是拉动单位GDP碳排放增加的因素，且近年来有增强的趋势。

图5-21　1995—2012年全产业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2.各产业的分解结果

图5-22表示的是1995—2012年三市各产业部门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的情况。首先，比较三个产业的数值我们可以看出，三市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均以第一产业为最大，第一和第三产业较小。从第一产业各因素的作用来看，北京和天津的三个影响因素都是负向驱动，起着CO2减排的作用；而上海只有产业结构因素为负向驱动，能源转换因素和能源效率因素则为正向驱动。由此可见，各地的第一产业比重都在缩小，起着CO2减排的作用，而且是减排的主要动力。

图5-22　1995—2012年各产业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从第二产业各因素的作用来看，只有北京的三个因素都是负向驱动（起下降作用），上海和天津则有两个因素为负向驱动，其中能源效率因素的作用是相同的，即为负向驱动，而且驱动力都是最大的，这表明能源效率的改善是最主要的减排因素。不同的是，天津的产业结构因素是正向驱动，说明天津产业结构的变动仍然是朝着CO2排放较多的方向发展；上海则是能源转换因素为正向驱动，表明能源结构改善还有待加强。

从第三产业各因素的作用来看，天津的驱动力较大，而且三个影响因素都是负向驱动；北京和上海的驱动力较小，其中北京有两个因素为正向驱动，产业结构因素是正向驱动，而上海则三个因素均为正向驱动，不过其值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