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省区CO2排放总量变化影响因素比较

笔者利用Kaya恒等式，将地区CO2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为能源转换因素、能源效率（节能）因素、经济规模因素和人口规模因素，对我国低碳试点省区1995—2012年CO2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逐年的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4-23所示（每年累积计算）。首先从各影响因素的驱动力大小来看，各省区基本上都是经济规模因素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能源效率因素，而能源转换因素和人口规模因素的驱动力较小；其次从各影响因素的驱动方向来看，经济规模因素和人口因素均为正向驱动（CO2增排作用），能源效率因素均为负向驱动（CO2减排作用），而能源转换因素除了辽宁和陕西以外也都为负向驱动。其中各省区的共同点是经济规模因素是推动CO2增排的最大因素，能源效率因素（节能因素）是CO2减排的最大因素，这两者的消长造成了各省区CO2排放变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各省区经济规模因素的驱动力均远远大于能源效率因素，即经济增长带来的CO2排放增加抵消了来自能源效率改善带来的CO2排放削减，所以各地CO2排放量的实际变化均呈增加态势（参阅图4-23中的实际变化）。

从具体数据来看，1995—2012年的18年间，广东的CO2排放量从1.59亿吨增加到5.29亿吨，增加3.70亿吨，其中能源转换减排0.52亿吨，节能减排1.54亿吨，两者合计减排量达2.06亿吨，但由于经济增长增排4.39亿吨，再加上由于人口规模变动增排1.36亿吨，两者合计增排量达5.75亿吨，四者正负相抵，净增加排放3.70亿吨；辽宁的四项影响因素中只有节能减排2.60亿吨，而由于经济增长、人口变动和能源转换分别增加排放5.26亿吨、0.21亿吨和0.22亿吨，最终使得CO2排放量增加了3.10亿吨；湖北则由于能源转换减排0.12亿吨，节能减排1.53亿吨，经济增长增排4.19亿吨，再加上人口变动增加排放18万吨，结果是CO2排放量增加了2.54亿吨；陕西和辽宁一样，只有节能为减排驱动，其他均为增排驱动，节能的减排量为0.78亿吨，而能源转换增排0.05亿吨，经济增长增排2.38亿吨，人口变动增排0.05亿吨，CO2排放量净增1.70亿吨；云南的能源转换和能源效率各减排0.04亿吨和0.41亿吨，而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动分别增排1.83亿吨和0.15亿吨，CO2排放量净增加1.52亿吨；天津的CO2排放量增加1.09亿吨，其中能源转换减排0.19亿吨，节能减排0.90亿吨，经济增长增排1.71亿吨，人口变动增排0.47亿吨；重庆的CO2排放量增加1.07亿吨，在各省市中增量最小，其中能源转换因素减排0.14亿吨，节能因素减排0.65亿吨，经济增长因素和人口变动因素各增排1.85亿吨和0.01亿吨。

图4-23　各省区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析（1995—2012）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的推算结果作成

（二）各省区产业部门CO2排放量变化影响因素比较

下面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对中国1995—2012年各省区产业部门CO2排放量变化影响因素作比较分析，并将逐年累积的结果表示于图4-24。

图4-24　各省份产业部门CO2排放量变化影响因素分析（1995—2012）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的推算结果作成

1.第一产业比较(www.daowen.com)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因素对地区产业的影响各有不同。第一，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各省区中经济规模因素均为CO2排放增加的因素，而且毫无例外是各因素中最大的驱动因素，说明农业规模的增长是造成CO2增排的主导因素，其中湖北、重庆、广东和辽宁等省市的驱动力较大；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因素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驱动方向的一致性，但与经济规模相反的是，这一因素属于CO2减排因素，而且是各省市中除了经济规模因素以外的第二个驱动力较大的因素，这说明各省市的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变化（比重的下降）对CO2排放的下降是一个主导因素，其中广东、湖北和重庆的驱动力较大；第三，能源效率因素的影响在各省市中有较大差别，其中对CO2排放起减少作用的是广东、云南、辽宁和陕西，其他省市为方向驱动；第四，能源转换因素的影响是驱动力最小的一个因素，驱动方向也各有不同，广东的减排驱动比较明显，天津、辽宁也属减排驱动，而其他省市为增排驱动，其中重庆、云南和湖北驱动力稍微明显一些。

总体而言，在上述四个影响因素中，除了经济规模因素的影响外，各省市中只有广东和辽宁实现了三个因素的减排驱动，而其他省市则只有两个（如云南和陕西的产业结构因素和能源效率因素，天津的产业结构因素和能源转换因素）甚至一个（如重庆和湖北仅有产业结构因素）为减排因素。

2.第二产业比较

这里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图4-24中表示的各产业单位的不同。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万t-CO2相比，第二产业的单位是亿t-CO2，表明各影响因素的驱动力在第二产业和其他两个产业间不在同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第二产业对CO2排放变动的影响比其他产业要大得多，同时也意味着第二产业减排的重要性。

首先，与第一产业相同的一点是，经济规模因素同样都是驱动方向为增排、驱动力最大的因素，都是各省市CO2排放增加的主导因素，其中辽宁、广东和湖北的驱动力较大；其次，与第一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产业结构因素则无一例外地都是CO2排放增加的因素，说明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然处于增加状态，各省市的工业化进程还在进行，只不过驱动力最大在1亿t-CO2上下，相对于经济规模因素的4亿～5亿t-CO2而言，还是比较小的；再次，与第一产业不同，第二产业的能源效率因素均为CO2减排驱动，说明在第二产业领域，各省市的能源效率提高还是比较明显的，对节能技术还是比较重视的，其中辽宁、广东和湖北的驱动力较大；最后，在能源转换因素中，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相同的是能源转换因素也是诸因素中驱动力最小的因素，但不同的是第二产业能源转换因素的减排作用也比较明显，除了辽宁为增排驱动外，其余省市均为减排驱动。

大体而言，在第二产业中，各省市的经济规模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是CO2增排的因素，其中前者为增排的主导因素；而能源效率因素和能源转换因素则是CO2减排的因素，其中前者为减排的主导因素。

3.第三产业比较

从纵轴的数值来看，第三产业的总体驱动力介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从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首先，第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因素不仅是最大的驱动因素，而且在诸因素中大有鹤立鸡群之感，比其他三个因素的驱动力大了许多倍，说明各省第三产业规模的增加十分迅速，对CO2排放的增加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如果将上述特点与产业结构因素的作用结合起来看，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佐证：在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因素中，除了天津为减排驱动外，其余省市均为增排驱动，虽然看起来增排的绝对量不如第二产业，但这可能是由于第三产业经济规模基数较小的缘故；再次，能源效率因素中除了天津有比较大的减排驱动外，其他省份的驱动力都比较小，而且重庆、云南和辽宁还是增排驱动；最后，能源转换因素的驱动力都不是很大，而且除了天津和重庆是些微的减排驱动外，其余省份都是增排驱动。

总体而言，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各省市中影响第三产业CO2排放的诸因素的减排驱动最不明显。除了天津市实现了除经济规模因素以外三个因素的CO2减排效用之外，其余省份都仅有一个微弱的减排驱动因素（如广东、陕西和湖北的能源效率因素和重庆的能源转换因素），甚至所有因素都是增排驱动因素（云南和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