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纵向分析了我国CO2排放效率演变的省际差异及其原因。下面我们将时间固定在2012年，从横向的角度对其差异形成的原因作分析。

这里的分解模型与前面的时间序列分析一样，只不过前面的分析是将基准定在了上一年，而这里的横截面分析则是将基准定在了各省平均。

运用以上方法，对2012年各省区CO2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如图4-1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影响我国各省区CO2排放效率的因素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在图4-16中负的数值表示的是对CO2排放效率提高的正向影响力，而正的数值表示的是对CO2排放效率提高的反向影响力，故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前者称为正向（提高）驱动，后者称为负向（反向）驱动。

图4-16　各省区CO2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www.daowen.com)

在CO2排放效率较高的省区中，所有省市的能源效率因素都是CO2排放效率提高的因素，而且是诸因素中最大的驱动因素；而能源转换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则不尽相同，能源转换因素对CO2排放效率起提高作用的是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苏等省，其他省市为反向驱动，其中除了北京以外，数值都不大；而产业结构起效率提高作用的有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省市。从诸因素的作用方向来看，只有广东一地的三项因素均为提高驱动，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有两项因素为提高驱动，而天津则仅有一项因素为提高驱动。

在CO2排放效率中等偏上的省区中，除了海南的能源效率因素为反向驱动外，其他省区均为排放效率提高的正向驱动，说明这些省区的排放效率提高的主导因素与前一类型一样，为能源效率提高的拉动作用；而能源转换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的作用则同样不尽相同，两两各占一半省份，能源转换因素起提高作用的是江西、湖南和广西，但其值都很小，而海南、四川和重庆的反向作用都比较大，说明这一类型的省区通过能源转换来提高CO2排放效率的效果不是很好；产业结构因素起提高作用的是海南、湖南和广西，起反向作用的是江西、四川和重庆，其中海南省的产业结构转换作用较大，其他省区相对较小。

而在CO2排放效率中等偏下的省区中，除了河南和陕西以外，其他省份的能源效率因素均起着CO2排放效率提高的反向作用，这说明与前两类省区相比，这一类省区能源效率因素并不是CO2排放效率提高主导作用；而产业结构因素正向驱动的省区更少，除了黑龙江以外，其他省区均为反向驱动，说明这一类型的省区产业结构的转换还处于工业化的阶段；相比较而言，能源转换因素是各省区中推动CO2排放效率提高作用最多的，包括黑龙江、吉林、安徽和山东则都是正向驱动。从诸因素的驱动方向来看，全部9个省区中，只有黑龙江有两项因素为正向驱动的，其他省区则只有一项为正向驱动（山东、河南、陕西、安徽和吉林）或所有各项都是负向驱动（湖北、云南和辽宁）。

再来看CO2排放效率较低省区的情况。首先我们注意到，所有省区的能源效率因素无一例外，均为反向驱动，而且驱动力较之前三类省区大了许多（参阅纵坐标轴的刻度），比同类型省区的其他两个影响因素也大了许多，可见这类省区能源效率因素的反向主导作用十分巨大；能源转换因素的正反驱动作用各占一半，甘肃、贵州、内蒙古和宁夏为正向驱动，青海、河北、山西和新疆为负向驱动，只是其数值都较小；产业结构因素的作用总体也不大，正反驱动的省区也是各占一半，甘肃、贵州、新疆和宁夏为正向驱动，青海、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为反向驱动。从诸因素的驱动方向来看，甘肃、贵州和宁夏三个省区有两项影响因素为正向驱动，新疆和内蒙古只有一项因素为正向驱动，而青海、河北和山西的三个影响因素都是负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