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排放强度是一个衡量CO2减排的相对指标。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惯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CO2排放总量绝对的减排，但我们可以通过降低CO2排放强度来实现相对的减排。中国政府在2009年12月就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45%。由于中国的产业排放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绝大部分，因此，对我国产业部门的CO2排放强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的探讨就显得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们将通过驱动力因素分解来探讨一下上述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的特征是如何形成的。

（一）分析方法和数据

同样，如果我们用C表示CO2排出量，用E表示能源消费量，用G表示GDP，用下标i表示部门，则t年全产业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就可以用下式表示：

此时，

Cit/Eit：t年i产业的单位能源消费的污染排出量（称为能源转换因素）。

Eit/Git：t年i产业的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量（称为能源效率因素）。

Git/Gt：t年i产业的GDP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称为产业结构因素）。

然后取单位GDP的CO2排放量的变化值，就可以得到（3-22）式，将其分解为若干个驱动因素。

这里的Δ表示变数的差值。即可以有以下的表述：

单位GDP的CO2排放量的变化＝各部门碳强度的变化（能源种类转换）的效果＋各部门的能源强度（节能）的效果＋各部门的GDP构成比例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的效果＋各部门的其他效果（残差）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利用这种方法进行分解，如果期间较长的话，容易产生残差（ΔZ）变大的问题。为了尽量缩小残差，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了推导。

设Ci/Ei＝Pi，Ei/Gi＝Ii，Gi/G＝Si，则单位GDP的CO2排放量的变化可以用下式来计算（推导过程省略）：

此处，根据Simple Average Divisia法，α＝0.5。

如此，我们就将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分解为各部门的能源转换因素、能源效率因素、产业结构因素以及其他因素（残差）等几项。

利用上式，对中国各产业部门（除家庭部门以外）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这里所利用的各部门CO2排放量数据、各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以及各部门的GDP数据来源与前述相同。

（二）分析结果

1.全产业的分析结果

图3-8表示的是根据（3-23）式，对全部产业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因素分解（一年间隔），是1995—2012年各个因素的驱动力的累积状况。

从中可以看出，能源效率因素是影响CO2强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其推移状况与CO2强度的实际变化几乎呈相同态势并延续至今，在对象期内基本上是减排驱动，但2002—2004年连续两年曾逆转为增排驱动，说明能源效率改善的作用并不稳定；产业结构因素一直是CO2强度变化的增排因素，并呈逐渐加大趋势，说明产业结构并没有朝着CO2强度减排的方向而发生变动；能源转换因素在整个期间较之前两个因素整体驱动力很小，而且驱动方向变动频繁，说明能源结构转换在整个CO2强度变化中作用甚微。(www.daowen.com)

图3-8　中国产业CO2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1995年基准，累积计算）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下面进一步分为四个阶段来看一下分解结果（图3-9）。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象期间从总体上来看，影响CO2强度变化的三个因素中，能源效率是最大的影响因素，而且是唯一的下降因素，能源转换和产业结构是两个上升因素，而且产业结构因素的驱动力大于能源转换因素。但从分阶段来看，驱动力和驱动方向有所不同，能源转换因素在1995—2000年期间曾经为微弱的下降因素，其他三个阶段逆转为上升因素，但驱动力时大时小；能源效率因素虽然在四个阶段均为下降因素，但同样也有时大时小的波动；只有产业结构因素随时间推移渐趋缩小。

图3-9　中国产业CO2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分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总之，1995—2012年期间，CO2排放强度下降最大的驱动力是能源效率因素，全产业部门1万元GDP的CO2排放量下降了1.322吨，其中能源效率因素削减1.715吨（按照理论上的计算，假定没有其他增减因素而得出的结果），能源转换因素的增排量为0.094万吨，产业结构因素的增排量为0.300万吨，剩下的约0.001万吨可以看作是交叉因素（残差项）。

2.各产业部门的分析结果

图3-10表示了1995—2012年的各产业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驱动分解结果。^[1]首先，从各产业部门来看，第二产业占的比重极大，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小。在全产业每万元GDP产出产生的CO2排放的削减量1.32吨中，第二产业的削减量达1.183吨，占全部门削减量的89.5%，其中能源效率因素和能源转换因素对CO2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分别占整个部门该因素削减量的98.7%和92.8%。而从产业结构因素来看，第二产业每万元GDP产出产生的CO2排放量的增加量为0.32吨，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产业部门结构因素增排量的105.5%，这表明在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增量中，产业结构向第二产业部门转移（特别是工业部门比重的增大）占了绝大的部分。

其次，从各影响因素来看，能源效率因素作用相对比较重要，而产业结构因素和能源转换因素作用相对较小，特别是能源转换因素，作用几乎微不足道。

图3-10　各部门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解（1995—2012年，每年累积计算）

资料来源：笔者作成。

3.各产业、各时期的分析结果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各产业、各时期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驱动因素的情况（图3-11）。

图3-11　各产业、各时期CO2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每年累积计算）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三个产业的数值轴不在一个级别，第二产业比其他两个产业要大得多；其次，从1995—2012年的整个期间来看（图左侧一组），只有第一产业的三个因素都是CO2排放强度的下降因素，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只有能源效率一个下降因素，而能源转换因素与产业结构因素都是上升因素，但这两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大小不同，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因素更大一些，能源转换因素更小一些。

从第一产业来看，初期的1995—2000年期间各个因素的驱动力都是最大的，而最后的2010—2012年期间各因素的驱动力是最小的。在各个因素的驱动作用中，首先可以断言的是，产业结构因素在全部时期都是CO2排放强度下降的驱动因素。很明显，这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降低的缘故，因此农业的产业结构因素的下降驱动力比能源效率因素还大。其次可以看到的是能源效率因素在1995—2000年间的下降驱动作用最大，其后的阶段中不仅下降幅度逐渐变小，而且在2000—2005年期间逆转为上升驱动。最后的能源转换因素则没有多大驱动作用，且驱动方向时正时负。

再来看第二产业。由于第二产业在全产业的绝对地位，所以第二产业与全产业的情形十分相像。首先，能源效率因素在各个阶段都是CO2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驱动力有所不同，与第一产业一样，也是初期1995—2000年的驱动力最大，其后变小，唯一不同的是，2000—2005年期间没有逆转为上升因素，但其下降作用甚小；其次，产业结构因素与第一产业的下降驱动不同，所有阶段都是上升驱动，只不过驱动力在逐渐变小；再次，能源转换因素虽然在各个阶段都是上升驱动，但驱动力同样很微小。

最后来看第三产业的情况。能源效率因素总体上是下降驱动，在初期和末期两个阶段却是逆向的上升驱动，其他两个阶段为下降驱动，其中只有2005—2010年“十一五”期间的下降作用明显；产业结构因素一直是上升驱动，只不过作用有缩小趋势；能源转换因素在初期还是下降驱动，但其后逆转为上升驱动，且驱动力有逐渐变大之势。

这里有一点想要提及的是，从上述的分析结果来看，不管是从宏观角度的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解，或者是从微观的产业部门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变化的因素分解，都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前五年（2000—2005年）的产业低碳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详细分析的必要。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作更深入的探讨，拟将其作为今后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