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对内必须承担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任务，对外又面临巨大的国际气候谈判压力，使我国在低碳转型中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回应国内、国际社会的挑战，是我们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一）我国低碳转型面临的国内压力

中国的CO2排放总量持续增加，国内减排压力十分巨大。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见图1-2），从1971—2011年的40年间，我国CO2排放量从8.67亿吨（CO2换算）猛增到86.21亿吨，年均增长5.91%；但从分阶段来看极不平衡，1971—1980年、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1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6.19%、4.87%、3.28%和9.11%。很明显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CO2排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表明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本质上是能源密集高增长、碳排放密集高增长，是典型的“高碳”发展模式。

我国低碳转型面临的国内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数量和结构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

图1-2　中国化石燃料起源的CO2排放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IEA.CO2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2013 Edition）

1.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CO2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能源消费的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增加，成为世界上CO2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目前还处于较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2010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4 430美元（基于当年的汇率价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非常显著，201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 822美元，而农村居民为874美元，仅达到了前者的31%，消除贫困依然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31]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在今后发展中，如果其他条件不改变的话，不可避免地还会继续增加CO2的排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假如我们简单地选择低碳转型发展，迅速降低碳排放总量，而不顾及其他社会目标，将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将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反过来，假如我们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完全忽视低碳转型发展，将会对我国未来的发展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在国际上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低碳转型对我们的决策机制以及决策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发展进程中要时时处处坚持统筹兼顾。

（1）我国实现工业化与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比重居高不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2012年仍高达45.3%，甚至高于1982年的44.8%。

为什么工业化阶段会带来能源密集高增长和碳排放密集高增长？本质上是因为在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能源密集、污染排放密集的重化工业主导经济增长，从而必然带来CO2排放的快速增长。再加上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单位GDP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都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控制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必然还要持续增长，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将使中国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

另外还有工业品转移排放的问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居“世界加工厂”地位，相比从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单位贸易额的能源消耗和排放均较高。随着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我国外贸进出口造成的“生态逆差”也不断扩大，大量出口产品在国外消费，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环境影响却留在国内，这对我国能源资源和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在当前的统计规则下，由于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过程发生在中国境内，其碳排放量被完全归因于中国。有研究指出，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导致的能源消费占当年能源总消费量的25.5%，承接了大量的转移排放。^[32]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情况不太可能马上改变，因此在减排方面将长期面临巨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呈现复合性、综合性、压缩性的特点。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多年遇到的环境问题是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这些国家长时期遭遇的问题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

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在经济增长初期，环境污染程度随GDP同步增加，当到达某临界点后，环境随GDP增加将得到持续改善和恢复。我国正处于经济成长期，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碳排放量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逐渐攀升至排放峰值，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因此，我国所能做的是通过降低碳强度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逐步挂钩，尽量缩短到达峰值的时间，尽早实现总量减排。

（2）我国实现城市化与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

城市化必然导致CO2排放的快速增长。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增加到52.57%^[33]，增长了34%。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2000—2012年的12年间增长超过20%。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体的城市化率至少要达到70%左右。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住房、交通以及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增加，能源资源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使得城镇成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据有关数据推算，城镇居民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1.8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能源消费的增长，从而导致CO2排放的快速增长。

2.我国能源利用与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

（1）能源消费量与低碳转型的矛盾

能源是维持社会健康运转的“血脉”。离开了能源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在节节攀升，国内能源的有效供给面临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化石燃料生产和利用过程中带来的污染也严重破坏了环境。

与1979年相比，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05年价格计算增长了21倍，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2012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是1979年水平的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6%。^[34]IEA的数据表明^[35]，1980年到2011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CO2从14.9亿吨增加到86.2亿吨，年平均增长率为5.83%。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CO2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5.7%上升到2011的26.7%。

国内大量有关经济增长和排放情景的文献都低估了未来的能源需求，例如，2003年曾有预测认为，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需求总量将从1998年的13.7亿吨增加到2020年的31亿吨（标准煤，下同），2020年CO2排放量将达到约19亿吨（碳素换算）。^[36]而实际上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就已超过31亿吨，达到32.49亿吨，比上述预测整整提前了10年。近10多年来，我国能源消费高速增长，自2010年起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能源消费由2001年的15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37.6亿吨，年均增加1.9亿吨，年均增速高达8%。我国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从本世纪初不足11%增加到22%。2002年至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量占世界总增量的58%。^[37]

（2）能源消费结构与低碳转型的矛盾

就单位热量产生的碳排放而言，燃煤比燃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约36%和61%。我国能源资源的特点是富煤少气贫油，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如图1-3所示，从2012年各国能源消费中原煤所占的比重来看，世界平均为29.9%，而中国则为其2倍以上的68.5%，虽然次于南非的72.5%，但由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巨大，仅中国一国的原煤消费量就占世界的比重的21.9%（图1-4）。巨大规模的能源消费，叠加上高度的煤炭依存，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CO2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图1-3　世界主要国家能源消费中原煤所占比重（2012年）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图1-4　主要国家原煤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比重（2012年）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78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为70.7%，之后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多，其他能源供给跟不上，使得资源相对充裕的煤炭比重一路攀升，1990年这一比重曾高达76.2%；其后煤炭比重略有下降，到上世纪末才又回落到70%的水平；本世纪初持续回落，2002年下降到最低的68%，但从2003年开始出现小幅上扬，“十一五”期间的前四年（2006—2009年）一直居于70%以上的高位，2010年又重新下降，到2012年仍占到了66.6%（参见图1-5），远远超过了30%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我国石油消费所占比例还有下降趋势，1978年占22.7%，2007年这一比例是19.7%，2012年更下降为18.8%；天然气比重略有增加，但上升十分有限，仅由1978年的3.2%上升为2012年的5.2%；而包括水电、核能和风能等在内的所谓低碳能源的比重很低，1978年仅为3.4%，到2012年也仅占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8]由此造成我国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是世界主要国家中最高的国家，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2%，比美国高21%，比印度高25%，比俄罗斯高29%，比法国更高出125%。^[39]

由于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源结构的制约，而资源禀赋又难以调整，因此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量开采和消耗煤炭，不仅对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很大压力，而且造成我国能源系统利用效率低，对环境构成巨大压力。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中国在降低单位能源的CO2排放强度方面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www.daowen.com)

（3）能源利用效率与低碳转型的矛盾

图1-5　中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我国能源需求增长迅速但能源利用效率低，面临降低能源强度的挑战。图1-6比较了按汇率计算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中等发达国家（韩国）、发展中国家（印度以及我国）的单位GDP的一次能源消费（能源强度）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20多年来，中国的能源强度尽管是下降的（能源强度下降说明能源利用效率是提高的，反之亦然），但仍然明显地高于其他国家。以2011年为例，中国的能源强度（6.50，单位：toe/万美元，下同）是世界平均水平（2.50）的2.6倍，是日本的6.5倍，是美国的3.9倍，甚至比印度还高出14%。可见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很低，要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1-6　世界各国能源强度变化及其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能源署，CO2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2013 Edition）数据作成。

一般来说，降低能源强度可以降低碳强度（单位GDP的CO2排放）。这是因为一次能源中的化石能源是有限的，人类发展依赖化石能源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要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同时，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约90%以上是化石能源，CO2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烧造成的，因此降低能源强度可以减少CO2排放^[40]。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能源强度是影响碳强度的重要因素（Schipper L et al（2001）[22]，Greening L A（2004）[23]），能源强度下降是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张宏武（2003）[24]、魏一鸣等（2006）[25]；Fan Y，et al（2007）[26]）。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与低碳转型的矛盾还是很突出的，如何使我国的能源强度进一步下降，接近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3.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与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

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生产生活领域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从实践情况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节能技术的开发使用等原因，也确实使得单位产值能耗具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低碳排放系列技术方面，我们掌握的低碳技术并不是很充分、很先进，还有很大的不足，创新能力不够。如有学者指出，在能源等六大部门降低碳排放的关键技术中，大部分我国目前还没有掌握[7]，很多技术依赖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也面临重重障碍，即使他们无偿转让，我们也要为适应新技术做大量工作，并检验技术的稳定性；何况目前发达国家并没有无偿转让的意愿，一些国家还想靠这种先进技术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来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

落后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足是中国低能源效率和高强度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能源开发、供应和转换、传送和配置、工业生产以及其他终端消费的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过时的技术在中国基础产业中还依然占据着相对较高的份额。由于高技术的缺乏以及大量的过时流程和技术的继续使用，中国目前的能源效率低于发达国家10%左右，单位高耗能产品的能耗水平要高于国际先进水平40%左右。由于中国正在能源、交通和建筑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低效率技术的使用将导致技术“锁定效应”，使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继续保持低效率的能源消费模式，这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构成了严峻挑战。所谓“锁定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等，其使用年限都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期间不大可能轻易废弃，即技术与投资都会被“锁定”。以电站建设为例，如果未能避免传统燃煤发电技术的弊端，则这些电站50年后还会像现在这样较多地排放碳。届时，中国必然已正式承担减排义务，处境相当被动。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超前运筹，避免锁定效应的束缚和后患，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挑战。

4.我国经济实力能提供的成本负担与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

经济增速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中国要向低碳经济转型，减排成本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例如，建筑节能改造需要额外投资约为15%，可再生能源相比传统能源需要额外投资在30%以上。有研究显示，按照中国承诺在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则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300亿美元的成本。^[41]另据估算，要实现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中国差不多每年需要为此投入78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承担至少166美元。^[42]此外，碳捕获与存储技术在短期内成本太高，而且处理过程还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其减排潜力也值得怀疑。

有专家分析还指出，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方向下，汽车和房地产两大行业都面临挑战。近年来急速发展的汽车行业，由于节能减排技术滞后以及大量生产，无论从资源消耗，还是从道路利用率，或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上，都与“低碳经济”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而房地产的一些密闭建筑，在结构和材料选择上都有与节能减排相冲突的问题。建筑物使用寿命短，也容易造成浪费。

还有专家指出，中国1990年到2005年碳排放增速约为6.2%。而根据这次的减排目标，即使未来GDP增速逐步下降至6%～8%的水平，2005年到2020年的碳排放增速也要控制在4.5%以内才有望实现。假如GDP增速更高，则减排投入力度须更大^[43]。

（二）我国低碳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

1.中国碳排放总量占世界份额较大，短期内难以实现总量减排，在国际谈判中处于被动境地

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EA）的资料，2007年中国的化石能源起源的CO2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CO2排放量的21%。此后这一比重持续上升，在2011年更达到26.7%（见图1-7）。

图1-7　主要国家在世界化石燃料起源的CO2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2011）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CO2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2013 Edition）

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年中国的CO2排放量将达到96亿吨，到2030年将进一步增至116亿吨[27]。这对中国如何应对未来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COP15）上中国和美国被作为议论的中心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今后离开中国来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对地球而言，它分不清哪些CO2是从发达国家排出来的，哪些CO2是从发展中国家排放出来的。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同是CO2排放大国，大家都一样，都要减排。有人就会拿这个来做文章，把中国和美国放在同一个标准上来衡量，认为中美两国CO2排放占全世界排放量的45%，中美两国不减排，全世界的减排就毫无意义。在有些国家看来，无论如何，中国的CO2排放已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1/5以上，如果中国不承诺总量减排，就是不够努力。

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美国已经发展到了后工业化时期，而我国才进入工业化中期，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两国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不可否认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排放较多的温室气体。当前的全球变暖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紧密相连，这些国家理应对此承担责任，率先减排；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结，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实现工业化应该属于一个国家应有的发展权利，减排关系到我国的发展权。另外，即使单从CO2排放现状来看，美国人均排放水平仍然远远高于中国，也应该有更大的减排力度。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该是最现实的原则。因此，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同一框架之内是不合理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CO2排放总量在全球份额中不断攀升，以及拥有巨量的外汇储备的这些事实被国际媒体放大，国际社会对我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要求越来越多。这些要求没有顾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惯性、脱贫、改善民生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刚性需求，也不考虑以上分析的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挑战和困难。因此，在目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中，中国既面临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惯性的制约，也面临国际社会高预期产生的强大减排压力。^[44]可以预见，我国的CO2减排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即使在短期内（比方说在2020年前）可以不承诺强制性的绝对减排（总量减排），只承诺自主性的相对减排（碳强度减排），但假如再过十年，我国的CO2排放占到世界的30%以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将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1997年京都会议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站在中国和印度一边，而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26个太平洋岛国集体发表声明谴责一切排放，所以我国面临的减排问题是十分严峻的。

同时，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基础四国”，这些新的身份正在稀释“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的认同效果。中国的态度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转变。而德班大会上中国提出了在2020年后强制减排需要的五个条件，已经可以看作中国政府在态度上的转变，这表明中国对强制减排已不再简单地说“不”。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国际社会的压力，最主要还在于中国自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日益急迫的要求。如果德班会议决议在2020年进入实施阶段，2020年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加入国际减排法律框架，并制定强制减排目标的“大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能源使用，不仅被认为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保障能源安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措施。我国政府一贯对温室气体减排持积极态度，即便是在没有国际协议约束的情况下，也有意愿开展自愿性减排活动，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排温室气体，并于2009年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到2020年我国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这表明了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具体担当。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19.1%，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约15亿吨，为应对全球变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今后在关于世界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过程中，中国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这就使得我国面临的谈判形势十分严峻，谈判久拖不决，回旋空间就会进一步缩小。如何在维护我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其他各方的沟通与周旋，缓解谈判压力，同时采取措施加大减排力度，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在积极开展低碳转型的同时，应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说服别国理解和接受中国的立场，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使应对全球变暖工作走上正轨，这是我国摆脱国际压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一项需要高度艺术的工作。

2.“内涵能源”所导致的CO2的排放问题更加剧了我国的国际压力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制造业的低端位置，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数量十分巨大，由此带来了大量的CO2排放；而制造业的产品大量出口，产品的终端消费者在国外，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留在国内。这种“内涵”排放的问题十分突出。

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内涵能源”所占比例较大。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鉴于中国当前的经贸结构，必然存在巨大的“内涵能源”出口净值。根据估算，2006年中国产品出口造成CO2排放约19.8亿吨，在当年全国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总量中占35%，其中净出口对应的CO2排放约8.2亿吨，约占总量的14.5%。显而易见，这种内涵能源和内涵排放造成了我国CO2排放量虚多的表象，更加剧了我国的国际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