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向的权力安排方面，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承担审慎监管职能和行为监管职能。审慎监管的目标是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发展，其核心在金融市场的供给方；而行为监管的目标是确保金融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和信心，其核心在金融市场的需求方。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和谐体”，在实践中一旦处理不当，往往会忽视某一方面，出现监管空白，进而诱发系统性风险，影响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及金融稳定，阻碍金融发展，降低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15]。

在地方政府监管职责分散且不明确的情况下，金融稳定目标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将吸引资金流入等能带来短期经济利益的事项作为优先任务，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职责置于次要地位。有些地区甚至只顾本地实体经济基础，出台各种文件鼓励支持发展金融业，形成金融盲目发展、“泛金融化”的现象。重发展轻监管，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的问题，不仅不利于政府集中有限资源发展实业，还会诱使企业“脱实向虚”，热衷资本运作而忽视主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16]。比如，一些地方的金融局（办）为促进地方金融的发展，通过制定社会融资和贷款任务，对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进行考核，对排名靠前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这就弱化了地方金融部门监管和化解风险的职能^[17]。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将融资和招商作为首要职能，其次才是监管和化解风险，这无疑会导致风险累积。虽然中央层面设立了国务院金融委，将发展规划职能从监管机构剥离，但在地方层面并没有具体的组织安排，导致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仍要兼顾金融监管和金融规划职能。双重职能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目标行为异化，事前牺牲金融稳定目标而服务金融发展目标，事后包庇推诿、不及时处理风险或者隐瞒谎报^[18]。比如，地方金融监管局（办）往往负责申请区域金融改革试验区，其注重发展职能容易引发地方金融的监管缺位。(www.daowen.com)

从纵向制度安排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承担双重委托责任^[19]。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金融监管当局之间，通过金融分权委托，在中央事权的前提下，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7＋4”类机构和“两非”领域实施属地监管，维护当地金融稳定；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与地方居民和企业之间，通过地方政府职能产生委托关系，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代理地方金融发展职责，满足居民的投资需求和企业融资需求。因此，实施地方金融监管的部门既要服从中央政府维持金融稳定的要求，又要服从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这两者是存在内在冲突的：一方面，地方政府难以掌控“发展”与“风控”之间的关系，在发展地方经济而引入大量金融资源、增大融资规模的同时，自身将难以控制由此带来的风险，对于存在利益冲突的两者进行平衡是与现实规律不相符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部分金融机构有管理权，在需要进行监管的同时具有股东的身份，也存在利益冲突。

各方金融监管部门习惯性将烦琐的日常监管工作推给他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能够促进发展、突显政绩的事情上。在进行监管的各个环节，呈现出的局面是：在能够促进金融发展，迅速看到成效的管理上都很积极；面对问题需要解决、进行风险防范的时候，更多地是迫于无奈、硬着头皮去处理；对于日常琐碎、量大的行为监管，则纷纷想避而远之，导致监管远远不够^[20]。很多地方政府进行金融监管的能力和力量积累不够，有的政府试图将监管工作反推给中央，当然这是极难实现的。所以，更多的地方政府只能将监管活动层层下推，省级将任务施加给地市级，地市级又推给县区级，而层级越靠下的政府所拥有的监管力量就越弱，这导致事后、被动的运动式整顿周而复始地出现，只有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后才会引起重视，地方金融监管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