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金融监管竞争涉及金融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形成的“一行两会”分业监管体系相互协调合作，进行宏观、微观审慎监管，共同维护金融稳定。然而，在一些交叉领域和民间金融领域，“一行两会”的监管不能及时到位，此时地方金融局（办）的成立弥补了地方金融监管的空缺。各个省市的金融监管局（办）的机构职责明确指出，其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45]等金融机构（活动）进行监管，积极引导地方类金融机构的规范发展。中央选择将“7＋4”类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下放给当地政府，201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监管权和风险处置责任交由地方政府，同时强调地方政府要和中央相关部门、证监会保持协调沟通。但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缺乏信息联动机制，相关政策对市场发展有较多限制，跨区域市场之间的监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当地政府缺乏本区域的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权，使监管体系处于一种较为分散的状态，没有激发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活力。在互联网金融方面，2015年由央行与其他部门共同起草、颁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一行两会” 对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等方面负责，但一些省级地方金融局（办）将某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定义为“社会金融服务类公司”以图进行地方监管，对本省的金融服务类公司提出其他要求^[46]。这是一种隐藏性的地方与中央争夺金融监管权的表现。

我国政府的官员升迁与其政绩密不可分，不论是基于升职需求还是基于上级机关下发的任务要求，推动经济增长都必然是政府开展工作的关键任务。而不同的经济发展范围里有可能出现主体重叠或是内容重叠的现象，有限的监管资源便会触发竞争效应，在金融领域的区域间竞争亦是如此。有的地方监管者对该地的金融发展进行强势干预，为了吸引资本流入，降低贷款率积极推动金融扩张。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潜在影响下，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定会展现出商业化倾向，为了增加收入，金融机构会扩大经营的地理范围，开展跨区域的金融活动。金融所带来的资本聚集效应较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本，商品贸易需要资本，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资本……建设可控的金融机构有利于引进资本，推动当地财政税收增长，发展地方工商业经济。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等，都是地方政府追求建立自己所能控制的地方金融机构的产物。但在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地方金融机构很有可能脱离市场规律，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不相匹配等问题^[47]。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政府在监管中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会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性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范围和层级上拥有不同的利益目标^[48]。“监管俘获论”是斯蒂格勒（G．J．Stigler）在其1971年发表的《经济监管理论》中首次提出的对监管公平性的质疑理论，其认为监管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利益的理性经济产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会被管制对象俘虏，为少数利益集团谋求超额利润，造成监管行业的天平向经济利益倾斜，不能为公共利益服务。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主要目标是促进金融稳定，而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其目标更多地着眼于推动金融发展。对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领域，中央政府不愿意放权，而地方政府希望拥有管理权；对于边缘型、复杂型金融资源，中央与地方政府都不愿意涉足，这就构成了金融领域内的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www.daowen.com)

基于功利主义，央地金融监管竞争是指在金融监管领域中，中央与地方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对金融资源进行的监管资源争夺。一方面，对于能促进自身财政收入、有较大经济效益的金融资源争相监管，易造成监管重叠；另一方面，对收益率低、行业交叉多、情况复杂的金融资源的监管职责相互推诿、消极回避，这将形成监管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