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色新闻思潮

19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各国纷纷转向工业化、城市化。其间出现了大量商业性大众报刊，有几分类似于20 世纪末崛起的互联网。从1850 年到1890 年美国报纸发行量增长近10 倍，它们竞争激烈，并广泛深入地渗透了整个社会。^[61]数量激增的商业报纸用通俗化的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更大的标题、更可读的故事、照片和颜色的点缀”都是非常有效、实用和可取的技巧。记者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62]

此时，煽情主义已经发展成了以“大图片+大标题”为形式、以耸人听闻为特征的“黄色新闻思潮”（“yellow journalism”），报纸版面被“罪恶、性和暴力”占据。严肃的新闻工作者《民族》（The Nation）^[63]的主编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Edwin Lawrence Godkin）1889 年对这种低俗化、煽情化的新闻事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中，一家黄色报馆在气氛上大概是最像地狱的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黄色报馆更适合把一个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唾骂的人。”^[64]

（二）瞬间摄影术的发明

工业革命为美国带来了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其中一种照相机的发明和销售更加直接地威胁当时人们的私生活。这种照相机允许瞬间摄影，便携式随身携带，能在被拍摄对象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拍下照片，即使是非专业的摄影师也能操作，它允许任何人对任何人拍照。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斯门（George Eastman）说，这种照相机完全改变了将拍照的那些人的概念。拍照不再是专业人士和富裕的爱好者的领域，而有千千万万的人来实践。摄影作为一个爱好变得越来越流行。^[65]

纽约市的照相机和业余摄影的流行产生了一种摄影“文化”，这种文化赞扬捕捉到当事人的“真实感觉、特征和个性，”当当事人没有意识到拍摄者的存在时才是最好的记录。因为这种摄影“文化”必然导致对不知情的当事人的隐私的侵犯，因此，它是纽约州的立法机关承认隐私权的强有力的推动力。^[66]

《隐私权》正是在“黄色新闻思潮”和便携式照相机的流行这一背景下写作。(www.daowen.com)

当时，出身富家的沃伦夫人在家中举办了一系列社交娱乐活动。波士顿报纸《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Gazette）用被认为是高度私人化和令人尴尬的细节报道了她举办的派对。报纸在沃伦夫妇女儿婚礼那天大显身手，以头版头条报道婚礼，沃伦很烦恼，于是求助律师搭档布兰代斯，二人合作完成了《隐私权》。^[67]

作者严厉谴责了窥探他人私生活的新闻媒体，将擅长违背个人意志公开信息的大众传媒视为威胁受到美国人重视的“个人独处”方式的主要敌人：

最近的发明和商业手段使人注意到保护托马斯·麦金泰尔·库利（Thomas McIntyre Cooley）法官所说的个人和个体的“独处”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瞬间摄影和报纸企业已经侵入了神圣的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无数的机械设备威胁着使“壁橱里的窃窃私语应该在屋顶上大声宣布”这个预言成真。

新闻界正在各个方面明显逾越正当、庄重的界限。闲话不再是游手好闲之人和品行不端之人的资源，它成为一种交易，可以通过勤劳工作和厚颜无耻而获得……为了吸引好逸恶劳之人，报纸的大量版面充斥着毫无价值的闲话，这些闲话只有通过侵扰他人家庭生活方能获得。^[68]

因此，从诞生之时起，隐私权就与大众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今，无论在任何国家，大众媒体都是侵犯隐私的主要敌人之一。在关于隐私权的判例中，新闻媒体占据强势的比例。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由于信息的链接、分享、收集变得更为便利，网站或个人侵犯他人隐私的案例更是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