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诺登爆料“棱镜计划”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过去四年一直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因于2013 年6 月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棱镜计划）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卫报》和《华盛顿邮报》而“一举成名”。

2013 年5 月，斯诺登以治疗癫痫为由申请暂时离职并获得批准。离开美国时，他已在国防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工作了不到3 个月，职务是在夏威夷的一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5 月20 日，他飞抵香港，入住美丽华酒店（The Mira Hotel），在此将秘密文档披露给《卫报》并接受该报采访。6 月5 日，《卫报》发表美国的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ISC)的一道绝密命令，责令威瑞森通讯公司的一个商业分支逐日提供“包括地方电话通话在内的美国境内所有的”以及“美国和外国”所有电话通话的元数据。6 日，先是《卫报》、20 秒钟以后是《华盛顿邮报》披露了据称能让国家安全局实时评估电邮、网页搜索以及其他互联网通讯的“棱镜”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直接接入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以搜集情报，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贝宝聊天、YouTube、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9 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参与了这一项目。

这项计划的目的号称“是要获知世界上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和做的每一个动作”。对网络上的所有流入和流出美国的通信数据以及储存在美国的既存数据进行深度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通信的美国公民。NSA 通过参与棱镜计划的科技巨头们，可以获得被监听对象的所有电子邮件、视频和语音交谈、视频、照片、网络通话、文件传输、登录下线等活动通知以及社交网络细节。

照斯诺登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局已搭建一套基础系统，能截获几乎任何通信数据。凭借这样的能力，大部分通信数据都被无目标地自动保存。如果我希望查看你的电子邮件或你妻子的手机信息，所要做的就是使用截获的数据，然后就能获得你的电子邮件、密码、通话记录和信用卡信息。”

斯诺登知道，棱镜计划是对互联网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恣意侵犯。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民主的威胁。”他认为，互联网的价值，以及基本的隐私，正被无所不在的监控迅速破坏。“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不想生活在一个不给知识探索和创造力留空间的世界。”他决定放弃自己现有的舒适生活，包括20 万美元的年薪、大好的前途、一起同居在夏威夷的亲密女友以及深爱的家人：“我愿意牺牲所有的这一切，因为我不能昧着良心，让美国政府依靠着他们秘密建造的大型监视体系，去摧毁全世界人民的隐私、网络自由和基本权利……我希望能让公众知道，这些以他们的名义所做出来的事情，其实是在对付他们。”

但是，美国官方却不这样看。6 月12 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辩称，美国所实施的大规模秘密监控是维护美国安全所必需的“有效手段”，监控手段经由国会批准。这些监控项目在纽约、芝加哥等地摧毁或帮助摧毁了恐怖分子的破坏图谋。他认为，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损害了国家安全局的行动能力，其结果是令美国及盟友已不像两周之前那样安全。他们已经利用斯诺登曝光的手段阻止了数十起恐怖阴谋。亚历山大还认为，这些监视行为符合美国法律。奥巴马此前也要求公众“明白100%的安全和100%的个人隐私不可兼得，每个人都不得不有所取舍”。^[40]

（二）国家安全与隐私权的冲突(www.daowen.com)

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引起国际各界对美国政府的一派指责之声，强大的监视监听技术使得看到、听到每一个人的动作、声音成为可能。人们担心这样一来人们将会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公开化的环境中。而在这样一个“玻璃世界”，何谈隐私。珍视自由是美国社会的传统，美国人民对政府有着天生的怀疑。托克维尔在热情洋溢地肯定了美国公民高度的乡镇自治精神时，不忘对此作出说明：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目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41]按此逻辑，“棱镜计划”的曝光本该遭到美国民众一边倒似的反对，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向对美国政府保持警觉的美国人民一反常态，没有一边倒地对政府破口大骂。美国独立数据机构皮尤中心2013年6 月10 日公布的民调结果多少出人意料：56%的美国公民表示，可以接受国安局为反恐跟踪对百万美国人进行电话记录监控，41%的人表示反对；45%的受访者表示，若政府的数据秘密收集项目真能阻止另一次类似“9·11”的恐怖袭击，那政府就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民众网络活动的监控。^[42]

是什么让崇尚自由至上，视政府为侵犯隐私的首要敌人的美国民众保持沉默？答案是——国家安全。当政府的窃听以“国家安全”这一合法目的为初衷时，似乎个人隐私就要败下阵来，政府在以国家安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也更加理直气壮。当政府为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实行监督时，公民保有隐私的合理区域与远离政府干预生活这两个行为之间的关系确实会更加紧张。^[43]但是，人们感受到的对隐私的威胁似乎就不那么强烈了。之所以会这样，可能与亲眼目睹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惧感受有直接关系。“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感觉到需要采取激烈的措施阻止新的攻击并且重建被打破的安全感。因此，“国家安全”和“反恐”成为比个人隐私重要得多的公共利益。公民个人能够容忍为“国家安全”这样的公共利益让渡部分个人隐私，即，当隐私权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人民利益时，其权利本身要受到削弱和限制。^[44]皮尤中心的调查结果也恰恰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愿意让渡部分个人隐私，以维护国家安全，重建被“9·11”恐怖袭击摧毁的安全感。

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其进行平衡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但是斯诺登事件至少已经提醒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就像《纽约时报》在评价斯诺登的历史贡献中提到，“如果不是斯诺登，我们不会有立法来支持隐私保护、要求更多监督……而且，关于自由和安全之间恰当的平衡点在哪里，美国人和隐私观更加严格的欧洲人之间也不会进行一场严肃的辩论。”^[45]

事实上，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一直处于博弈状态，民众对其优先性的感知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情势的变更，在一些具体事件中，人们的某些固有价值，包括对政府、对隐私的看法可能会发生改变。

但是，不管民众对待“棱镜计划”的态度如何，秘密监视监听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而且所谓的“秘密”也越来越不具有隐蔽性。“棱镜计划”也许是美国政府的独创专门术语，但是政府的秘密监视监听却不是美国政府的专利。至少“棱镜计划”的曝光已经明示或暗示所有人，其在自以为的隐私领域内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国家政府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掌控范围之内。

隐私观念之一所谓的“控制私人领域免受侵扰”之“控制”意味着个人有选择被侵扰或者不被侵扰的可能性，但是在政府的公开和秘密监视监听中，这种所谓的选择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意为国家安全让渡部分隐私也并不说明是对个人隐私的控制，因为即便民意调查的结果相反，民众反对为安全出让隐私，政府依然不会在监视监听的决策上做出任何改变，所以所谓的控制实则自欺欺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政府为安全之名进行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监视监听，所谓“对私人领域进行控制”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通过假定每个人都有成为嫌疑犯的可能，使每个人的私人领域都具有了公共的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背景下，国家权力机器不断强化而私人领域步步后退这一大的国际趋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