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侵权案件相比，针对隐私权的诉讼为数并不很多。理查德·艾伦·波斯纳法官（Richard Allen Posner）所说，“隐私案件很少见，因为像这样的诉讼，导致更进一步地宣扬隐私的违犯。”^[203]此类案件一旦走向诉讼程序，可能会导致对当事人更大程度的伤害，“通过高度曝光聚焦于伤害性揭露的真实性的审判，恶化了原告的伤害。”^[204]因此，在许多案例中，不管涉及不涉及新闻界，个人都不愿意等着法律救济，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救济侵犯。比如，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不愿意上法庭的，这减少了就隐私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中国传统崇尚和谐和稳定，任何争议都会扰乱社会和谐的渴望。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几乎每个人都试图避免任何民事争议。如果民事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式的解决方法就是调解或调停。

再比如，在19 世纪的美国，人们甚至宁愿武力决斗，也不愿意走向法庭捍卫与名声有关的隐私利益。“诉讼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方式以解决争执，同时避免人们诉诸暴力。它们以金钱替代鲜血。但是仍有许多人相信，对于名声的争吵，‘最好是以不受法律支配的方式来解决’，而法院是‘最后的手段’。在决斗的时期，走上法庭被视为胆小的且无效的。”^[205](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