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但许多措施一时难以收到明显的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并未减退，社会需求继续增长。同上年相比，198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5%，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分别增长22.2%和17.7%，远远高于国民收入11.1%的增长幅度；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0.7%，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过高，超过了能源、原材料工业的承受能力，工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农业因自然灾害频繁和政策上的失误，粮食、棉花、油料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在社会需求膨胀的压力下，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增加，导致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多年未有的18.5%的涨幅。这种情况，给1989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1989年政治风波的干扰以及随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更加重了我国经济的困难。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下大力气抓政治稳定的同时，认真抓治理整顿，以求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1989年11月上旬，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从1989年算起，用3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为此，全会要求：①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控制社会需求要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整顿投资结构；切实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逐步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要在努力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大力压缩财政支出；中央银行必须管住票子，控制住信贷总规模。②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调整经济结构。③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逐步消除流通领域秩序混乱的状况；坚决整顿市场秩序；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坚决制止和纠正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④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同时，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会还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并明确提出过几年紧日子的口号。

由于全党统一了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国务院及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压缩社会总需求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使治理整顿工作到1990年就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市场趋向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控制。1989年9月3日，全国财政、税收、物价大检查开始，至12月底，共查出应交财政余额88.2亿元，已补交入库66.5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79.7%和14.37%。夏秋之后，市场开始趋向稳定，抢购风减弱，社会集团购买力趋缓，物价涨幅逐渐回落。1989年10月，物价涨幅降至10%以下，1990年全国零售物价仅比上年上涨2.1%。人们的消费心理回归正常，由盲目抢购变成了冷静选择。

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热的现象出现降温。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比重上升，生产性投资比重上升，楼堂馆所及其他非生产性建设得到控制。到1989年11月底，全国压缩投资规模368.5亿元，停建缓建项目9597个，许多基建工地被封禁。

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经商办公司热得到控制。1989年9月8日，田纪云挂帅的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成立。1990年底，全国撤并公司10万多个，占原来各类公司总数的35.2%；党政机关办的公司绝大多数已经撤销或者同机关脱钩，机关干部在公司兼职或任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www.daowen.com)

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198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9%，1990年增长5%。粮食生产1989、1990年连续获得丰收，扭转了前四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工业生产也在经历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上半年的市场疲软和生产低速增长之后，从1990年下半年逐步恢复到正常年的速度。1989年和1990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8.1%。

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继续发展。1989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0.5%，1990年增长18.1%。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上升，高档消费品进口得到控制；进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利用外资保持着适当规模，国际旅游业逐步恢复。由于进口的压缩和出口的增长，以及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加，外汇收支由前几年的逆差转变为顺差，国家现汇结存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新开辟了上海浦东开发区。

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新技术成果的普及和推广有新的进展。重点科技攻关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亚洲一号通讯卫星和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发射成功，五兆瓦低温核供热试验堆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大秦线万吨级组合列车运行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又一批科学技术成果达到国际水平。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继续发展。1990年，在勒紧裤带的情况下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振奋了民族精神。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统一的。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围绕并服务于治理整顿而进行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开始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断完善，企业集团的组织有明显进展。以逐步实现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为主要内容的外贸体制的改革，以调整煤炭、运输、粮食、食油等若干种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为主要内容的价格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成功。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继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上升，这对于维护治理整顿期间经济的继续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七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均超过“七五”计划的要求。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7%，超过了4%的计划指标，农、林、牧、副、渔全面增长，物质装备水平有所提高。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超过7.5%的计划指标，是继“一五”和“六五”之后的第三个高速增长期。工业生产能力扩大，技术水平提高，主要工业产品平均年产量，都比“六五”期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5年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1%，农民人均年均实际增长2.4%。即使在后两年治理整顿时期，也保证了全国城乡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甚至继续有所提高。

虽然治理整顿取得一系列成果，“七五”计划也如期完成，但是，财政信贷的双紧政策又带来一系列负效应：市场疲软、经济萧条、大量产品积压、商品削价让利销售战此起彼伏。尽管物价上涨幅度回落，但通货膨胀仍然存在。1989年，全国35.8%的城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财政补贴快速增长，1989年国家财政用于物价补贴就高达400亿元，政府不堪重负。企业资金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紧缩后不但补不上缺口，而且银行对贷款实行到期收回，使企业陷入困难，结果形成三角债连环，发动的清欠运动也收效甚微。众多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半死不活，缺乏生机；66%的乡镇企业在紧缩中纷纷关门或停产。1989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比上年减少14.44%，人数减少16.44%，因为无钱可赚了。农村卖粮卖猪难，收购站打白条现象普遍，吉林省的白条欠款达3亿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