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腐倡廉警钟长鸣

80年代以来，与所谓的民主化和私有化潮流并存，国际上出现了反腐倡廉的潮流。瑞典、瑞士、英国、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苏联、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乌干达等国先后开展了反腐败斗争。

1986年，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和女婿因侵吞巨款，被法庭判刑。1987年，古巴前陆军中将、共和国英雄奥乔亚因走私贩卖海洛因，被处以极刑。1988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因贪污受贿，被美国联邦法院传讯。同年，韩国总统全斗焕因贪污事发，被迫下野。1989年，日本里库路特贿赂丑闻，使竹下登首相及大批官员被迫辞职，等等。当腐败像瘟疫一样侵蚀人类健康的肌体时，人们也在研制、推广防腐药剂，以荡涤污浊，净化空间。

1982、1985、1988年我国先后开展了三次“严打”斗争，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但总体说来惩治不严，力度不大，效果不很理想。腐败现象在许多地方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蔓延扩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诱因之一。

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思想行为的腐化、堕落、败坏等变质犯罪现象。当时腐败黑潮表现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公款消费、投机倒把、生活腐化等，其中主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据民意调查，群众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最关心的是惩治腐败。

1989年5月31日，当动乱还未平息的时候，邓小平就分析认为：“这次出现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³⁷⁾当动乱平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之后，邓小平又强调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³⁸⁾。“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成为动乱之后党和人民的共同呼声。

1989年8月一股股强劲的狂飙从天而降，反腐倡廉的风暴从此开始。7月29日，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七条决定见诸报端，这就是7月27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决定指出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并要求首先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干部做起。8月12日，中央七项廉政决定公布后15天，新华社电讯：中央领导人少量“特供”食品已经取消，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及国务委员的进口高级轿车更换为国产车。8月16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从1988年10月下旬开始的为全国人民注目的五大公司审计结果。这五大公司是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1987年6月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79年10月开业）、光大实业公司（1983年成立）、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3月成立）。五大公司及其52家子公司存在着严重的违法经营问题，被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共5133万元。同时决定撤销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违法违纪人员将移送监察部门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8月26日，新华社电讯称，中央领导人对配偶和子女在流通领域的公司任职、兼职进行了清理，全部退出所在公司。此后，众多的高层次决定和行动陆续出台。中纪委组织25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和催办案件；1989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开始；国家审计署发出对金融机构审计的通知；田纪云挂帅的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成立；全国工商部门全面查处内部腐败；国务院开征筵席税严卡吃喝风等。9月22日，监察部公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制法规。

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告，要求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于10月31日前投案自首，否则依法严惩。8月19日，国家监察部也发出通告，要求有贪污贿赂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待问题。8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反贪污受贿工作局。8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置贪污受贿检察厅，成为专司有关举报侦察立案办案的常设机构。中央及各地举报中心纷纷成立，举报电话公之于众。在两院一部通告的威慑下，到10月31日，全国共有5.37多万人坦白自首，涉及金额4.66多亿元。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3.61多万人中，贪污受贿的占70%，犯罪数额在万元以上的超过10%；党员9363人，县处级干部724人，厅局级40人，副部级1人。到监察机关交待罪行的1.76多万人中，万元以上的也超过10%；县处级干部679人，厅局级干部21人。

在中央反腐倡廉风暴的冲击下，各地的违法犯罪分子纷纷落网。1989年5月，湖南省副省长杨汇泉因清理整顿公司不力，涉嫌官倒而被省人大罢免，成为中国第一罢免案，轰动海内外。8月，公安部通报了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街公安派出所户籍警张玛云，福建省南平地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处长王德才，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户政科科长宋梅英，福建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干部房一强等四起严重索贿受贿案及惩办决定。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传来交通厅厅长朱马·沙比提因访日期间索贿受贿被撤职，后又传来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因支持非法倒卖和受贿问题而落马的消息。不久，海南省长梁湘因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纵容妻儿非法倒卖等错误，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此外，吉林省副省级法院院长王洪模非法办学受惩，黑龙江姚志武等4名50年党龄的高干因受贿入狱，西藏物价局局长徐玉贞以权谋私被革退，安徽省委秘书长洪清源因违法乱纪伏法，陕西省纪委主任魏明生赴宴受礼遭贬。9月以后，正是金秋收获季节，也是廉政成果丰收之时。(www.daowen.com)

1990年，反腐倡廉继续取得新的成果。3月，监察部公布了上年5月青海可可西里地区采金失控、金农遭灾遇难事件的调查结果，格尔木市市长韩德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杨文山因贪污受贿被追究刑事责任，青海省省长宋瑞祥、副省长马元彪负有重要责任，受到行政处分。6月，中纪委通报了以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为首的铁道部运输局和郑州铁路局贪污行贿受贿案。该案涉及科级以上干部48人，包括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徐俊、副局长贾霜、胡均乐、局长助理魏国范，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刘德民、局长何志钜、副局长潘克明等人，犯罪总金额为96万多元，成为建国以来罕见的经济大案。1991年4月，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张辛泰因收受贿赂，主动到最高检察院坦白。11月，国家计委生产调度局副局长王秀英也因索贿受贿被撤职判刑。

198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案116763件，立案侦查58926件，约占受案数的50%。受案数和立案数分别比上年增加1.6倍和1.8倍。立案侦查万元以上贪污贿赂大案13057件，比上年的2943件增加了3.4倍；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875名，比上年的194名增加了3.5倍，内有司局级干部70名（1988年8名），副省级、副部级各一名⁽³⁹⁾。1990年，全国共受理贪污贿赂案94686件，立案侦查51373件。立案侦查的万元以上大案11295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188人，5万元以上重大案件1113件，这两项比上年略有增加⁽⁴⁰⁾。

在严厉打击贪污贿赂投机倒把犯罪分子的同时，中央又全面开展了扫黄工作。近几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发展很快。出版社由1978年的105家猛增至1990年的500余家；各类刊物1978年仅有900余种，1990年发展到5800余种；图书品种1978年为1.5万种，1990年已高达7.9万种⁽⁴¹⁾。图书报刊及音像市场严重失控，不少非法的、反动的、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宣扬色情、暴力和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泛滥成灾。特别是一些淫秽、色情书刊污染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为害甚烈，已到了非彻底清理不可的地步。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各地先后开展了整顿清理图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198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动员起来，全面彻底地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健康持久地开展扫黄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四处巡督指挥下，全国宣传、文化、工商、公安、出版部门联合行动，使扫黄工作以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声势全面铺开。

在这次扫黄行动中，许多地方的党政负责人亲自动手，各地对所有书店书摊进行了1～2次全省（市、区）范围的突击性统一清理，并派工作组深入基层督促检查。这次重点解决堵塞“黄源”问题。针对沿海地区一些城镇大量走私和制作淫秽录像、书刊，推销到内地的情况，李瑞环亲自南下指导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四省扫黄工作。福建省重点查处黄色录像带泛滥的石狮市，浙江重点查处制黄贩黄的温州地区，广东省把堵截境外淫秽出版物作为重点，海南省则注意把扫黄与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结合起来。截至9月底，全国各地共收缴查封违禁书刊约3000多万册，录音录像带40多万盒，取缔制黄贩黄犯罪窝点300多个，依法查处犯罪分子1800余人。

为配合正在深入开展的扫黄斗争，1989年11月13日，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全国统一行动清除“六害”，坚决扫除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社会丑恶现象。199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打击“六害”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198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11086人，批捕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犯罪分子1192人。199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六害”案件3864件，比上年上升42.58%。

惩治腐败、扫黄和除“六害”斗争，是深得人心的举措。由于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威望，净化了文化市场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