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苏关系的解冻

60年代初，随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经济合作的破裂，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昔日的密友反目成仇，报纸上的对骂逐渐升级为兵戎相见，中苏关系进入长达30年的冰冻期。

8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开始有了转机。1982年10月3日至29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政府特使在北京举行第一轮政治磋商。这种定期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的会谈就像马拉松赛跑似的，到1988年共举行了12轮。

在这期间，中苏之间稍高级别的接触大都是以葬礼外交的形式举行的。1982年11月16日，中国外长黄华前往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与当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1984年2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会见了前往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1985年3月1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见了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时重申苏联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动议，李鹏表示中国也有同样的愿望。1984年开始，两国的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往来逐渐增多，中苏两国副总理姚依林与阿尔希波夫先后对对方进行了访问。不久两国同意在上海与列宁格勒互设总领事馆。当然，这一切的往来都是局限在政治以外的领域，中苏两国的关系并没有走上正常化的轨道。

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捎个口信，如果苏联能够消除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联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在中苏边界地区减少军事对峙、包括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他愿亲赴莫斯科会晤戈尔巴乔夫，尽管此时他已不再出国。对此，戈尔巴乔夫在7月28日海参崴之行的讲话中作出了友好姿态。在这次讲话的第二部分“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其亚洲新政策，表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讨论有关形成睦邻相处情势的会谈，并希望两国边界变成和平与友好的地带。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受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欢迎。

1987年2月9日，中苏开始了第一轮边界谈判，双方商定讨论中苏国界全线走向并从东段边界开始工作。1988年8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到北京与中国副外长田增佩举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工作会晤，这是苏联第一次坐到桌边谈论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苏联一直以属第三国事务的理由拒绝商谈。这次会晤的结果是，双方愿意以政治手段促成和平解决。9月28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纽约第43届联大会议上会见中国外长钱其琛，着重讨论了柬埔寨冲突局势的问题，双方商定钱其琛于次年底访问莫斯科。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正式访问苏联，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在3天的访问中，两国外长进行了三轮会谈，主要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柬埔寨问题，双方确定中苏高级会晤于1989年上半年举行。1989年2月1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来到北京，再次为两国高级会晤打前站。双方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了谅解，并发表了《中苏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开始。(www.daowen.com)

5月1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来中国正式访问，1200多名中外记者云集北京，准备采访中苏首脑30年来的第一次会晤。在此之前的2月15日，侵阿苏军的最后一批士兵离开了阿富汗。越南也宣布于9月前撤出侵略柬埔寨的全部军队。5月15日下午，苏军总参谋部在伊尔库茨克宣布，于当日开始从蒙古撤回部分军队，苏军坦克师隆隆地开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乘专机抵达北京，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设宴欢迎。由于学潮的影响，几年来已经习惯在人民大会堂东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被迫改在首都机场举行，而且缺少了红地毯。5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八字真言，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赞成。两位领导人热烈握手长达1分30秒，双方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正式会谈，就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之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5月17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学术界发表了一万多汉字的演讲。中午，戈尔巴乔夫夫妇登上八达岭，饱览长城雄姿。下午，戈尔巴乔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对这次访问表示满意。5月18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确立了双方关系正常化。下午，戈尔巴乔夫离国前特意到上海访问，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基的热烈欢迎。

此后，在1990年4月、1991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后访苏，使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苏两国首脑的会晤，虽然由于中国的学潮和苏联解体冲淡了它应有的色彩，但却推动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奠定了我国同独联体诸国友好外交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