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想界的迷乱和争论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情绪的波动，思想界的迷乱和争论也日趋激烈。一部分人面向现实和实践寻找出路，另一部分人则带着几分盲目热情地吮吸着西方哲人的智慧，掀起了80年代经久不衰的西方文化热潮。

如前所述，1979年11月“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标志着学术界介绍、研究西方哲学热的开始。此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被大量翻译引进，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尼采的超人意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弗洛姆的自爱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马克斯·韦伯的发展社会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等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各种社会思潮，以其强大的物质、科学文明为背景，一齐涌来，几乎挤破了我们的门槛。它打破了我们多年来闭关锁国的狭隘单一的局面，使思想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既色彩纷呈又复杂混乱的态势。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科恩的《自我论》、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艾科卡的《艾科卡自传》、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成为畅销书。一时间反传统的心态十分流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成为部分青年“衡量”中国改革优劣的依据。西方思潮和反传统心态的泛滥，引起思想界的迷乱和纷争。

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和西方思潮的泛滥，冲击着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区团委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与蛇口近70名青年进行座谈。三位报告人首先谈了对深圳的观感，赞扬了党的特区政策的正确和深圳青年的贡献。一位青年认为这是空洞的说教，希望讨论一些实质性问题。曲啸在肯定了大多数青年的贡献后，批评了个别“淘金者”到深圳来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生活好、工资高的错误思想。有位青年起来反对，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淘金者、投机者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创业者与淘金者密不可分，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李燕杰等人认为个体户富裕应不忘国家，应献出部分收入，办公益事业。个别青年表示反对，说你们老讲奉献，没那么回事；无端占有他人的劳动是“左”的残余，个体户捐款是“左”的阴影徘徊下的颤栗。只有理直气壮地将收入揣入腰包，才能体现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曲啸在发言中还说，看到街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心里难受，说明我们国家还很落后，青年应该奋发图强。有位青年认为，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才是落后的表现。在座谈中，彭清一曾问一位有不同意见的青年的姓名，并在以后整理的材料中将分歧上报主管部门。部分青年对此表示反感，认为这不是平等对话，而是居高临下，以教师爷的身分呵斥不听话的学生，把不同意见当作反面教材来批驳⁽¹⁹⁾。

座谈会存在分歧本不足为怪。曲啸、李燕杰等青年教育家在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之时，站在第一线，现身说法，往来奔波讲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受到了青年的欢迎。但是，2月1日《蛇口通讯报》发表了《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3月28日又发表《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4月25日又发表《“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等文章，认为李燕杰、曲啸等在宣传神的文化，是用“榜样—神—超现实价值标准”的道德范式来规范人的思想，是禁锢人的个性、消灭独创精神的手段。这些文章才真正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大的风波，并波及国外。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蛇口风波”问答录》；9月12日，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发表《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澄清某些事实，坚持原有立场。《人民日报》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结果依然是两种观点。

座谈会上蛇口个别青年的观点自然有失偏颇，但以后争论的要点早已不在座谈会本身，风波的实质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千百年来传道、授业、解惑的灌输式教育和我打你通的说理方式已发生危机，在商品经济影响之下，青年渴望平等、民主的协商对话，共同沟通和交流；希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美好生活。“蛇口风波”具有典型的意义，引起了人们的深层思索和心灵震荡。

1988年6月以后，中央电视台先后两度播出6集电视政论片《河殇》，立刻引起轰动，其解说词被一再翻印，达数十万册。《河殇》是对中日合拍的30集《黄河》影像资料的再利用。它的作者群为：编导夏骏（中央电视台编导、记者），顾问金观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总撰稿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王鲁湘（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总监制陈汉元（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87年10月，他们先到陕北、河南等地拍摄外景、体验生活。后来又邀请北京青年学者张钢、谢选骏、远志明共同撰写解说词。在摄制中，他们专门邀请了学术界知名人士20多位到演播室阐述观点。拍制此片的目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讲，即反思古华夏文明命运，揭示悲剧性民族心态，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试图给中国向何处去一个答案。(www.daowen.com)

《河殇》分为6集：寻梦、命运、灵光、新世纪、忧患、蔚蓝色。它以黄河为线索，极力宣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暴虐和长城所表现出的保守内向的文化心态，说明古华夏文明之梦已经逝去，中国近代种族危亡和文明衰败的命运是历史推演的必然结果。他们对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和官僚政治的存在表示忧患，希望给社会以充分的自由，让知识分子的灵光变成太阳，让民主制度在中国安家落户。他们用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来比照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认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政策就是中国新世纪的到来。他们对资本主义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十分向往，并把它作为拯救黄色文明、拯救中国的惟一出路。

《河殇》播出后，评论界一片叫好之声，说什么“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还没有人这么深刻具体地分析观察过我们民族通盘的历史”，认为它“达到了电视艺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寄托了整个文化精英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等等。赵紫阳也亲自出面推荐此片，并压制不同意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人民日报》首先发表易家言的《河殇宣扬了什么》⁽²⁰⁾为标志，开始了对《河殇》的大批判，《河殇》遂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重要表现之一”。

自1986年掀起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以来，思想界形成两种对立的主张：一派主张立刻推进民主政治；另一派主张先实行新权威主义，通过集权政治或精英政治以稳步推进市场经济，最终实现多元民主。1986年四五月间，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炳九在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权威主义，当即引起争论。这场争论到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初达到高潮，以至于人们似乎忘记了那个冬天的寒冷。

新权威主义主张强权政治与自由经济的结合，认为在民主传统空缺的东方国家推行民主政治，容易诱发社会动乱。它以东方儒家文化圈内资本主义世界的崛起为启示，认为民主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不可能齐头并进，应有超前与滞后的区别，有了经济的腾飞，再提升民主的进程。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可以推行强权政治，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成功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新权威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可操作性，是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

对于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北京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发表《中国需要新权威主义吗》一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该文认为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圣君贤相的统治，是专制主义的旧梦重温。中国每一次历史变迁，都以民主运动为先导。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西方大国“输血”的结果，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则如杯水车薪。所以，只有实行民主，才有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远志明也发表《新权威主义的三点疑难》一文，提出用什么保证出现的权威主义是新的而不是旧的、用什么保证集权政治不干涉经济运行、用什么保证权威者能始终维持公众的利益等疑问。

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或发展，而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复归。在民主建设中，它不懂得制度与人不可偏废的关系。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变坏；同样，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建立，以人民为土壤，两者缺一不可。所以，民主政治的操作，要害不全在于民众民主素质和对民主手段的正确运用问题，而在于权力阶层是否适应民主和按民主办事的问题。因此，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权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回答他的学生裴敏欣就国内争论的提问时说，发展中国家采取权威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