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晏阳初在国内的早期实践的工作对象锁定在青年上还有些偶然因素，那么，在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和运作之后，尤其是将平教总会的总部迁往定县乡间之后，他就有意识地将工作的对象明确锁定在青年上了。

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时期，晏阳初青年工作思想来源于对平民基本力量的认识。在《平民教育概论》中，晏阳初说：

……依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不识字的人民占全国总数80%以上，就是全国4万万人中有3万万2千万不识字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6岁至12岁的学龄儿童，虽不能得其概数，但依欧美各国的统计，学龄儿童约占人口总数1/5，所以现在国内至少有7000万的失学儿童。这种学龄儿童应受国家的义务教育；假使政治上了轨道，还有受教育的机会。其余2万万以上的青年和成人，政府对于他们不负责任，社会对于他们没法补救，真是不幸极了。所以应受平民教育的平民，从狭义讲，就是指导这一般失学的青年和成人；从广义讲，就是一般粗通文字没有常识的男女，也应包括在内。^[14]

正是基于这些基本数据，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乃在“除文盲、作新民”的目标下，实行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连锁进行，整体上改进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生活，把青年农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

日本在中国推行华北特殊化之后，“今日中国，危亡已迫于眉睫”的认识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鉴于此情况，已五六年不做公开演讲的晏阳初，应北京大学之邀请，做《农村教育问题与农村建设问题》的讲演。晏阳初认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救亡教育，尤须注意目标、计划与策略三方面，他说：

农村中有成人、青年与儿童……至吾人所视为最重要者为青年，为十八九岁至二十五六岁之青年。因彼等年富力强，可以继往开来。姑就定县而论，全县40万人中，就有8万青年农民，以全国4亿人计算，中国农民青年至少有8000万，除去1000万已受教育者外，尚余7000万人。欲救亡图存，必须抓住此7000万青年。将他们组织训练起来，给他们以文字知识，与其他公民训练，及保健卫生的知识与训练。养成此数千万充实与健全之青年以后，有什么计划有什么目标必能成功，讲到总动员，才真正有员可动。^[15]

基于这些考虑，晏阳初在之后的日子里，将定县实验卓有成效的导生传习制深化，更名为组织教育。而组织教育的对象，正是儿童和青年。

这样实施教育的意义，晏阳初认为有二：“第一，是给一般儿童、青年以一种团体训练、生活纪律。第二，是培养领袖人才。”他进而说，通过组织教育，“一手抓住今日的青年，培养救国的生力军；一手抓住明日的建国主人翁——儿童，做组织的训练。这都是有普及性的，有广大的意义的”^[16]。(www.daowen.com)

至于晏阳初认为应该通过组织教育，从青少年中培养未来的领袖人才，则更是将青年工作提到了新高度。他说：

在组织教育里，有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等领袖，这是发现领袖最自然的方法。现在找天才的方法是用智慧测验，但某人的智慧测验，分数虽很高，同时也是自私自利的怪物，他只管自己，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好，却不肯和人合作；自己虽聪明，却不能过一天的团体生活，更没有驾驭别人的能力。另外有一个人，在二三十人中，他的智慧并不很高，但他能做这二三十人中的领袖，他有驾驭人的能力，这就是领袖了。所以真正的领袖，不一定是智慧高，而是具有多方面的能力的，有充分实际活动的人。在组织教育下，有大队长等十多个领袖，这些领袖我们都可认作具有天才的儿童，如果把这些子弟再作进一步的教育，那将来社会上还会缺少真正的领袖人才吗？中国现在政治界中，一个领袖人物，每每要兼上几十个的委员名义，显见得国内无人，至少是人才太少；而人才的来源是教育。

……今后我们所当注意的，是如何使组织教育更完善，如何改进教法、教材，使内容更充实。我觉得这种教育对于国家的救亡图存，实在是一大贡献。^[17]

晏阳初的青年组织教育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呢？

首先，经过平教会定县实验教育的青年农民，“不甘受日军凌辱，纷纷组成游击队打击占领军，定县城区因此得而复失7次。……日军增援后，即将平教总会工作较久的若干村庄加以包围并用火攻，又用机关枪扫射自烈焰中逃出的男女与儿童，数千名青年农民死亡。在日军占领下，定县农民更不惜牺牲以反抗侵略，充分表现出种种可敬可佩的英雄行为和爱国精神。应该说这也是对定县实验工作的一种极好的检验”^[18]。

其次，晏阳初将这一套组织教育的方式向华中和华西推广，特别是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向中学生、小学教师及农民讲述个人自日军炮火下逃出的经历，并号召全国民众出钱、出力以争取最后胜利。经过教育了的民众，为抗战胜利贡献突出。

对此，有人论说、回忆：“1939年至1942年，日军三次进攻长沙都告失败。这与当时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运用向后退军战略分不开，同时也是民众坚决抗日的功劳。如民众将各种道路完全破坏，田间灌水，致使日本车辆不能行驶，即使武装官兵步行前进也非常困难。正如谢扶雅教授认为，长沙的三次大捷是平教总会在湖南训练民众的影响与效果。”^[19]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青年加以适当的组织，在国难的关键时刻所尽的一份公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