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缘学生人数众多，呈增长趋势

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社会阶层收入贫富差异加大、基础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家庭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问题突出，学生个人和家庭的特殊困难等因素，促成了大量的边缘学生。据测算，边缘学生占未达到法定最低就业年龄学生的比例为30%，部分地区超过了40%；全省边缘学生总数超过300万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教育中“城市教育精英化，乡村教育沙漠化”趋势不断强化，读书成本高涨，毕业后就业难等问题十分严峻，乡村撤并学校的改革等因素都将进一步导致一些学生放弃学业，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边缘学生的发展将呈现快速增加趋势。随着边缘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边缘学生犯罪也将会增加，边缘学生犯罪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

二、亲情缺乏，导致了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家庭对学生的吸引力和督导能力呈下降趋势

在边缘学生中，父母婚姻发生变故的占35.2%，父母婚姻变故在结构上破坏了家庭的教育功能；父母职业流动和义务教育的户籍属地管理制度、住校上学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未成年学生与父母亲分居，仅有21.6%和父母双亲一起居住，父母与子女分居在空间和情感上分割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常态交流；轻视子女品行教育、家庭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家庭关系恶劣导致了父母与子女之间交流不畅、子女对家庭的反叛心理强烈，犯罪前，35.2%的边缘学生有打骂家人的想法，15.4%有报复家人的想法。家庭的教育功能出现了弱化趋势，对子女的亲情吸引力和督导能力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表明家庭对子女犯罪行为的监控能力同样出现了下降趋势。

三、学校对学龄阶段的学生督导能力呈现下降趋势

学校本应该是学龄阶段学生正向社会化的组织机构，担负着最重要的督导学生品行教育的社会功能，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办学做法，导致了学校特别是教师队伍对学生品行教育的轻视。边缘学生在上学期间犯错时，受到教师简单粗暴处罚方式的占62.3%；受到过老师训斥、歧视的占71.0%；56.2%都缺乏和老师的良好关系，或是与老师不相干，或是与老师互相玩心计，或者视老师为天敌。66.0%的边缘学生在上学期间有打骂老师的想法，52.5%有报复老师的想法。教育理念、教育态度和教育方式的偏差导致了学校教育功能的偏差和正向社会化能力的下降，这不仅降低了对学生的监管能力，而且在客观上成为学生脱离正向社会化的推力。

四、边缘学生的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反向社会化特征(www.daowen.com)

边缘学生过早地脱离了家庭和学校的有效督导，建立了缺少正向社会化督导的社会关系。在其经常联系、具有紧密关系的社交圈中，同学占24.1%，儿时伙伴占23.5%，其他渠道结识的人占19.8%，无业人员占16.0%，有业人员占8.6%，网友占8.0%。由于自身缺少应有的是非鉴别能力，有较为强烈的反叛意识，更能接受具有反叛意识的非主流社会思想，有自己的特殊偏好和行为习惯，88.3%的边缘学生在犯罪前浏览过色情网站，63.4%把武打杀人等游戏作为第一喜好游戏，有较为强烈的违反社会规定的情绪和不惧怕行为后果的心理特征。

五、边缘学生偏差行为突出

边缘学生普遍具有较为强烈的反叛家庭、反叛学校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其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得以强化，引发了多样化的偏差行为：在上学时，71.6%的边缘学生有侮辱歧视同学的行为，34.0%有自杀想法，87.7%有喝酒行为，93.8%有吸烟行为，45.1%有吸毒行为，82.7%有离家出走经历，87.0%有逃学经历，74.1%有过早性行为（16岁前）。这些行为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而且有些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偏差行为的常态化，弱化了其惧怕受社会处罚的意识，强化了其反叛意识，是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助推力。

六、边缘学生自我控制力低

由于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边缘学生发泄情绪的方式更具有不健康的成分，在处理与他人的冲突时，采取具有积极意义的“克制情绪、尽量解释方式”和“找其他人评判解决冲突方式”的占33.9%；采取对抗和主动攻击方式（‘针锋相对、主动制服他人、找人帮忙收拾对方”）的占66.1%。其解决冲突的方式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主动攻击性，这表明其自我控制力普遍较低，对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缺少必要的自我控制能力。

七、强化边缘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家庭、学校正向社会化控制力的下降，客观上降低了对边缘学生的督导，间接促成了边缘学生的行为失控；成长环境中，非主流思想特别是边缘学生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反叛思想的诱导，强化了边缘学生的反叛意识；加之边缘学生自我控制力低，多种力量的集合，引发了边缘学生普遍的偏差行为，促成了边缘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强化边缘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正确引导规范其行为，建立边缘学生符合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观，做有利自己、有益社会的人，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