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

建国以来，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在我国文坛曾发生过多次论争。以“文革”为分界线，“文革”前主要讨论什么是人性、人类有无“共通”的人性，以及人性与阶级性、文学作品的人性等问题。1957年，巴人在《新港》1月号上发表《论人情》一文，立即受到批判。随后，他写了两篇短文（《给〈新港〉编辑部的信》和《以简代文》，分刊于该年《新港》4月和《北京文艺》5月号）进行反驳。1959年，巴人的专著《文学论稿》再版，在文艺界引起争论。到了次年，哲学、文艺界对巴人的“人性论”展开了政治性严厉批判，使这个长期争论的学术老问题，并未取得任何进展。10年动乱中，人情灭绝而兽性横行，文艺界更是谈人性、人情色变，畏之如虎，避之唯恐不及。

进入新时期以来，人的问题很快成了热门话题，在人性、人道主义之外，又增加了“异化”问题，这既是历史的反拨，也是新的理论探讨。1978年初，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一文；8月，汝信在《哲学研究》上发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表明学术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从1980年开始，这方面的讨论文章大量出现，到1982、1983年形成一股热潮。据统计，仅此期间有近200种杂志卷入讨论，几乎全国所有大小报纸都登载了讨论文章，发表文章总数750篇以上，出版了20多种文集。各种类型的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枚不胜举，涉及到文学、教育学、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声势之大，为前所未有。

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复活，在文学创作上也早有体现。在新时期的最初几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已表现出对人、人性、人的命运的关注，“文学是人学”的呐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重新确认，最终汇成一股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潮。《枫》、《铺花的歧路》对人性堕落的揭示，《蓝蓝的木兰溪》（叶蔚林）、《土牢情话》、《灵与肉》（张贤亮）、《记忆》（张弦）、《三生石》（宗璞）、《张铁匠的罗曼史》（张一弓）、《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蔚林）、《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刘心武）等作品对人性的探索，很快把“写人生”推向了一个高潮。这当中，雨煤的《月亮升起了》、《两代爱情》、《啊，人》，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作品，引起了评论界乃至整个思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学创作与理论争鸣齐进的情况下，文艺界首先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1980年，王若水在庐山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文艺·政治·人民》的讲话，后又发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进行批评。经过讨论后，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中共中央取消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之。文学得以“松绑”，挺立了起来，开始恢复自己的尊严、品质和相对独立性。然而，1979年白桦的《苦恋》（电影剧本《太阳与人》）和1981年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发表，却表现出另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因此，很自然地受到了文艺理论界的批评。到了1983年初，虽然王若水发表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但在当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全面整党和准备清除精神污染，讨论的形势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报刊上出现了一批文章，把讨论中主张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现象的观点，作为思想理论战线上精神污染的重要表现来批判。讨论的性质也就起了变化。(www.daowen.com)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周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其在3月份“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做了自我批评的消息。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讲话。后经补充修改，发表在《理论月刊》第2期上，以后又出版了单行本。作者在文章中认为，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在于，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宣传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文章着重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特别是主张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由于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已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胡乔木讲话以后，受到指责的观点不再发表，报纸杂志陆续刊登一些与讲话基本观点一致或对讲话观点表示拥护和赞成的文章。整个1984年度关于人的问题的文章大体可分成两类：一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二是深入到马克思著作中，研究人和异化问题，但总的倾向是否认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还包含着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到年底，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文章在报刊上逐渐冷落，似乎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或者，人们对这些问题已失去了兴趣，讨论至此告一段落。

但是，热潮虽已过去，问题却依然存在。就理论界来说，胡文发表后，王若水仍发表两篇与之辩论的文章；这方面的研究并未停止，其主流一度潜入伦理学领域，在理论研究中时有零星火花闪现，余波流韵绵延至今而不绝。可见，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并没有泯灭。就文学来讲，张笑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戴厚英却坚持己见，个中问题发人深思。

人道主义本是个多义的思想体系，如果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让人坠入五里云雾之中。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回顾这场讨论，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局限性所在：一是讨论的基点不够高；二是受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困扰；三是对一些重要范畴、概念的理解、使用比较混乱，以致造成不少逻辑矛盾和不必要的分歧。然而，历史不仅提供给我们教训，它也昭示着自身的意义。这场讨论，对中国文化心理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人们思维的自主性，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面对我国改革的现实，面对和平与发展这一全人类的时代主题，我们自然应当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只要现实生活中还残留着非人道的思想与行为，在文化思想领域就必然而且应该张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解放。因为相对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来讲，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价值观念，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文化形态。因此，人道主义的讨论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下去，直到取得它应有的成果，实现它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