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哲学热及其他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在重获解放的狂欢中，开始了冷峻的民族自省。以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为起点，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会全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与世界重新联结了起来，境外文化便随之蜂拥而入。同时，社会改革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等，必须与改革浪潮保持一致。人们既痛感于“文革”的荒谬，又对改革的走向异常关注；既有对过去理论宣传的困感，又有对西方当代思潮的热衷。由于交流碰撞的机会增多，加上信息传递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使整个社会似乎都失去了平衡，思想文化迅速由单一走向多元，变得更加五颜六色。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客观上存在着种种焦点问题；加上思想禁区多被打破，固有的条条框框不断遭到冲击而趋于崩溃，使得不同阶层、职业的人也具有了共同的话题。这时，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异常活跃，认识很不统一，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便相继而生。在交流、融合、冲撞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探索风气很快形成，从而产生了一个个撼人心魄的思想热点。

1979年11月，第一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它既是中国研究现代外国哲学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西方哲学热的开始。以学术界的研究探索为先导，这一热潮逐步蔓延、扩展，演变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文化现象。

它大体经历了“萨特热”、“康德及西方古典哲学热”、“西方现当代哲学热”几个阶段。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其哲学著作有《想象力》、《情绪论草稿》、《假想》、《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存在主义最早发端于19世纪初期的丹麦，如基尔凯戈尔就首先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个人存在高于一切”等命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对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加以发挥，先后发表《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存在与时间》（1927）等，从而形成为一种哲学派别。“二战”后，存在主义风靡欧洲大陆，德国、法国青年信奉存在主义竟然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经萨特、C·马塞尔、A·加缪等人的完善和发展，英国、日本、美国及拉美国家先后出现了尊奉存在主义的热潮，“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青年运动，便是这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存在主义赖以产生、发展的土壤，是具有忧虑、烦恼、恐惧不安、悲观失望、焦躁等气氛的社会环境。到了60年代，因结构主义兴起，存在主义的传播失去了热劲。然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却为存在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尤其是70年代末的在校大学生们，痛定思痛，更加感受到“文革”的荒谬和自由的可贵。他们那被蹂躏和践踏的心灵，需要安慰，滴血的创伤亟待愈合，因此，萨特哲学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萨特热因此而急剧升温，文章、论著纷纷面世。不过，萨特热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论著铺天盖地，但实际上介绍述评者多，深入研究者少，表面热烈而实质却流于空泛。(www.daowen.com)

由于萨特热的影响，80年代初又兴起了西方古典哲学热。从黑格尔、康德溯源而上，直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方古典哲学以其有别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范畴体系使青年大学生们留连忘返，他们惊叹于这一个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从中吸吮着精神营养。由于大学生们心灵的创伤已逐渐愈合，他们已开始思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等重大问题，因此，这一阶段哲学热的特点是注重认真而扎实的理论研究。

1984年以后，西方现当代哲学热又遍及全国，出版了大量的专著、译著。当时，出套书成为一种风潮，一套就是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上百种。影响较大的有：“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西方学术译丛”、“西方哲学流派丛书”等等。柏格森、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荣格、萨特、狄尔泰、罗素、杜威、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胡塞尔、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卡西尔、皮亚杰、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成了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的议论中心；西方哲学各种思潮、流派、学说如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操作主义，自然主义，过程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解释学，批判理性主义等都进入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这一热潮的兴起源于人们寻求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良好愿望，由此很自然地引起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现代化，如何走向世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信息也传入中国。《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未来的震荡》、《世界面临挑战》等书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导致西方技术革命的新说法，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也被介绍到我国，这些新方法所具有的新的观察角度，新的科学精神，与我国学术界、文艺界以往的陈旧的批评方法、研究方法相比较，无疑对我国文化界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在不满与引进的二重作用下，便在1985年出现涉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的方法论热，以至于该年度被称之为“方法年”。

在新方法的介绍、引进、运用过程中，中青年学者起了带头作用。高尔泰运用新方法研究美学问题，金观涛等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已开风气之先。随后，新方法日益成为人们研究、观察各类问题的武器，以至演变为一种时髦。新方法的运用，本身就带着尝试的色彩，不管其是否成功，它毕竟使我国文艺和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但在另一方面，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大量的新名词的输入和机械套用，很快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在经过一阵新名词的狂轰滥炸之后，方法热迅速趋于冷却。

1985年7月，《文艺报》发表了青年作家阿城的《文化限制着人类》一文，拉开文化热的帷幕。继而，许多作家、评论家著文立说，就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化意识发表了不同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文化热迅速扩展到艺术、哲学、史学等文化研究领域。各种文化丛书源源不断大量上市，世界多种文化学派、文化学科被介绍进来，通过各种讲座、报告会、讨论会等形式广为传播。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西方文化的评价；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虽然讨论中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但基本上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探求中国与中国的文化艺术如何发展等问题的强烈历史责任感，也使众多的专家、学者、作家以至普通知识分子得到了程度不等的锻炼与提高，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与上述热点产生的同时，为了开展学术交流、互通信息，从80年代初起，社团热与沙龙热也风行全国。一时间，各种名目的沙龙、学会、研究会、协会、讨论会等遍布全国，其数量之多，分类之细均为前所未有。它们的出现，虽然也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就总体而言，却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觉醒，反映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反映了人们渴望相互交往与了解，渴望表现自我与发展自我的心态。它们的兴起与发展，活跃了我国的文化学术领域，培养了人才，交流了学术信息，产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提高了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对于这个剧烈变革时代的认识，增强了他们的应变能力，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灵感，对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