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体制改革一炮打响

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这30年中，欢乐与痛苦相伴，成绩与失误并存。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的既有辉煌的骄傲，也有难言的苦涩：波澜汹涌的政治浪潮的冲击，急躁而又不无强制的集体化运动，狂热的大跃进运动，虚报浮夸、共产风的劲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渗透，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恐惧与扫荡，以至天崩地坼的10年内乱……这一切，不但长期把广大农民的身体牢牢禁锢在土地上，而且严重束缚了他们的精神思想。由于种种人为的与非人为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枯萎。数亿农民的温饱尚无着落，更遑论农业的机械化与现代化？

到了7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农村的状况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浩劫过后，国人惊醒，“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也许是穷则思变的产物吧。邓小平复出后，在维持农村秩序稳定的前提下，率先提出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思路，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更打开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界。摆脱了“左”的桎梏的束缚，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便在一些地方出现，并呈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上蔓延。

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秋种几乎无法进行。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毅然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以此为契机，有些社便实行了包产到组，有的实行了“三包一奖，包产到人”。对此，安徽省委给予大力支持，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试点。到年底，凤阳县小岗队首先实行了联系产量的大包干责任制，农村分配制度改革最佳方案自此产生，它预示着一场全国性伟大变革的开始。

到次年下半年，凤阳全县已有80%的生产队实行了到组的大包干，之后，又纷纷转为包干到户或明组暗户。1980年，凤阳县普遍实行了包干到户，当年粮食总产量、农业收入、人均收入、对国家贡献等指标，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经济有了飞跃发展。有了这样的榜样，到1981年底，安徽全省大部分生产队便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在此前后，四川省委在赵紫阳的领导下，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也实施农业改革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从1978年夏末起，四川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引起全国的注目：从1976年到1979年底，全省农业总产值增长58%，粮食总产量由497亿斤上升到614亿斤，平均亩产量从520斤提高到650斤，人均口粮由369斤增加到522斤⁽⁹⁾。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最初，大部分地区还只是偷偷摸摸、或明或暗地搞包产到户，而不敢予以公开。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与指责。1979年1月1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突出规定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等内容，这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体制改革的试验。(www.daowen.com)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9月27日，中央印发了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在肯定集体经济的同时，也指出了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纪要对各地干部群众探索、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了肯定的评价，称之为“很好的开端”；并强调当前要注意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纪要》还要求，对不同地区、不同社队，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方针，或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或维持现状。

由此，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了迅速发展。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同时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农业工作会议，并于次年元旦，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要作到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兼顾。

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于1983年元旦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就农业发展规划、农村发展道路、稳定与完善农业责任制以及农村领导等14个问题作了规定。其核心，一是稳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二是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1984年元旦，党中央又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确定本年度农村工作重点是：在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2月2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国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营社会急需的行业，农村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总的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农村体制改革是最深刻的变化。包工到组、包产到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程度不等地改变了过去“集中劳动，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其实质主要是变更了经营方式，完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此，专业户、重点户产生并不断增多，农村经济联合体、乡镇企业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最终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农业的现代化由此而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当然，几年来，农村改革中所产生的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如何搞好统一经营，使农民的分户经营同国家的计划调节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维护原来的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并增加新的投入，为个体经营户进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如何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克服小农业的局限，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改革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对水利、电力等公共设施的破坏；乱砍滥伐森林现象，耕地面积的减少；人口膨胀；农民进城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冲击，农村基层组织机构的瘫痪；领导的涣散无力；商品经济冲击，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的荒芜；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农村犯罪率的升高；社会治安秩序的滑坡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深化改革的探索中去加以认真对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