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新系统理论

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体系的研究首先是从国家层面上开展的。“创新”一词最初是由美国的Joseph Schumpeter[46]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他提到将“创新”放入体系中,为创新体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新熊彼特学派最先跳出集群地理的定性思维,从企业开始研究,探索不同的企业之间内部交流机制,并发现这种机制已经上升到区域的外部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47]。随着各种理论和体系的成熟,学者们开始转变自己的创新研究对象,开始研究区域层面上的创新。区域创新体系(RIS)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Cooke,1992[48];Cooke&Morgan,1994[49])在研究分析为什么某些地区能够成为最强区域经济体问题上,上述学者突出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共同作用:公司之间的动态网络、丰富的制度体系以及强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国家或某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该创新系统的创新与知识转化能力。[50-51]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的社会体一起组成,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系统重要的创新主体。[52-53]Doloreux[54]指出区域创新系统在空间上更偏向于一种网状结构,要想保持并促进系统内的创新就必须依存不同的创新主体间进行紧密的相互关联。区域创新系统内部在资源要素配置和专业化分工等方面上存在的差异性能够调动系统内主体的积极性,进而促进部分创新活动的产生。[55]对区域创新虽然存在概念的差异化定义,但学者普遍认为,区域创新就是在其体系内部利用多个创新主体相互关联,促使知识的产生、使用和传播,从而有助于提升区域间创新能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城市作为最小的区域单元,可以视作一个完善的经济系统,也是创新的载体。一个区域创新体系又是由许多个城市创新体系所构成,因此,一个区域要想提高整体的竞争力,必须从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入手。[56]城市创新首先要求其自身已具备了完善的、能够帮助其产生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力与知识等资源。而城市创新能力则是指城市依据自身发展战略要求,运用这一系列资源将其进行高效配置,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新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也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一个城市创新的逐步发展使其获得了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加强又会带动其与周边区域城市更加频繁的创新联系,进而提升整个区域创新能力的几率也就更大。

2.新型城镇化理论

新型城镇化水平则是体现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核心指标,它能够直观的体现一个国家、区域或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57]城镇化应该是包括人口、土地、经济模式、居民生活等多方面的彻底转变,不应该片面的使用某个指标如人口或城镇土地占比来表征城镇化水平。[58]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正式颁布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动力。[59]目前,学术界对于新型城镇化概念的基本共识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将新型工业化作为发展动力,　　“绿色、智能、集约、低碳”为其重要特征。[60]

城乡一体化理论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城乡一体化需要把城乡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两者地位相当,相互依赖,共同协调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进行科学分配。[61]而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已经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综合阶段,在该阶段需要牢记城乡和谐的指导思想,强调各方面内容的持续交流。[62]我国学者胡若痴[63]主要剖析了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这两者间的内在和外在联系,认为中国的城乡一体化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新型城镇化则是实现该任务目标的一大核心方式,两者相互促进,均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推进,一种城乡一体发展的创新思维被提出,张来武[64]提议通过创新驱动城乡统筹发展,在消除城乡差异的同时也能够减少创新驱动的部分阻力。可持续发展是在综合考虑环境与资源承载力的前提下,保障当代人的基础生活且不会对后代人的生活质量造成威胁。[65]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要寻找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协调平衡点。[66]新型城镇化是以将人作为核心,资源、人口、环境等多个要素协调发展的城镇化。这就决定了在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时,要充分考虑“人”现阶段对于资源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不会对后代的发展构成威胁,协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坚持走一条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理念和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发展理念相吻合,是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导思想。[67]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弗朗梭瓦·配卢(Francois.Perroux)提出,他认为从狭义上来理解增长极,他可以是一个城市、经济带,抑或是一个产业、一个区域;从广义上来理解增长极这一概念,他指代所有可以推进经济迅速进步繁荣的要素。任何的经济增长在其萌芽之初,都显现在某个增长极或点上,随后再发挥周边渠道的引导作用,以乘数效应源源不断地扩散到其他区域或产业,从而起到带动其他区域或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就能够弱化国家或地区的不均衡经济。[68]然而依据区域增长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将增长极引入某些较为落后的城市或区域时,极大可能会使其发展为区域“孤岛”,也就无法带动其他区域的共同发展。[69]因此,在推进长江中游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时,应选取特定城市或区域作为增长极,大力发展优势或主导产业,建立完善的城镇体系。(www.daowen.com)

3.系统耦合协调理论

耦合这一概念最初应用于物理学领域,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网络的输入与输出存在相互紧密联系的现象。随后耦合理论被广泛直接或间接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为其他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看待耦合现象,是指创新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对方或其他地方产生影响或联系。为了将这种影响或联系进行量化体现,学者们引入了“耦合度”这一概念来表示两个系统间的关联程度。但不足之处在于,耦合度高说明所研究的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在同一时期均呈现很高或很低的“和谐”现象,这种情况下,无法判断两个系统是由于双方高水平协同产生的良性耦合抑或是同时低水平导致的“表面”耦合。

为了能够显著辨别导致高耦合度的真正原因,学者们在耦合系统中融入协调概念,进一步反映系统间的协同程度。从词义上看,狭义的“协调”指代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或系统在其长时间的演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内部原本具有差异性、排斥性的要素属性为了整体的统一性逐渐和谐一致、相互配合。而一个系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外界的刺激会要求系统内部的因子要素依据外界环境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各要素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最终使整体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70]而广义的“协调”不仅包括一个系统内部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也涵盖了不同的系统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量化描述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的程度,学者们引入了“协调度”这一概念。[71]但与单用“耦合度”来衡量相类似,也同样会存在协调度本质有所差别。在城镇化进程的前期,低的协调度代表的可能是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均为低值或一方的高水平发展以另一方的负面发展为代价。

因此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实证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将二者相结合的耦合协调度来共同表征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创新能力与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均为高水平的协同则会产生高的协调值,而低的协调值相对应的也就代表低水平的协同。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是耦合协调度来综合反映研究对象创新能力与新型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协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