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区域创新能力及其评价

在对区域创新的研究中,英国的迪卡夫大学Cooke教授是最早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区域内企业、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等组织机构之间互相作用形成的系统。[1]通过相关文献的阅读与梳理发现,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包括下各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围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内涵界定、评价体系的构建、各地区的空间差异性和影响因素等方面。从研究方法来说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对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对区域创新能力内涵的统一研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试图界定区域创新能力。一些学者从创新机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区域内生产要素被重新利用和组合的能力。Schiuma和Lerror认为区域创新能力就是本地区内实际拥有和潜在拥有的能力的总和。[2]创新能力通过创新机制对区域内的生产活动产生影响,提升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运行效率。Tura认为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对区域内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对资源的开发和再利用,目的是为了保持区域的竞争力。[3]Antonelli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能够有效地结合和利用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各种资源的能力。[4]Dosi和Teece认为创新能力是开展各类经济活动对区域内资源重新整合,从而增强区域竞争力的能力。[5]Cooke和Heirdenreich认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成功地利用新知识和技术,故区域创新能力则是区域内能够成功地利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一种能力。[6]赵黎明认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运用新技术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开发和独立设计产品等方面所表现能力的总和。[7]而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区域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其中,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核心。[8]

自20世纪90年代起,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区域创新能力体系进行评价。吕可文、李晓飞等从知识创新、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4个方面对中国中部6个省份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衡量,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总体偏弱,并呈现周期性波动。[9]杨红霞等从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制度等方面对东三省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衡量,认为企业和人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10]金玉石从技术创新投入、创新支出、创新增长潜力等方面对吉林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衡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对区域内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最大。[11]雷红秀从创新的投入、产出和环境三个层面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创新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呈现出从东南到西北逐渐降低的趋势,并认为创新投入和产出对创新能力都有显著的影响。[12]总体来说,国内外评价体系也体现明显的不同,国际上的评价体系已经发展成熟,而国内的还在研究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标准。这主要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区域选择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导致的,国内学者通常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指标体系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国内对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区域创新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等方面。例如在差异性研究方面:李兴光、王玉荣依据2009—2016的数据对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分析,认为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在观测期内虽然上升很快,但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性也很显著。[13]黄德森、杨朝峰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对30个省区市的区域创新能力的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个省份在研究期内都有了一定提升,但是个省份之间上升的幅度存在差异性。[14]在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方面:邵云飞、范群林等通过对中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区发展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数以和专利产出水平等都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影响。[15]魏守华与吴贵生选用1998—2007年数据为观测期,以中国3个省份为研究对象,研究创新规模、创新基础条件、创新绩效对创新能力的影响。[16]陈柳、刘志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17]

2.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研究

2014年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2018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相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创新发展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互动关系、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协同创新和创新网络等方面。(www.daowen.com)

关于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创新发展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是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研究的热门话题。创新发展绩效包括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创新产出三方面,评估方法主要有单一指标衡量法和综合指标评价法,综合指标评价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王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从经济发展、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以及技术转化四个方面分析对经济带11省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提出影响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研发投入以及技术转化,次要因素是创新环境,同时,基于地区差异性,制定政策措施。[18]刘志迎、陈侠飞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通过构建创新产出变化的LMDI分解模型,综合考量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研发强度、区域创新效率及整体经济发展4个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的创新产出变化的驱动效应。[19]李强和高楠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长江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分化特征明显,湖南、湖北和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较高,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依次递减。[20]戚湧和刘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将近6年的创新效率,发现其整体创新效率水平较高,各省市之间的差距较大。利用Malmquist指数对创新效率进行动态分析,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协同创新网络主体间联系不紧密,东部地区网络主体间联系好于西部和中部。[21]成定平和淦苏美发现长江经济带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效率存在较大差异。[22]

关于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互动关系,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可分为绿色创新发展绩效研究、创新驱动对绿色转型影响研究、绿色转型对创新驱动影响研究。陈华彬通过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5个原始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发现创新实力、创新环境、创新生态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三大因素。江苏、浙江、上海、四川、湖北5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得分排在长江经济带的前5位。[23]吴传清、宋筱筱发现当前阶段,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和科教投入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人口密度、工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消极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两极分化特点;规模效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高于纯技术效率;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梯度分布,下游地区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24]吴新中和邓明亮运用SBM-DDF模型和Lu-enberger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25]刘云强等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发生在整体层面和下游地区,而中游和上游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改善具有微小的负向作用。[26]

关于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李燕萍、毛雁滨、史瑶通过对创新驱动内涵和评价研究的回顾,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模型,并以该模型为基础对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他们发现,中游地区在创新资源投入、创新活动、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4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劣势。[27]张予川和石雨晴运用Malmquist-DEA的方法测算了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长江经济带的九省二市中,只有重庆市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地区差异不明显,而且省际差异正在进一步地缩小;全要素生产率的各分解因素中,技术效率变化对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28]彭迪云等借鉴耦合理论建立二者的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创新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创新能力协调度较低。[29]

关于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徐晔等借助物理学上的耦合定义,对区域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系统的构成和耦合内容开展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区域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指标评价体系,提出了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模型,发现区域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系统之间存在着要素、组织结构和制度上的耦合关系。[30]夏业领等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相同基期和相邻基期协同度,发现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相同基期协同度显著提升,但科技创新系统有序度一直低于产业升级系统有序度,这是制约相同基期协同度提升的关键。[31]时乐乐等认为无论环境规制强度和其他因素变化与否,只要技术创新水平提高,就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高强度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倒逼作用,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依赖于产业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同影响。[32]

关于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叶松等对长江经济带的科技资源集聚和协同创新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集聚与协同创新模型,并从政府、企业、高校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33];靳强和郑庆昌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创新协同度,发现生态环境有序度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历程,而科技创新则保持持续上升趋势。同时,加权灰色关联模型计算显示,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高技术产业投资额、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等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创新协同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34]

关于长江经济带创新网络和创新载体,徐维祥等发现各个城市单元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逐渐形成三大连绵较高协调集聚区,长江经济带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趋势;空间联系的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比较稳定,长三角城市群是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基地和优势集聚区;长江下游地区空间联系的网络密度与网络结构的复杂程度远高于长江中上游地区,并且逐渐形成由以长三角为核心城市圈,牵引长江中上游城市多极化发展的网络结构[35];吴常艳等发现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形成以中下游城市群和上游城市群为核心的两大板块,总体上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呈现“一轴线、两板块、多中心”的经济联系格局;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在经济联系网络模式上分别呈现出“多中心紧凑模式、多中心松散模式、双核极化模式”[36];宓泽锋和曾刚发现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创新网络存在过度根植性和结构洞位置功能缺失等问题。[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