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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科学观察》2012年第7卷第3期P01—P10。如果您喜欢，欢迎订购我刊。@版权所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观察》编辑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过去50年间，化学家在新药研制领域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虽然药物研制的目的始终是发现并测试治疗疾病的新型分子，但近半个世纪以来该领域的工作流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谨此2011年国际化学年之际，汤森路透及时总结相关信息，分析研究了新药研制领域的变革以及未来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制药领域几位关键人物所提出并强调的诸多主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汤森路透 Integrity^SM数据库中2001－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很多观点得到了全面佐证。

在本文中，我们希望了解今后10年谁将成为新型药物的主要发现者和研制者？推动这一行业领域进行变革的动力何在？全球化的进程是否已对化学家在此领域的角色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0年合成新化学实体(NCEs)的数量如何；其中传统小分子医药产品与新型生物制剂产品的比例会否有所改变？

本文将就未来的技术基础如何演变，以及传统学科的旧有平衡会否被打破进行讨论。本文还将评估当前药物研发的速度，并探讨其是否会对化学家在新药研制领域的角色转变产生影响。同时，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学术上的经验匮乏是否会影响这些改变，如果会，那么未来各领域专业人士将在这场工业变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近些年，制药生产的萎缩以及大规模生产某种畅销药品的时代的结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

过去的10年中，我们看到虽然制药工业在市场与研发方面投入的精力和资金不断增加，但生产力水平却在下降，而随着一批主要市场畅销药品即将失去知识产权保护，制药领域的巨头面临潜在利润大幅缩水的危险，使其必须严格削减成本(图1)。近些年制药行业诸多工厂关门、重建、重组的现象较为普遍。

从图1可以看到，2010年药物产品的销售量达到2000年的近2.5倍，研发投入为1.75倍。过去的两年中，随着研发投入的下降出现了成本增加但同时期新药品种却减少的局面，同时新药投入市场的时间周期也较之从前增长了20%。过去10年新药产出的下降迫使一些主要制药企业重新制定发展战略。

这是否反映了整个制药工业的真实现状还有待商榷，但是人们仿佛在罕见病及被遗忘的疾病研究方面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样，用于诊断和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以及已有药物的重新定位都可能有助于降低行业成本。然而，想要准确预测制药业未来真正的走向实为不易(表1、表2)。

畅销药品时代是彻底地离我们远去了还是刚刚开始？据现任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药物及药理学发现中心主任CathyTralau-Stewart博士(之前供职于葛兰素史克公司)称：“畅销药品已经是过去式了。”不幸的是，她认为许多制药公司并不想接受这一事实。她补充道：“制药企业需要彻底改变模式，如果沿用现行系统及流程，经济上无法承受将10个药品而非从前的一个产品同时推向市场。”她指出未来的药物将很可能针对某些特定的人群，药品在他们身上可以发挥最大的效力。如果患者患有相同的疾病或者情况相似但不属于目标人群，该药物可能不会非常奏效同时服用后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研发人员需要通过生物标记物或者经过诊断确定目标作用对象，”她说。“因此，制药企业需要开展10个针对性项目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并非原先的只需要生产一种畅销药品。” 如果通过生物标记物确定的药品受众仅为整个目标人群的一小部分的话，那样就很难诞生像阿瓦斯汀(avastin)这样的药品。但是由于有了生物标记物这一更好的识别工具，药物化学家将可以锁定对药物作用完全适宜的目标人群。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过去5年最活跃的研究发展领域一直是癌症学科，但该领域却只有一种可称为畅销药物的产品。有趣的是神经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领域却分别占有4个和3个畅销药物，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活跃度排名第三，而心血管疾病则在2007年被挤出前五之列。传染病一直是位于活跃度第二位的研究领域，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由于时下防止医院感染的手段逐渐增多，投放市场的新药通常被束之高阁，只有在其他药物都失效的时候才被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而这大大限制了此类药品成为畅销药的可能。

医学化学家DerekLowe——从事美国临床前药物研发工作——从来就不觉得所谓畅销药是一个有益的观念。他说：“如果某家企业研制出了他们认为可以卖出上百亿美元的药物，那么这种产品的畅销时代确实存在，”然而他补充道：“如果一家企业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能售卖上百亿的药品，那么无论热销与否，这家企业应该早已消亡了。”

随着药物研发费用的增加，制药企业转向了对药物重新定位——即对从前不受重视的药物进行再开发利用，用它们治疗罕见疾病。与2001年相比，2010年这些药物的数量已增加两倍。

药物重定位是通过对已有治疗剂的开发，缩短药物研发的工艺与周期，而新产品的用途则有别于原有产品，治疗方向完全不同。

一位从事临床前药物研发的美国计算化学家指出,转向对治疗罕见疾病药物的研究也许并非扭转行业危难的良方。药物设计成本巨大，以及大企业所面临的收益的不确定性，都是导致大型企业在开发治疗罕见疾病药物上裹足不前的原因。他建议：“最好的方法是确定药物的受众人群而不是专门为某些富有的人开发药物，现在的状况是制药企业在研究上投入的越多，新药化合物的产出就越少。”图3显示了2001－2010年间进入研发阶段I期的化合物数量的增长情况。

其实某种疾病在一个时期属于罕见病种并不意味着这种状态一成不变，如囊胞性纤维症、丙型肝炎。随着现代技术和诊断手段的不断发展以及细化病人能力的增强，对于罕见病的界定也在不断发展演变。

不仅如此，Lowe指出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畅销的罕见病药物，他表示：“例如Gleevec,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属于罕见病药物，但销量达数十亿美元，同样健赞公司(Genzyme)目前依靠罕见病药物在行业内有着很好的发展”。同时他也提到依靠“罕见药”概念盈利的前提是寿险公司愿意为罕见病药物赔付高额的保费，“如果不是为此，”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何等动力能激励制药企业沿着这条科研开发道路前行，但那应该比现有的条件更诱人。”

10到15年以前，大型的制药企业瞄准的是大产品。但是DavidLeahy (Molplex 公司首席执行官,InkspotScience主席, 并曾在阿斯利康任职)提醒到：这一时代已经远去。目前，虽然单个罕见病及药物所产生的回报远小于从前，但多种组合汇聚则收效可观。他还说：“我们现在的注意力应分散于诸多更细微的东西上，关注那些发展稳定、适于小范围但市场数量众多的药品，以及更有针对性和特定目标受众的药品。我预计罕见病药物的年产值将达5000万到2亿美元，随着行业的逐步成熟收益应该更多。”

AllanMoorman，前国王制药有限公司 (现属于辉瑞公司) 药物化学研发高级主管，认同到2020年进入市场成为畅销药的产品会减少的观点。他说：“这不仅因为人们更加注重药品个性化，同时通过更多公司对市场的不断开拓，他们的合力必将推动细化药品行业向前发展。因此我认为今后能主宰市场的顶级畅销药将会越来越少。”

当然，制造数十亿美元销量的畅销药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但人们并不会忘却它的存在。一旦有新的畅销药出现，制药企业绝不会让机会轻易溜走。GSK顾问、阿斯利康公司药物化学部主管Paul Leeson在英国查恩伍德接受采访时解释到，瞄准畅销药的策略已不可取，但是机会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出现。人们可以制造出赚钱的药物但需要时间的积累，而非一开始就宣称能在五年内赚取两百亿美元，事实上要创造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分子很难。他认为人们将会开发出更有用的分子，制药企业也将会接受从众多的研发组合中获取较小的单项收益继而积少成多的现实。

在未来10年中，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将通过药物重定位这一途径降低他们的研发成本。通过对某种旧药的开发使其重新定位成为用途有别于从前的新药，治疗与原先适应症完全不同的病症，这样可以缩短研发周期。在过去10年中，萨力多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药物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研制出，是用于治疗早孕反应的镇定药物，由于可导致胚胎畸形而在60年代初期被撤回。1998年，FDA批准萨力多胺可以用于麻风性结节红斑相关损伤的治疗，并于2006年通过快速审批程序批准与地塞米松联合治疗用于早期诊断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由于可以依靠更好的新型诊断手段，使得人们对特定疾病患者进行细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这无疑会催生更多针对特定子群体患者及罕见病患者的旧药重定位产品。由于适应症患者或身患罕见病的病人数量不多，因此对比药品投入市场后的销量，开发全新药品的成本就会显得很高。而旧药，由于其研制阶段所需的大量资金已经投入，所以采取重定位策略所需的研发费用要少得多。

规划未来药物开发的远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意义上讲，大型国际公司一直跻身于行业的前沿，但是现在高等院校的衍生公司、研究机构、慈善机构、公司联营机构、制药及生物科技领域的中小型公司，甚至政府的研究实验室都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药物的研发，并逐渐挣得一些小众市场的席位，同时这些机构也开始了和更大型企业的平等合作。

大型制药企业内部研发能力的降低，使其不得不通过与上述小型企业或机构的合作将研发活动外包或虚拟化企业内部的研发。这一趋势在欧盟、美国、亚洲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中越来越明显。同时，企业也开始将研发部门转移到新型市场所在地，像辉瑞、诺华、葛兰素史克以及阿斯利康这样的企业，他们都关闭或者缩减了在英国的研发，这一现象也多见于其他国家。这就导致了制药行业内部专业化学家人才的流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小型公司、院校等机构重新谋得职位，或者创办自己的公司。这些交叉因素直接导致了当前研发的萎缩和区域性转移等局面，同时也产生了对行业经济稳定性、投资决策以及预期回报等问题的重新评价。因此也使得人们对于开发和获得小分子药品和生物制剂之间的相关成本进行不断地重新比较与评估。

不幸的是将药物研发外包给新型经济体国家会对美英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Tralau-Stewart表示：“我们将在这一原来由我们主宰的行业失去领先地位。我们必须马上解决这一问题，资助学术/生物技术的先期研发中心，以此维护制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Moorman指出：“撇开各地的经济不谈，目前全世界的药物研发大部分都是在小型专门生物制药企业开展的，无论是英国、美国、西欧、东欧、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还是墨西哥，所有这些国家在药物研发上的努力都不会间断，但是并不是在大型的制药企业，而是小的专门生物制药公司。”(www.daowen.com)

越来越多的药物研发将不可避免地在北美和西欧以外的地区展开。Lowe说：“我不认为药物研发会在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消失，但是基于盛行多年的技术外包，这些公司会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开设多个研发中心。”中国的人口已接近14亿，大量的市场机会等待开发，想要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就需要与中国的行业及政府保持良好的联系。Lowe表示：“中国的市场如此巨大，而中国政府又与市场准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企业和机构都在想尽办法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的联系。”

近期的专利数据证实了作为药物研发新动力的亚洲在该领域的成长(见图4)。2005－2010年间，中国与药品相关的专利数增长了7倍，而美国和欧洲的发展基本稳定，同时期日本则下降了28%，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均有所发展，但都不如中国迅猛。显然，由于在亚洲一些地区成立新的研发中心以及对原有机构的扩充，专业的化学家在此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该地区的药物研究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有趣的是近些年与感染性疾病相关的专利数量在欧洲和美国有所增长。图4显示感染性疾病相关专利活动的增长为16%。这也许预示着欧美的注意力正在向感染病学方向转移，其动力应该是对付对抗生素耐受的耐药菌株，而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和日趋严重对欧美公共健康安全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在欧洲和日本，早老性痴呆症领域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对这些领域关注度的逐渐增强与人口的老龄化有关。由于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人类已成功地降低了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加之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地球人口已明显老龄化。因此老年医学类疾病的发生呈增长态势，而这给制药公司提供了开发有效治疗老年疾病、缓解此类疾病病变、降低死亡率等药物的更大市场机会。

人们永远无法预测哪些新的技术对行业和药物研发的影响更加深远，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药物治疗的领域已更加宽泛，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人们在战胜了青少年各种身体不适抑或贫苦的生活及环境所带来的各种病痛之后，随着年龄的不断累积却发现等待自己的是更加可怕而众多的疾病：老年病、癌症、疼痛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诸如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综合征的脑部疾病。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正是制药企业通过化学设计、药物适应症选择以及疗效验证等环节生产服务于市场的产品，重振企业雄风的机会。除此以外，企业还可在竞争力的培养、信息的收集、管理及解读方面有所加强，当然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一些行业专家如Leeson认为，有关新型药物研制技术的提法其实是华而不实、大而无当之物。他表示我们无法通过单一的方法获得成功，更准确地说，技术并非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整个基因序列的排序、组合化学技术、药物筛选、分子建模以及基于片段的药物设计等新颖的先进技术，但是在新药物产出上却不断下降。这也说明了新的技术并非解决问题的钥匙。

过去几十年中，制药企业开发的药物先导物通常是利用传统药物、高通量药物筛选及分子建模等方法，“遗憾的是这些研发仅是基于对靶点非常浅显的认识”Tralau-Stewart说。这就使得在每个工艺环节都可能出现失败，前导物常常在进入临床阶段之前就宣告失败，即虽花费了上百万甚至上亿的投资，产品却不能应用于临床。因此，未来10年，药物的研发需要新的范式，即学院派在此过程中将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药物研发的初级阶段。决定未来10年药物研发成功的关键在于更加注重对药物的理解，使其更适合于临床应用，在药物研发过程中首先要搞清楚其中的生物学机理而并非一上来就动用化学手段，而这些工作大多需要在学术场所完成。但是，单单依靠学院派是不够的，“我建议学院应该与行业内的企业通过生物技术选准合适的方向进行合作，共同努力推动项目向前发展，这也可能是对化学领域的一种促进”，Tralau-Stewart补充道。

然而Moorman也表示从小分子药物向所谓的生物制剂转化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他说：“我们现在有了组合化学技术，有了高通量筛选方法，也提出了不同细胞株受体的过表达，但是我们始终无法识别作为药物的合适分子，更多的药物在研制的第二、三阶段由于安全和疗效问题败下阵来。”一些观点认为，从其含义来看，生物制剂在临床上应该比化学小分子药品更为成功，但是这并未得到证实。“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技术使得我们只是用这些技术去做事情，而不对所从事的事情进行思考。”他还表示：“目前，药物研发不会马上从运用化学方法生成的小分子化学药品转向通过基因工程抗体、肽和蛋白质等生物方法生成的生物制剂上来，小分子依然会是药物研发的主战场。会有生物方式的存在，并且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发展，但是未来10年内小分子依然是药物研发的主力。

基于此，我们需要拓展化学药品的空间，去发现全新的片段、成分及类药前导物，而这需要仰仗前面提到的那些多样性的组织形式和协作方式。我们现在还无从知晓这种机构联盟如何展开工作，以及这样的创新和大规模的合作如何推动药物研制的发展。不仅如此，在经历了多年大型制药企业对小机构的收购之后，大公司的联合和重组未达到平衡的状态，对于他们之间的联合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虽然学术-产业的合作热情很高，但遗憾的是在产业界内对此存在一些质疑，认为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功能有所下降，对合成化学没能提供很好的支持。“全合成是一个充满智力挑战的领域，但我们看到‘全合成’在走下坡路，”Leeson说，“从前院校是培养解决化学问题型人才的热土，但是今后博士生可能并不能在化学问题的解决上像原来那样训练有素，而这一技能是药物研发所必须的。”

“学院可以结合行业特点提供很好的医药化学课程，”他说，“但是从时间和资源方面考虑，这对学生来说是好事情吗？学生学习有机化学、成为可独立处理问题的研究人员、掌握先进合成技术、具备所有基本技能，然后再加上一层药物化学的外衣就是对他们更好的吗？”由于大多数观察员认为小分子依然比较普遍，比如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保持小分子比例为70%～75%，所以在药物研发领域我们更需要有能力的化学家而非合成技术能力薄弱的博士。

与之相反，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副校长AlexTropsha教授相信学术院校依然会为药物研发人员提供主要的专业知识培训。而由于目前一些制药企业研发中心的变化，一批经验丰富的行业内学者正从企业重返学界。然而他也表示现代制药研发仅依靠化学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能够全面理解生物复杂性的化学家，同时也需要来自专业院校的人类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细菌生物学家等。现在我们所需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有机化学家，还要求他必须对小分子药物的生物机制和生化原理有所理解和认识，并且在生物和信息领域都受到过专业训练。

Leahy认为：“单凭药剂化学家的化学技术进行药物研发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称之为‘药物猎手’的科研人员。”他们有药物设计的背景知识，同时与单纯的有机合成化学家或分子生物学者相比，还拥有更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可以在药物研发中得以发挥。因此，新生代的药物设计者应来自更广阔的领域。“他们可能来自生命科学、合成化学，但更多的会是涉及计算机科学、微生物与分子生物学、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以及分析学等相关学科的人才。核心的技能则更多地转向对治疗靶点的认知和把握，而非仅仅通过化学合成药物。”

Trosha强调：“化学依然很重要，但在化学中会更多地吸收生物学知识。那么在传统的制药和生物制剂的天平上，二者的权重分配可能会有所变化。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品可能更多出自于多肽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而今后的中心则更偏重于生物制剂。”

大多数制药企业的目标是生物制剂的比例占整个产品的50%，但是目前还是小分子药物占优。生物制剂是由复杂的大分子构成，开发起来费用昂贵。大型企业青睐生物制剂的原因在于开展生物制剂的研发有助于提高企业实力。但如果现实发展更倾向于Leeson的预测，或者如Leahy所提到的行业中出现很多小型企业竞争者，那么占据市场大部分份额的还将是小分子药物。

作为制药企业来说，究其本源应该是生产治疗疾病的产品，最根本的即是对疾病的关注。但现在企业在一些治疗领域已经逐渐偏离了这一初衷，因为生产治疗该领域的药物无法维持企业丰厚的利润，比如，控制及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及其他一些药品因市场饱和而滞销，药物专利行将过期，以及仿制药的出现。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疾病市场等待开拓，例如多种不知病因的综合症或疾病，以及一些伴随如不宁腿综合征、社交焦虑症等不确定症状的疾病。

如Tropsha所提到，药物要经历“死亡之谷”，指的是药物从研发的最初阶段即发现生物活性分子，到经过第一、二阶段试验，最终投向市场成为商业化产品之间漫长的过程。他说：“由于研发资金的欠缺，许多很有希望的新药并不能通过最后的商业测试，导致研发努力付之东流葬身于死亡之谷。为避免这样的情况，药物研发不仅需要学术环境，同时需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公私合作计划(PPP)、风险投资或基金会的支持，共同协作完成。”

根据Leeson的预测，10年后即2020年的行业状况与现在不会有很大差别，他对于新化学药数量的增长也表示乐观，他说：“考虑到药品发展的时间窗，从化合物的发现到形成可售的商品药物需要经历10年时间，而从生物突破的创新概念到出产药物则需要近20年时间。因此，2020年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今天我们所从事的……据我们所知，与过去10年相比，10年后生产线将大为改进。”到了2020年，我们应该正经历创新的开始阶段，并且发展将会越来越好，特别是之前几年对罕见病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药物研发还有一些重要领域需要关注。生物标记物很有潜力并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采用生物标记物方式，我们可以选择利用特定的个体化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随着更多标记物的出现，个性化药物的后基因概念将引发更大的研究热度。因此，有一些治疗领域的研究得不到重视，针对的治疗药物也将严重缺乏。

虽然从产品出发分析制药行业已经十分复杂，然而在我们竭尽所能希望预测或者评估未来行业发展时，有一个对认识制药行业历史十分重要的因素通常被我们忽略，那就是顾客。当然这里的顾客指的就是制药企业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患者。过去几十年医学界的主要做法是为患者开固定处方，今后的模式将逐渐转为保证对正确的病人使用正确的药物。

Leeson说：“药品的消费者当然还是患者。”但是，疾病的焦点可能将向越来越狭小的领域转移，生物科技可能会重新进入那些已被大型制药企业放弃的领域。而对患者的用药，无论是通过更好的诊断手段还是基因谱分析亦或是通过生物识别物进行判断，都应尽量对正确的病人使用正确的药物，即对症下药。

药物研发在经历变革，畅销药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虽然那依然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年代。随着行业的发展，制药企业经历了合并也见证了分裂，现在又搭上了注重开发所谓生物制剂而非小分子药物的“小同僚”——生物技术。这些改变说明，如今的药物研发最需要的是合作，企业间的合作，与生物行业的合作，以及与学术界的合作。

在某些情况下，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专利数量在萎缩，但是，为高速诊断技术和个性化药品提供了机会的后基因时代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对罕见病的研究以及对药物的重定位，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曾被忽略或忽视的机遇。不仅如此，从前一种畅销药就足以维系一个单一的跨国企业生存1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如今，十几个并非重量级的、但同等重要的药物(无论小分子药品亦或生物制剂)将成为我们对抗各种疾病的主力部队。证据显示，虽然治疗靶向稳步增多，但市场上的药品却在逐渐较少，不过随着各领域小型市场的开发，这一局面可能会被扭转。

虽然目前对两类人员的需求都很强烈，一是成熟的有机合成化学家，二是那些能够理解化学小分子结构机理、生物化学性质以及产品经济性的多学科科学家，但鉴于迅速变化的环境，人们对制药行业的需求也在发生着改变。化学家在制药行业所扮演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同时对于未来的科学家该由谁来培养也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学术界通过将生物科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相结合，已经把这一硬性科学成功软化了，而也有人认为学术界与产业的联合更有利于扩宽知识的广度，提高进入行业人员的素质。

未来10年，基于生物信息学原理的数字化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生物制剂的数量也会继续增加。目前，许多化学家的职业定义也发生了改变，从传统的合成化学发展到引入更多的计算化学内容，而今后随着行业与生物学的关联度越发明晰，化学家的职能还会不断向前发展。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相对于新的分子实体来说生物制剂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

企业将继续在低成本地区从事研发以期降低企业成本，亚洲国家及地区专利数量的增长佐证了这一事实。随着行业内不断涌现的企业间的合并、收购，以及生物相关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制药行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阶段。然而，制药企业关闭在欧美的研发部门，将这部分业务外包或转移至成本低廉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药行业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不再是药物研发的霸主。对于学术界而言，从前它们可能更多的是作为推动行业基础学科发展的助推器，而今学术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到了药物的研发上来，并在过去10年中将专利产出量稳步提高。

过去50年，药物的研发、制药行业和学术界对于疾病治疗靶点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多样性的进化等方面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此2011国际化学年，我们不仅可以展望行业的新目标、新方法，同时也可以预见在今后的50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里发展和变革依然是行业的主流。但是，无论现在抑或将来如何改变，整个行业、学术界及科学学科本身最根本的关注焦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