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权在对东北宗教各派别施行残酷的宗教统制与迫害时，东北本土佛教徒随即相应地分为三派，即亲日投降派、中立派（钻研佛学，传播教义）和反“满”抗日派。

如光，半路出家，通晓世事人情，又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佛学修养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连东北佛教长老倓虚法师也很器重他。九一八事变前，如光任哈尔滨极乐寺方丈，表面上看，如光虔诚笃信佛教，清高稳重，俨然一个大和尚的风度。他讲经通俗易懂，很受听者欢迎。但是，事变后，他一变成为亲日卖国、谋取私利的政治和尚。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尚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以随军教使的身份进入东北、身负政治使命的日本比睿山天台宗僧侣武藤顺应、加藤顺正来到哈尔滨极乐寺，秘密考察、搜集东北地区佛教历史及发展等情报。当时任极乐寺方丈的如光，热情接待了两位日本僧侣。在任信、澍培和尚的回忆录《伪满佛教总会会长如光》一书中记载，“在他与日本僧侣会谈时，对日本佛教表达出深深地敬慕之情。并且流露出想要访问日本，学习日本佛教精粹，以增进‘日满佛教的亲善与团结’的想法。如光的政治态度深得两位日本僧侣的赏识”。

武藤顺应、加藤顺正回国后，立即积极促进如光的访日进程。1934年春，如光率领答礼访问团赴日访问日本比睿山延历寺。所谓“答礼”，用如光的话说，就是“日满亲善团结”。答礼访问团团长是如光，成员有哈尔滨的普一、普光和尚，王瑞华居士，绥化的静空和尚等，都不是东北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可见，如光的亲日行为并未获得大多数本土僧侣的认同。

日本天台宗僧侣在与答礼访问团的座谈中提议，以日本与满洲互派留学僧侣的方式，派遣日本僧侣进驻哈尔滨极乐寺和新京（长春）般若寺。然而，仅仅作为极乐寺方丈的如光却以东北佛教界领袖的身份自居，承诺了日本天台宗提出的全部要求。

从日本“凯旋”不久，1934年夏，如光按照伪满洲国民生部的指令组织代表团，参加日本佛教界主办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如光被任命为“满洲国”佛教代表团团长，长春般若寺方丈澍培任副团长，组成了有伪满民生部教化局宗教课课长王裕加等28人的庞大代表团，其中包括喇嘛6人。伪满民生部对如光表示，这是一次具有政治使命的国际大会。如光立即表示“决不辜负政府的期待，必能增进日满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与团结”。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佛教青年会，会长是日本僧侣德田能一，如光任副会长。如光在就职发言中说：“释迦的基本教义就在于发扬大乘救世的精神……今天，在日本天皇的翼赞下，我们（伪满洲国）与日本友邦携手共进，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是佛教徒的光荣使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提出的重要口号，如光在就职发言中特别提出来，以取悦日本主子。会后，如光还对弟子今井昭庆表示，他对日本佛教界的发展感到非常惊讶。如光的亲日态度，深受日本各界的欢迎。会议后，如光一跃成为东北佛教界的政治领袖、伪满洲国政界的上层人物，身价倍增。为了方便做事，如光常驻长春般若寺。

如光驻长春般若寺期间，经伪新京特别市公署行政处处长董旸的介绍，认识了伪新京特别市公署总务处处长植田贡太郎。植田神通广大，有权有势。植田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他与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关系密切，后来又调任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局局长，是全东北的警察头子。植田也“笃信”佛教。如光借机巴结植田，为自己的升官发财寻找靠山。如光经常设素斋招待植田全家，并时常赠送礼品；如光还在般若寺特设道场做法事，祈求“日本皇军取得胜利，武运长久”，“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因而，植田对如光深表赞赏。

此外，如光还费尽心思为植田老母庆寿，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得植田欢心。如光借机提出建立佛教护法会的构想，并请求植田就任会长。植田贡太郎听后，欣然同意。不久，如光就任“国际”佛教青年会会长、“满洲国”佛教总会会长，在宗教界的地位更高。

日本侵略者宣传和污蔑苏联共产党不讲人道，“共产共妻”，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对宗教信徒实行镇压等。如光则在其日本主子的授意下，为日伪殖民政权摇旗呐喊，亦步亦趋地紧跟日本侵略者的步伐，信口雌黄，宣扬佛教的“末法”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苏联就是一个先例，胡说苏联已经摧毁了宗教，所有教堂一概不留，神职人员和宗教信徒一律杀光，还打破家庭制度，不要人伦等。他说，现在是五浊恶世，濒临灭亡，如果不是日本皇军保护，苏联的红色力量渗透过来的话，还能允许我们设立道场讲经说法吗？如光的歪理邪说蒙骗了一批遭受日本侵略者欺压的东北有产中国人，他们相信因果报应，期待来生能获得好报，对殖民政权的统治忍气吞声了。

如光不遗余力地到东北各地宣化讲演，要东北民众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满亲善”“相互提携”“一德一心”“八纮一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打胜“大东亚圣战”，才能实现“王道乐土”，过上幸福生活。如光抛弃中国僧侣从不过问国事的传统，大肆活动，到处演讲，宣扬“建国精神”“惟神之道”，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

此外，对于那些不满其卖国行径的有正义感的僧侣，如光均将其驱逐出寺院。如光以日本侵略者为靠山，借助伪满汉奸的势力，不断巩固自己在佛教界的地位，并借宣扬佛法之机，为日伪政权服务。因此，伪满洲国民生部授予如光“长老”的头衔，日本比睿山天台宗也赠予如光“权僧正”的最高称号。

如果说如光是卖国求荣，那么长春般若寺的善果就是认贼作父，成为日本在东北佛教界的间谍，从事特务活动。

1937年善果在倓虚的推荐下，成为长春般若寺的方丈。1938年夏，善果随佛教代表团赴日参加天台宗1050周年开山纪念庆典，这个代表团是由日伪当局挑选的。在日活动期间，日本佛教界头面人物梅谷孝永发言说：“日满两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佛教本来就是一家，我们佛教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和天皇的翼赞分不开的！身为佛教徒就应该忠于天皇陛下，竭力完成大东亚建设的共同使命！”不久之后，善果成为日本大使馆的特务，听命于特务头子山田，山田经常到般若寺来找善果，秘密从事特务活动。

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善果很快成为日本天台宗总务厅教学部部长、伪满佛教总会“新京”支部部长。为了回报日寇的“提携”，讨日本人的欢心，善果利用佛教讲经说法等活动之机，大肆宣扬伪满“建国精神”“日满一德一心，八纮一宇，共存共荣”等殖民思想。伪满每月8日为“诏书奉戴日”，每到这天，善果都带领般若寺全体僧众遥拜日本天皇等。太平洋战争后，善果带领僧人到伪军中宣讲，鼓吹“日本皇军帮我们建设一个新天地”，因而，我们“应该与日本亲邦携手”共建“满洲国”。随着战事的扩大，日军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善果在每月4日组织僧人到车站迎接阵亡日军的遗骨，并举行隆重的慰灵祭。举行仪式时，日本特务头子和伪满高层人士都亲临仪式，表示哀悼。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日本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为了支援日本侵略军的“大东亚圣战”，善果在佛教界开展献纳金属活动，尤其将铜器和铁器全部上缴，这次活动将东北各地寺院所存的金属器具洗劫一空。同时，善果还展开了献纳飞机的活动，他说：“佛教徒虽然不能到前方打仗，也应该给打仗的人送些利器，捐献飞机是佛教徒支援圣战的一点表示！”1945年，日本败亡之际，善果又动员青年尼僧组成“国防”妇女会，为日本侵略军从事各种衣物劳动。善果强调：“这是关系到大东亚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国防妇女会的成员一定要效忠于日本皇军，为皇军多做一些后勤工作，尽到我们的赤诚！”

日本战败后，善果还帮助日寇逃跑。“协和会”中央本部副参事坂井荣三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到般若寺求救，善果立即拿出一套僧衣给他穿上，他就摇身一变成为般若寺的和尚。

实际上，善果经常喝酒吃肉，吸毒打牌，为非作歹，根本不是什么出家人，而是披着宗教外衣，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特务分子。

在东北佛教界，始终有一批德高望重、佛学修为精深的著名僧侣，即便在战乱时期，依然弘传佛法，给苦难中的东北民众或多或少的精神安慰与寄托。虽然他们不直接反抗日寇的侵略，却也没有屈从于殖民政权的利诱，始终保持中国佛教信徒的传统，即出家人不参与政事，以钻研佛学、传播教义为重。东北沦陷时期，这类僧侣中比较著名的有修缘法师、倓虚法师和逝波法师。

修缘法师，专修净土法门，1926年来到奉天万寿寺，曾经任奉天省佛教会会长，慈恩寺住持。1934年和1940年两次在慈恩寺内设坛传戒，受戒弟子总计2000多人，1943年圆寂，被列为当年东北佛教六大长老之一。

倓虚法师，天台宗第44代法统嫡传人，民国初期在沈阳万寿寺讲经3年，受惠弟子及居士达数万人。1925年东渡日本，由于其佛学修养及名望高深，受到日本政府和佛教界的热情接待。九一八事变后，因与抗日将领朱庆澜交往密切，受到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传讯。

逝波法师，1940年先后在辽宁、长春、吉林等地讲经传法，最长时间达70天，应邀说三皈传五戒，听者云集。(www.daowen.com)

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也激发了宗教界有识之士的爱国热忱，爱国僧侣以宗教做掩护，暗中支持抗日斗争或直接参加抗日队伍。

抗日志士也借宗教的掩护，策划反“满”抗日活动，其中在东三省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普济佛教会。普济佛教会在五台山设有总本部，总务部部长杨山，负责指导在东北各地普济佛教会的抗日活动，其中以吉林、黑龙江两地最为活跃。

黑龙江地区的普济佛教会在拜泉设有黑龙江总务会，在呼兰、海伦、肇东、肇州等地设有理事分会。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普济佛教会活动的地区原属于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所在地，诸多抗日军队的残部，如马占山部、抗日救国军等都加入普济佛教会等佛教团体中来，借宗教的掩护进行反“满”抗日活动。普济佛教会还联络其他宗教团体、结社共同抗日，黑龙江地区的世界大同佛教会、世界红十字会、在理教、大刀会等团体都曾与普济佛教会秘密联系过。拜泉理事分会负责人刘景太，就曾经是大刀会会员，1937年刘景太在北平总会的指示下，联络各地抗日力量，并动员各地散在会员，准备在10月袭击伪县公署，但由于进驻哈尔滨极乐寺的日本僧人今井昭庆为首的日本特务组织的破坏，刘景太等分会主要人员被捕，计划失败，分会被强制解散。

吉林地区的普济佛教会总务会的理事长叫王连恒，原住伪滨江省，后居住在九台。吉林普济佛教会的总负责人是朱庆澜将军，原为张学良的部下，后来借助佛教运动策划反“满”抗日。他宣传不久将爆发日苏战争，战争自然在东北进行，日本人一定会战败，苏联会将中国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加入该会的会员，到那时可以享有生命财产受到保护的特权。普济佛教会自民国十七年（1928）以来，在吉林省九台、安东以及热河等地均有活动，其他地区也有所涉及，由普济佛教会中的理事、监事、募集员通过传教与各地教会及其他抗日团体取得联系。后来因为日伪当局派伪警察化名打入普济佛教会而侦查到其有反“满”抗日的活动后，于1937年5月中旬被勒令解散。天台宗的慈云和尚在九一八事变后也参加了朱庆澜的抗日军队。

日寇实行的宗教统治对东北各宗教派别来说，都是一次严酷的“试炼”，或是奴颜婢膝、亲日卖国，或是奋起反抗、驱逐日寇，或是坚持中道、洁身自好，这是每一个东北民众都必须要做出的抉择，也是每一个中国佛教信徒对自己的未来必须要做出的选择。以普济佛教会为代表的佛教团体的反“满”抗日活动，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胜利、光复东北做出了杰出贡献。

[1]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第52页。

[2]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第53页。

[3]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4]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5]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6] 伪满洲国通讯社编《大满洲帝国年鉴》，“康德”十一年，第546～558页。

[7] 宋再厉编《建国精神要览》，“新京”盖智书店，“康德”三年，第162～167页。

[8]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9]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10]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11] 伪满洲国通讯社编《大满洲帝国年鉴》，“康德”十一年，第546～558页。

[12] 宋再厉编《建国精神要览》，第162～167页。

[13] 伪满洲国通讯社编《大满洲帝国年鉴》，“康德”十一年，第546～558页。

[14] 伪满洲国通讯社编《大满洲帝国年鉴》，“康德”十一年，第546～558页。

[15] 伪满洲国通讯社编《大满洲帝国年鉴》，“康德”十一年，第546～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