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早在公元3世纪左右传入中国东北地区，流传近2000年，却是延而不兴，近代以前始终没有达到过极盛时期。至清代时期，由于清政府采取了政教分离的政策，行政上对于佛教的寺庙财产、出家标准、寺庙兴建等各方面建立制度，管理十分严格，东北地区的佛教更是日趋衰落。

近代以来至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地区有寺院2000多座，僧侣4200多人，信徒大约180万。由此看来，大多数东北民众还是信奉佛教的。但是，这一时期的东北佛教已经衰落到最低谷。这一时期的东北本土佛教，从其派别、信仰、教义等方面来看有如下特点。

从派别来看，尽管有真言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律宗、净土宗、禅宗（临济宗、曹洞宗）显教八大宗派及密教各宗派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多数只限于文字方面，宗派间的界限不甚严格，门派宗属意识亦趋淡化，分属不同宗派的僧人同处一地的情形很寻常，基本上不存在各宗派之间的对立及各自的组织。例如，哈尔滨极乐寺的僧侣中，就分属天台宗、净土宗以及禅宗的临济宗、曹洞宗等几个不同宗派。有些原来专属一宗的派别，也已经打破原来统属关系的界限，呈现不同宗派之间彼此相容的趋向，佛教信徒改变自己的教派也是非常容易的。例如，黑龙江地区的僧众中，所占比例较大是临济宗，按其宗属关系原为禅宗嫡传，而此时临济宗僧尼之中，隶属天台宗者为数不少，而原天台宗之下已无派别之分。这是近代东北佛教发展的特点之一。

传统意义上，佛教宗派是以是师徒间的传承方式相因袭的，带有明显的宗法宗亲色彩。各宗各派都有鼻祖，即本宗派的宗师，并依据宗师对佛教经典教义的理解形成本宗派的修持特点。而佛教的根本宗旨为崇尚慈悲、戒律、隐忍，因而各派之间有相互兼容的一面，不存在强烈的对抗性和排他性。这也是形成近代佛教发展现状的基本原因之一。一些老资格的僧尼甚至认为，佛教事业旨在弘法利生，尽可殊途同归，不必存门户之见、宗派之争。

这一时期，东北佛教的所谓宗、派，在内容上已经没有根本的区别。一般来说，大寺庙称宗，小寺庙称派。无论是哪一个宗派的僧人都要坐禅、念佛。僧人诵读的佛经有《观音经》《阿弥陀佛经》《般若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观音灵感近闻录》《近代往生传》等。供奉的佛一般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弥勒佛。禅宗、净土宗的信仰在整个东北地区都非常盛行，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其一，东北本土佛教的八大宗派中，注重佛学理论研究的天台宗、华严宗等，教义深奥、意境高远，具有浓厚的宗教学术色彩，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大部分东北民众而言，难以理解和接受。相对于天台宗、华严宗来说，禅宗（临济宗、曹洞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立宗要旨，强调佛性本有，不注重诵经礼佛，以无念为宗；而净土宗则以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为主要修习内容和特点，以此往生西方乐土。这两宗的修习法门都简便易行，与那些探究玄奥佛学义理的学术宗派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比较通俗化、大众化的佛教主张，更符合东北民众的实际情况。因而，禅宗、净土宗信仰在东北地区广泛流行。

其二，民国以来，特别是民国六年（1917）寺院领地被政府没收，寺院的经济遭到致命打击。民国虽然在初期推行了鼓励移民的政策，关内各省大批移民不断涌入东北地区，东北常住人口增长迅速，又因连年战乱、军阀割据、独裁专制，致使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贫困，人心向佛以求得解脱，因而寺庙及信徒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寺院地产被没收后，寺院只能依靠参拜者的布施来维持开支。而百姓生活普遍贫困，很少有百姓到寺庙做佛事，捐款布施者则更少。大多数寺院中的僧人仅仅依靠微薄的香火钱、诵经费、葬礼费糊口度日，生活窘迫，不少中小寺院甚至无法维持开支而散伙荒废。东北地区绝大部分僧众，文化程度很低，有的人甚至目不识丁，依靠他们去钻研佛学奥义、弘法传教利生是无法想象的。

而且，寺院及僧众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获得一般民众的信仰，不得不放弃深奥的佛教义理，开始借助道教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信仰。寺院利用民众的信奉维持生计，而民众则希望借助寺院来获得现实利益。虽然在佛教界中不乏有学识的高僧，甚至是日本佛教界公认的圣僧，但无法改变东北本土佛教的现状。因此在寺院中可以看到同时供奉着佛道神明以及和尚手持念珠、身披袈裟、口念道教经文的现象出现。

正是寺院及僧众的这种现状，造成了在整个东北地区禅宗、净土宗的信仰非常盛行。(www.daowen.com)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全吞并中国东北，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利用东北地区民众的传统佛教信仰，大肆鼓吹“王道乐土”“日满一体”，将其“建国精神”的内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奴化东北民众，以实现其独占东北的野心。

日伪殖民政权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对东北本土佛教采取扶植和利用的政策：（1）整合东北本土佛教组织，建立完整的殖民地宗教统制体系。成立满洲大同佛教会、“满洲国”佛教护法会、“满洲国”佛教总会，监控、管辖整个东北各地的佛教组织，并企图利用日本式佛教同化东北本土佛教。（2）操纵东北佛教上层僧侣，开展所谓“佛教革新运动”。日伪当局拉拢、培植东北佛教界上层人物中的亲日派僧侣，“鼓励”东北佛教的发展，开展所谓互派留学僧侣、访日参观、派遣日僧进驻东北本土寺院等活动，如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长春般若寺方丈善果等东北佛教界的高层，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他们身披佛衣，卖国求荣，打着“净化日满佛教”“求得民族融合”的旗号，组织“日满华三国”佛教会，召开佛学讨论会，参加由日本佛教界召开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等活动，粉饰日寇的殖民侵略。

日伪政权在大力“扶植”东北本土佛教的同时，大肆鼓吹其对东北佛教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据伪满民政部统计，1934年辽宁有寺庙1513座，布教法师2104人，信徒31.28万多人；^[1]而据伪满滨江省统计，1937年，该地寺庙135处，佛教团体100多个，信徒1.5万人，僧尼600多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本土佛教界中的居士（居家修道的佛教信徒），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他们中的正义之士都没有参加日伪当局操纵下的佛教团体，而是组成与寺庙无关系的地方宗教团体——居士林。他们多数钻研佛学，真心发展本土佛教。如1942年，由安东（丹东）佛教居士林林长邹玉麟居士发起、创办的专为佛教印刷书籍的明法印经处，成为辽宁仅有的专业印刷佛教经书的企业。自开业以来共印刷经书4万余册，包括《朝暮课诵》2000册以及《金刚经》《金刚经注解》《妙法莲花经普门品》《地藏菩萨本愿经》《龙舒净土文》《了凡四训》各5000册。^[2]其中，它印制的《歧路指南》《寿康宝鉴》等流通于北平、天津、哈尔滨、长春、营口、大连等地。明法印经处对弘传佛教教义起到一定作用。正因为这些居士林不为伪满殖民政权服务，1943年日本宪兵队派遣通晓日语的某寺院僧侣、特务木英村，监视中国僧侣及居士林的活动。

在东北民众中，蒙古族人数不多，但大多聚集居住，地域集中。而东北地区的喇嘛教虽说与显教一样衰微了，但在东北蒙古族民众中的影响依然较大，至1935年，锦州、热河境内的蒙古族寺院282座，喇嘛7009人。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立即采取了限制和利用喇嘛教的政策，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日伪当局插手喇嘛教寺庙的事务，办喇嘛学校，开展赴日“友好”访问等活动，限制喇嘛去青海、西藏学习、深造本土藏密佛教，而是鼓励喇嘛去日本的智恩院等真言宗寺院留学，学习日本化的藏密佛教，培养所谓“喇嘛教中之指导者”。除此之外，日伪当局还对喇嘛教寺院征收苛捐杂税，组织喇嘛勤劳俸仕队开矿服劳役；同时，日寇还鼓励青年喇嘛当兵，为其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自1941年到日本战败，共有100多名喇嘛被强制服兵役。

东北沦陷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下，东北本土佛教被日寇强制纳入其宗教统制体系中，肆意扭曲传统纯正的本土佛教信仰，为其殖民政权服务，因此东北本土佛教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