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东正教会实施怀柔政策，以利用其进行反共反苏活动。而东正教会也希望借助日军的力量，“解放”苏联，“消灭”共产主义势力。双方在反共反苏的问题上开始合作。

日本殖民政权主要通过向东正教提供物资和金钱，加强政教往来，承认其合法地位等方式，对东正教进行拉拢。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当局以优惠价格供给中国东北各地东正教堂蜡烛、灯油等物资。为了表示对东正教的重视，1939年年初，日伪政府邀请哈尔滨教区的合唱队到伪满国都为伪政府要员演唱。^[15]一年以后的1940年的俄历1月6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中将等日伪高官来到松花江边，观看了主领洗节（显现节）冰水浸洗仪式，并将拍摄的照片制作成影集献给了昭和天皇。仪式结束后，秦彦三郎中将举行宴会，邀请了东正教会的梅列基大主教和流亡在哈尔滨的勘察加教区大主教涅斯托尔及白俄事务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基斯利琴中将。^[16]此后，伪满政府宣布俄国侨民为伪满五族之一，与和（日本人）、鲜（朝鲜人）、满（汉族和满族）、蒙（蒙古人）处于同等地位，^[17]东正教也被认定为本土宗教，伪满境内的东正教堂和教会在伪满民生部注册之后，享受伪政府的财政补贴。^[18]伪满政府颁发给各个东正教教堂运营许可证，给其神职人员教务活动颁发许可证，并给予东正教会经营的工厂和商店以免税权。1941年9月，继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的柳田元三中将出现在圣母领报教堂的竣工仪式上，向该教会捐款1000元，还接见了哈尔滨教区慈善机构的代表，并向他们发放津贴，以示关怀和支持。^[19]

在拉拢的同时，日本殖民当局还利用东正教会煽动俄国侨民进行反共反苏活动，如1939年5月1日，在白俄事务局的授意下，满洲里伊诺根替夫斯基教堂牧师主持了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活动，号召与会者“要感谢致力于消灭共产主义的日满两国，同时为实现祖国俄罗斯的复兴而努力”，会后张贴了写有“满洲国的五族协和的精神与反共精神是一体的，张鼓峰事件暴露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弱点”等内容的标语。^[20]翌年5月1日，在白俄事务局牡丹江市横道河子分局的主持下，当地的东正教堂召开了由白俄参加的反共大会，神父进行了祈祷，号召与会者反共反苏和复辟沙皇俄国。^[21]这些反共活动表面上是由白俄事务局组织的，但实际上都由哈尔滨特务机关在背后操纵。(www.daowen.com)

1939年5月至9月间，日伪军和苏蒙军队由于边界纠纷问题在伪满与外蒙古交界处的诺门罕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哈尔滨特务机关控制的以俄国哥萨克侨民为主体的浅野部队也参加了战斗。^[22]这场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更加积极利用东正教会，煽动俄国侨民的反共反苏情绪。1939年8月27日，日本殖民当局为在诺门罕战争中战死的浅野部队少尉米哈依·纳塔罗夫举行了仅次于国葬的军事葬礼。纳塔罗夫的灵柩由三匹马牵引的炮架车运到哈尔滨中央广场附近的中央大教堂，埋葬在教堂的院子中。葬礼由梅列基大主教主持，哈尔滨的伪政府要员，甚至伪满国都“新京”的高官也出席了葬礼。同年11月7日，日本殖民当局又在中央大教堂广场举行了反共无名战士纪念碑奠基仪式。^[23]该纪念碑表面上是由白俄事务局发起修建的，实际上也完全由哈尔滨特务机关一手策划，5万元的建设经费也由其筹集。^[24]

除了进行反共反苏的宣传活动外，日本殖民政权还在东正教神职人员和教徒中发展、训练特务，以监视伪满境内苏联特工的活动。如1934年8月29日，哈尔滨东正教会创办圣弗拉基米尔学院，日本关东宪兵队特高课特务中村辛一担任该学院的顾问，关东军特务白俄分子卡尔申任该院的秘书。从学生毕业后的分配情况来看，在这个学校成立后的六年半中，神学部共毕业了172名学生，其中有9名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当特务，有3名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高课中当特务，有3名到伪满洲国政权中担任伪警察，另有5名在白俄事务局中当职员。^[25]圣弗拉基米尔学院神学部的毕业生卢金曾担任俄罗斯情报员民族组织东方部的负责人，从1939年起进入白俄事务局绥芬河分局工作，他实际的身份是日本关东军哈尔滨宪兵队特务。1939年，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了许多俄国侨民，卢金负责管理被捕者的财产。^[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