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北镇位于黑龙江海伦北部，在哈尔滨至黑河铁路沿线附近，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陆平创建于1902年，归天主教吉林教区管辖。海北镇虽然建立较晚，但发展迅速，建镇之初天主教徒仅有5户，21人，1939年时已猛增到7420人，^[111]与辽中三台子、吉林小八家子村、辽宁朝阳松树嘴子、吉林扶余的苏家窝棚并称为东北五大天主教村。从建镇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法国天主教会凭借手中的特权使海北镇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独立王国；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剥夺了海北镇的自主权，天主教会也秉承罗马教廷的旨意，走上了配合日本殖民统治的道路。可以说，海北镇的历史变化集中反映了天主教会与伪政府当局政治斗争和妥协的经过。本节通过对海北镇历史的考察，分析天主教会在东北的影响和作用，探究天主教会与伪满当局之间的政治关系。^[112]

海北镇的建立和发展与神父陆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陆平积极筹集建镇的资金，赴各地招募移民，并建立了自治制度，全力发展教务事业，才使海北镇成为“政教合一”“独立自治”的天主教村镇。

陆平（P.Henri Roubin），1871年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天主教徒家庭，幼年时父母去世，之后进入天主教寄宿学校学习，1895年从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校毕业，后晋铎为神父，并被派往中国东北传教。他先是在黑龙江省巴彦县长岭子天主教堂担任助理神父，后升为本堂神父。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东北地区的大部分教堂被焚毁，教徒也四散逃逸。陆平在巴彦天主教堂受到义和团攻击的情况下，于同年7月上旬逃往哈尔滨，搭乘俄国轮船到达海参崴，后又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滞留3个月后，又于1901年春返回巴彦。此时的巴彦天主教堂已经被焚毁，教徒四散。在巴彦教堂恢复无望的情况下，陆平开始到其他地方选址兴建新教堂。

1902年，陆平离开巴彦来到尚未开发的海伦县北部的“墨字三六两井”。“墨字三六井，毛荒九千垧”，地处平原，土地肥沃，适合耕种，政府也正在招垦。于是，陆平决定筹钱购地，招募教徒耕种，在此建立天主教村。这一计划一开始便遭到了吉林教区主教蓝禄叶的反对，濒于流产。蓝禄叶认为，“建立村镇的计划得不偿失，特别是资金的筹措没有渠道，目标难以实现。人们也很难在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的荒地上居住。第一批移民的生活如何保障，也是一个大问题”。^[113]陆平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又进行了更为缜密的调查，并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计划，最终说服了主教蓝禄叶，获准使用庚子赔款。^[114]1905年夏，陆平用5000两白银购买了2400垧土地，建造了一座小型教堂，命名为若瑟天主堂，同时建立了东天主堂（今海北镇海北村东安屯）和西天主堂（今海北镇西安村）两个村落，后通过卖荒、赊荒河、放高利贷等方式，从巴彦、辽中县三台子、吉林省小八家子、锦州松树嘴子等天主教自治村招募教徒来此垦荒，并将此地命名为圣若瑟屯。由于生活环境恶劣，来此垦荒的许多教徒思想动摇，有的甚至离去，而且因为水源和农具的使用等问题，教徒之间常常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陆平以宗教的力量化解矛盾。他在讲解《圣经》的过程中要求教徒进行忏悔，反省自己的言行，以免死后入地狱。一些教徒遂向陆平坦白自己的一些言行违背了“天主十诫”和“圣教四规”，陆平则对其进行了赦免。同时，陆平还降低土地租金，或将土地以原价卖给教徒，此外，还用筹集来的募捐款购买了大量生产、生活资料提供给教徒。这些措施的实施稳定了村内的教徒，也吸引了东北各地的教徒。王瑞寰神父在《若瑟屯兴建始末》一文中写道：“起初只有巴彦几家教友应召而来，既已见其利，故他处教友亦有闻风而来者，乃动土架木兴工盖房。起初多系简单的马架子。气候人烟日盛，草坯房亦逐渐增多，鳞次栉比。几年后，铁车成队，牛马成群，大搞生产开荒种地。”^[115]

1909年，圣若瑟屯初具规模，人口达到150余户，^[116]生活设施逐渐完善，商铺、作坊陆续出现，陆平也被吉林教区正式任命为本堂神父。从这一年起，陆平开始建立自治制度，强化治安管理，规范村民言行，同时，不断加强宗教对村民的约束力，并最终使海北镇成为不受海伦县政府管理的独立王国。他首先借耶稣12门徒的典故，从教徒中选出12人，负责行政、土地、治安的管理工作；然后又于翌年秋设立商会和农会，负责土地登记和征税，设置治安委员会和堡防队，负责训练壮丁和巡逻。除了设立各种机构外，陆平还制定了以下10条村规：“（1）在村内居住的人，必须是由本堂神父或其他神父担保的人，没有获得担保的人不许居住。（2）住在本村的人都要按照财产的多少缴纳税费，用于购买枪支，防范匪贼；听到土匪进攻的警报时，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要马上从家里出来，守卫城垣；堡防队队员要日夜交替巡视城墙内外；神父、会长负有监督之责，如果擅离职守，疏于守备则要受到处罚。（3）为了便于检查外来人员和防范不良分子混入村内，所有的大小店铺、旅馆、饭店均要在东门外营业。（4）村民不论男女都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严禁违反村规和国法。（5）村民严禁赌博或进行与赌博相类似之活动，违反规定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6）村民不论男女都不许奢侈，特别是女子应生活朴素、节俭，遵守教规。（7）村民十户为一单位，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户口调查，并上报给村公所；有外来人员来家居住，不论亲疏，皆需上报村公所进行登记，如果发现没有及时上报或违法（反）相关规定者，则要对户主进行严厉的惩罚。（8）村民的子女年满7岁时，都必须入理学房，学习《圣经》和教义、教规。（9）居住在村内及其附近的信徒，不论男女，每个星期天和四大瞻礼节日都要歇业，^[117]到教堂进行祈祷和聆听教诲。（10）在村内不许随意放养家畜，对破坏公共建筑和物品或砍伐树木以及破坏城壕者进行处罚。违反以上十条者，经各会长协商之后进行处罚。”^[118]通过上述制度和村规建立起来的治安体系，使得海北镇抵挡住土匪的多次进攻，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严格的道德规范使得社会风气良好，赌博、吸毒、嫖娼和蓄妾的现象极其少见；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使得宗教氛围浓厚，圣若瑟屯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模范村，治安状况良好，居民安居乐业。

1912年，海伦县知县将圣若瑟屯更名为海北镇，海北镇也开始进入繁荣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圣若瑟大教堂的兴建、城垣的修建，以及手工作坊的大量出现。1913年，海北镇教会开始兴建哥特式的圣若瑟大教堂，至1919年完工，历时6年，耗资8万块大洋。曾在海北镇传教多年的原黑龙江教区主教王瑞寰神父回忆，圣若瑟大教堂“钟楼高13丈，堂内可容3000人。每当主日或大瞻礼（时），男女教友多数进堂望弥撒，经声朗朗，奏琴悠扬。每日早、午、晚，钟声当当，教众听之兴起进堂，开饭，工作，休息，睡卧，并随时念经祈祷焉。钟声可达十几里，已成为群众行动之指挥……圣堂既成，又按计划修建宽长各50丈之院落，其墙以子坯（子即厚草皮子）垒起，厚5尺，高1丈，四角有砖炮台，以监视防御盗匪。正南开三大门，中大门正对大堂，铺以青石甬路”。^[119]除教堂之外，五间神父住宅、三间修女住宅，以及七间女要理学房也一并落成。此后，经神父会长们协商，为了防范土匪，海北镇又修建了一座长方形之城垣。据王瑞寰神父回忆，“城垣南北宽360丈（约2华里），东西长540丈（约3华里）。周围土墙，深沟高垒，四角有炮台，日夜有人轮流驻守，瞭望防匪。东西南北有四门，亦有炮勇看守。有东西等宽之四条马路，依路两边按序盖向阳正房，每家房前或房后皆有自己的园田，以种葱蒜各种蔬菜，自给有余。以教堂门前之马路（即三四道街间）作为商贾买卖、企业加工之街道。当时首户加工之企业为刘瑞周之东烧锅。至于粮、面、油、酒等加工，铁、木、皮、帽工业，布、棉、绸缎等营业，亦应运而生”。^[120]

1923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在视察地方行政和治安情况时，也来到海北镇，会见了陆平神父，对其功绩大加赞赏，将刻有“鞀铎西来”四字的匾额赠送给天主教堂。此后，吴俊陞还训令，凡路过海北镇天主堂者“武官下马、文官下轿”，过往军队不准在海北镇留宿和骚扰。^[121]海北镇繁荣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学校和养老院的建立。随着教徒数量的增加，1924年，本堂神父陆平为了培养传教士，在要理学房的基础上设立了初中程度的小神学校，作为神学校的后备基地。1927年，又设立两所官民合办的高等小学，同时还成立了公立第三小学。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进入吉林市的修道院进行继续学习，成为神父、修女或修士。1929年，教徒刘瑞周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养老院，收养孤寡老人，受到海伦县县长杨溥的赞扬，并获得刻有“博爱为怀”四字的匾额。

在天主教会的推动下，海北镇的规模迅速扩大。王瑞寰神父曾指出，“因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兼能托亲靠友，宗教信仰关系，生产生活皆有依赖。又有圣教大堂，方便念经祈祷，救己灵魂，可以谓之三全其美。故此四方教友多闻风而来”。海北镇人口在1919年已经达到4000人，而同一时期的辽中三台子、吉林小八家子村、锦州松树嘴子、吉林扶余的苏家窝棚的人口不足2000人。1929年4月，朝鲜天主教徒郑骏秀带着家人来到海北镇。不久，金振英也带着家人前来，此后朝鲜人已经达到200人。朝鲜教徒们在海北镇扎音河附近定居，建立了善牧村。此外，“在若瑟屯之东西南北建立四屯，以为佃户或自耕农，以及非信教者杂居之所……在通肯河北25里，亦有教会许多土地，教友们开荒种田，不久亦集成为数百家之村镇。在教友要求下，当时办建圣堂一座，以海星圣母为主保，故名海星屯，后名海星镇。其西五里河岸，有屯名（民）13户者，有朝鲜族及汉族在其地种稻子”。^[122]海星镇的出现标志着以海北镇为中心的天主教村落群开始形成。

海北镇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有地利优势外，还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东北天主教会传教策略的改变，可以说是海北镇出现的前提条件。义和团运动之后，天主教会认识到，传教活动之所以受到强烈抵制，是因为教会强购土地修建教堂的行为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很多神职人员无视中国的文化习惯，在文化上强硬对抗，吸收的教徒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常常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于是，教会为了减少摩擦，或是从政府手中购买未开垦的土地用来修建教堂，或是加强对教徒的约束，或大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陆平神父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在海北镇购买土地，吸收教徒前来开垦，建立一个与外界少有接触的天主教自治村。吉林教区的主教为了增进天主教与中国民众的亲近感，也先后向海北镇派遣了伯多禄、张方济、张恩利等多位中国籍神父。

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则可以说是海北镇教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力。清政府虽然被迫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但暗中不断进行阻挠。《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经无力与西方势力对抗，其天主教政策也不得不愈加宽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神父陆平轻松地购得了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建立了海北镇，并设立了镇公所、农务会、商务会、警察额外派出所、游击独立连等军政组织，实行完全的自治。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也基本上对教会态度友好。如海伦县政府允许警察分署的署长和巡警由教徒选举产生，1922年之后，虽然向海北镇派驻了政府委任的警察，但也只在镇外办公。海北镇成了陆平控制的、享有治外法权的独立王国，中国地方政府难以真正进行管理。原黑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委李兴国曾在文章中写道：“教堂上挂着法国国旗，在教堂大门两边还用砖砌着‘平山王’三个大字。神父自称为王，过去是没见过的，《圣经》里也没有这个词，教义教规中也没有。”^[123]王瑞寰神父也在文章中写道：“（教堂）的大门两边砖柱上，有红砖所砌平山王字样，这对传教士身份就不太合适了。”^[124]从上述两段引文中可以发现，悬挂法国国旗一方面意味着海北镇教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为法国教会所拥有，另一方面也显示神父陆平依靠法国的国家力量对抗各种敌对势力的用意。而“平山王”三个字的含义则令人费解，但也似乎显示法国神父陆平建立宗教自治体的野心。

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是海北镇天主教会能够生存并维持自治的原因。原黑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委李兴国在《法国传教士与海北天主教》中，对该教会的经济收入来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陆平握有一部分基金，又以“月息二分五厘，十个月还本付息”的方式在此放高利贷，教会除每个季度的教友弥撒献款有1000余块银元的收入外，还出租大片土地，不论旱、涝、收、欠，一律死租二石二斗黄粮，即一石谷子、一石豆子、二斗小麦以及秆棵50～1000捆。仅此一项，教会每年收租近1000石，秋后教会粮谷堆积如山。当时教会还修了一条顺水壕，东起通肯河西大坝，西至焦家店，长约15里，可灌田1000余垧，教会规定凡种水田户，取用壕水每年每垧交租一石，此一项，每年教会又可收粮1000多石。教会还在通肯河南岸留有大片草甸，农户打草须与教会“四六”分成，即农民每打100捆草，就得给教会40捆，并且包拉包运到教会。此外，这个“小王国”还制定许多捐税，如农业税、工商税、土地买卖税、房产税、公会会费、农务会费、武装费等。^[125]李兴国在文章中之所以强调教会所放高利贷利息之高和地租之重，意在证明教会对教徒的剥削和压迫，但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到放贷的利息、教徒的捐款、出租土地的所得，以及征收的捐税是教会收入的几大来源。而王瑞寰神父在《若瑟屯兴建始末》一文中，对地租额的高低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教会）除上等土地自留耕种外，余则租与佃户或折价卖出。其余沟洼壕甸、沿疆边远之地，称为哀怜荒。有时经人要求，或神父查其家确实贫困，则将部分哀怜荒赠与之”，但也承认农业收入是教会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教会权威之大，已贯通三六九井及通肯河两岸之地。已开发土地几千垧”。^[126]

此外，教徒特殊的择偶原则和子女教育方式也使得海北镇成为一个天主教氛围浓厚的自治村。一般情况下，教徒结婚时必须在教堂里由神父主持“圣婚配”仪式，其配偶也必须信教；生子之后，要由神父为婴儿洗礼和起教名，并带其参加宗教活动。这些习惯使得宗教信仰得以在家庭内世代传承，而不容易受到破坏。特别是在海北镇这样一个教徒聚集的村镇，天主教家庭的宗教信仰更是非常稳固。

伪满时期，海北镇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日伪当局控制了海北镇，取消了其自治权，并加强了宗教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通过顺从日伪的殖民统治的方式，换取了当局的支持。而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爱国教徒和中国籍神职人员则对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无形的抵制。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海北镇，一度成为敌我交战的战场，当地的教徒由于支持抗日军队惨遭日军的屠杀。1932年，曾参加“江桥抗战”的马占山部队由于受到日伪军的夹击而撤退到海伦附近，其中一部分驻防海北镇。广大爱国教徒为马占山部队的抗日义举所感动，纷纷捐钱捐物，提供粮草。6月2日，日本飞机对驻扎在该镇的马占山部队进行了轰炸。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马占山的部队被迫撤出海北镇。翌日，日步兵第十九联队在联队长石川的指挥下占领海北镇，并开始实行宵禁。马占山在收拢部队之后，于6月9日晚反攻海北镇。日军在1932年6月12日从沈阳发往陆军省的电报上写道：“六月九日夜半，兵力不详的兵匪袭击了海北镇（海伦之北约三十公里），驻守该地的我松本部队之一部与之交战约三小时之后击退了兵匪。敌人遗弃的尸体约五十具，我方的伤亡为：奈良少佐本音次郎、一等兵阿部精一郎战死，一等兵牧仲次、中泽茂、殿内勇、小泽丰次、宫本义雄负伤，此外有下士官以下军衔的两名士兵负极轻微伤。”^[127]在当晚的激战中，一些教徒也拿起武器，抗击日军。战后，日军第十九联队对帮助中国军队的海北镇教徒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冲入各家进行搜查，将曾经帮助马占山部队的居民圈在北城壕里，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枪杀。曾在海北镇担任神父的王瑞寰则在文章中写道：“（日本军队）除了妇女小孩，见人就用刺刀扎死。有家姓卜的教友哥仨，专作蒸大馒头的生意，外号卜大馒头，早起去卖馒头，也被鬼子扎死了。据事后统计，共杀死教内外108口。以后多数埋在东门外齐家店后院了，共称肉丘坟。”^[128]

惨案发生之后，海北镇的教会和上层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他们对日军采取妥协的态度，兼任商会会长和农会会长的教徒李香馥以及朝鲜教徒郑骏秀成立了日军招待处，招募服务员6名，负责给日军喂马和提供食宿以及做向导。1932年，前任镇长赵俊忱也因为与日军合作，而获得伪满洲国政府的表彰。同年秋，“杨镇长（即杨寅东）为了颂扬事变、讨伐兵匪之际，战死于海北镇的日本军奈良本音次郎少佐和其他两人的功勋而建立了忠灵碑，同年11月27日，海伦县县长、县参事官等官民多人参加了忠灵碑的揭幕式”。^[129]其次，向吉林教区的法国主教高德惠求援，经高介绍，该教会邀请法国神父牛守仁到海北镇担任本堂神父，以此希望借助法国的势力来确保海北镇的安全。王瑞寰神父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法人陆平神父已经回国，不在大天主堂若瑟屯了，只由张方济、邱凤鸣^[130]、张恩利三位神父管理教友……日寇侵略军进驻海北，教友男女群众人心慌慌，有朝不保夕之感。国家当权诸公，正在争权夺势，无暇顾及东北大地，况此一小屯乎？对教堂来说，外国人已走，势力已无，三位中国神父，在日本虎狼之刺刀权威下，正如网中鱼、俎上肉，自身难保，何能顾及群羊？每天只默默愁苦地在祭台上做弥撒，带领教友流泪祈祷天主圣母可怜，准备最后牺牲而已。抗又抗不了，躲又躲不了，有人提议说，是否再借点外国势力试试呢？或者能有所转机呢？经大众之协商，又经神父之认可，是为牛守仁（法籍）神父来大天主堂之因由。”^[131]

牛守仁自1932年末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为止，一直担任海北镇的本堂神父，其言行代表了海北镇天主教会的政策。对于牛守仁对日伪殖民当局的态度问题，说法不一，莫衷一是。李兴国在《法国传教士与海北天主教》一文中写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法国教士牛守仁来到海北镇继任为本堂神父。他首先带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护照，拜谒了日寇在海北镇的驻军。他竟说，日本皇军来海北是天主的安排，他又给被中国人民打死的日寇修了‘忠灵碑’，竣工时，他还亲自前往施礼默哀。他以海北镇本堂神父名义强制数千名教友服从日寇，不许反抗。1933年他又成立了海北镇协和分会，宣传‘日满协和，一心一德’，日寇称牛守仁为‘法国大太君’，宣扬海北天主教徒为‘顺民’。牛守仁为亲善日寇还组织了一个治安委员会，与日寇加紧联系。”^[132]《黑龙江省志·宗教志》中也写道：“吉林教区属下的海北镇圣若瑟大教堂第二任本堂神父法国传教士牛守仁曾向当地日本驻军谄媚说：‘日本皇军来到海北是天主的安排，中国人就得归日本人来管。’他还为阵亡的日军修筑了‘忠灵碑’，并在碑前致敬默哀。他叫信徒服从日本侵略者，不许反抗，还成立海北镇协和分会，宣传‘日满协和，一德一心’。”^[133]上述两则引文内容相近，似乎同出一处，但都存在着一些需要分析的地方。“忠灵碑”是由牛守仁修建还是由镇长杨寅东修建的？作为镇长的杨寅东代表民众似乎比神父牛守仁代表教堂修建“忠灵碑”更名正言顺，而且，记载镇长杨寅东修建了忠灵碑的《海北镇和陆平》一书，是由满铁弘报课于1940年为了美化日本殖民主义政策而出版的，该书将修建忠灵碑一事作为中国民众支持日本殖民统治的具体体现而大书特书，因此对修建者是谁的问题不会轻易弄错。可以说，牛守仁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而对日本殖民当局采取合作态度是有极大可能性的。因为，1934年，“满洲国”成立两年之后，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出于维护教廷在中国东北利益的需要，承认了“满洲国”。而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作为教廷驻伪满的实际代表，也命令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配合日伪政权推行殖民统治。牛守仁对日本殖民当局表示顺从，则可以看作遵从了高德惠的命令。

而王瑞寰为强调牛守仁曾维护教会的利益和保护信徒，在文章中写道：“牛守仁来到海北的当天，钟楼上又挂上了红白蓝三色法国旗，教堂又似乎成了外国租借地了。长春方面，是否向日军司令部去了公文，不得而知，但驻在教堂内的部分日军不久就撤走了，去到学校及东烧锅驻去了。住在教堂左近的日兵，仍常来院内横冲直撞，无人敢拦。教堂本为不可侵犯之圣地，凡文明国家、文明民族无不尊重之。今天男女教友见到了日军淫威无耻之状，无不切齿。但敢怒而不敢言，稍有怒容表现者，即以刺刀相见，后经多次交涉，稍有收敛。惟院内门前有一水井，日兵常来刷洗马匹，或者沐浴，多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尤嬉笑玩耍，毫不知耻，实在有碍观瞻，女教友见之，多不敢进堂来。牛本堂见之，气高三丈，乃令人买了十多张大席子，将井周围全圈上以遮其淫状兽行之外露焉。”^[134]这则引文所反映的牛守仁维护教会利益的行动，似乎与前述引文中所体现的对日伪当局的顺从态度存在矛盾，但实际上顺从日伪当局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教会利益，而且不论是让日军撤离教堂，还是将水井用席子围住，都是在避免与日军进行正面冲突的前提下维护教会利益的行为。

天主教会的“亲善”行为得到了回报，伪满当局对天主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他们除允许教会继续吸收教徒和开办学校等慈善机构外，还对教会人员施以小恩小惠，如规定教会人员可以享有30%的火车票价折扣，可以购买大米和白面等，此外还经常对教会进行奖励和表彰。伪满当局曾授予海北镇的前本堂神父陆平勋章，并在其死后立功德碑。

在采取“友好”态度的同时，伪满当局也加强了对天主教会的监视和控制。1938年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规定伪民生部和各地的伪行政部门有权取缔“危害社会安全”的宗教场所，逮捕“可疑”的宗教人士。海北镇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格控制。王瑞寰神父曾回忆说：“警察署的特务，或者宪补，时常到我屋来，翻我的抽屉或看我的书信，问这问那的。在警察署还悬挂着我的大像片，上写‘注意视查人’。我每次出海北外出去终傅^[135]，或者坐火车出门，多次见到有个宪补离我不远坐着，或卧着假寐，这样跟着不离是有用意的，为避免当思想犯，尽力谨言慎行以防出麻烦来。”王瑞寰神父曾建立圣教爱德行动组，组织教友为贫病孤苦者服务。海北镇商会会长芦化南提醒王瑞寰神父，“教友到你屋来的太多了，日本人非常注意你，我看神父你不要召群聚众地给教友讲道了，怕要惹出大事来，那可就不好啦”。因此，王瑞寰解散了圣教爱德行动组。他曾感慨道：“直到日本投降时并未出什么祸事，真该感谢天主圣母的保护啊。”^[136]不仅如此，伪满当局收缴了海北镇民团的武器弹药，并派遣日伪警察常驻海北镇。此后，又派遣日本人垂忠雄担任副镇长，直接控制海北镇。1939年，又成立了金融合作社和亚麻工厂，进行经济掠夺，海北镇的自治权被完全剥夺。

日本殖民当局对天主教会的监视，激起海北镇中国籍神父和教徒的愤慨与抵制。1936年3月，张恩利神父因为无法忍受伪满当局的宗教统制而离开海北镇，远赴察哈尔怀来杨家坪的苦修院修道。“海北镇善牧村的会长安洪根非常热情（爱）其祖国，故每次谈到朝鲜国之惨痛则必痛哭流涕，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原来刺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头子伊藤博文的大英雄安重根就是他的堂哥。安洪根是为了生存逃荒来到东北的，他们因为忍受不了亡国奴的灾难，特别是与安重根家族有关，特务不断搜查逮捕，总也不得安生，为了避难，只得偷偷携家带眷，隐姓瞒名，投奔天主堂而来……安洪根因为家仇国恨，时刻不能忘怀”。^[137]原籍海北镇的南京教区主教于斌目睹家国的沦陷，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称为“政治主教”。1936年，于斌在第一次全国公教代表大会上发起“献机”（捐献飞机）运动，从而使世人改变了天主教徒不爱国的成见。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于斌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主持难民教济工作，又发起百辆救护车捐赠运动。抗战期间，他曾前后8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从而帮助中国得到了第一批美援。于斌的抗日言行引起了伪满当局的恐惧，他们在悬赏20万美元缉捕于斌的同时，还将其四叔于水涛逮捕，并迫害致死，但这些迫害进一步坚定了于斌的抗日意志。^[138]

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宗教统制不仅激起海北镇中国籍神父和教徒的愤慨与抵制，而且使得他们开始反思宗教和民族问题。一些教徒感到教会没有维护中国教徒的利益，宗教信仰难以解决现实问题，遂放弃了宗教信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宗教氛围日渐稀薄。1947年，海北镇的天主教徒人数减少为4056人，^[139]同年冬进行的土改运动中，教会的财产和土地被分配给群众，外国神父被驱逐，圣若瑟天主教堂也被挪作他用。1949年，人们将圣若瑟天主堂的后大教堂拆毁。随后，圣若瑟天主堂又发生了火灾，变成了残垣断壁。在宗教事业日见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籍神父和教徒一方面坚持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则摆脱了罗马教廷和法国神父的控制，在政府的支持下，于1956年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事业受到破坏，教堂被列为“四旧”，遭彻底拆毁，宗教活动被禁止，神职人员被揪斗下放。“文化大革命”之后，宗教活动得以恢复，海北镇政府为落实宗教政策，于1981年12月16日投资新建了一处264平方米，可容纳800人的中型教堂。海北镇的教徒逐渐增加，1996年时已经达到4000人。2000年，海北镇政府在韩国教会的资助下，仿照圣若瑟大教堂的样式，建成了建筑面积为2488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人的大型教堂。以此为契机，海北镇的天主教事业得以全面发展。

海北镇的历史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天主教传教史的缩影，特别是伪满时期海北镇天主教会与日伪当局的合作与妥协及中国籍神职人员、信徒对日伪当局的抵制，更是具有典型性。通过对海北镇的历史考察，可以进一步明确教会与伪满当局、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本质。

天主教会的上层与伪满当局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政治关系。教会希望通过与日伪当局的合作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实际上，东北的天主教在伪满时期没有遭到打击，教徒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伪满当局则一方面希望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天主教磨灭民众的反“满”抗日意志。这种关系在海北镇天主教会与海伦伪政权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法国神父牛守仁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一直与日伪当局合作，压制教徒的抗日思想。

[1]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7页。

[2]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又译普兰·迦儿宾，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246年奉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剌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著有《鞑靼蒙古史》一书。

[3] 方若望（Verrolles），1805年4月12日出生在法国Vendredi-Saint，1828年5月31日23岁时晋升神父，1830年入巴黎外方传教会，1838年12月11日（33岁）由教廷任命为满蒙教区第一任宗座代牧，1840年8月20日改称辽东满州教区宗座代牧，1840年11月8日祝圣，1878年4月29日去世，享年73岁。

[4]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第237页。

[5] 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M.E.P.），1659年成立于巴黎，1664年得到教宗的批准，是历史上最早从事海外传教的男性天主教组织。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亚洲从事传教工作，1940年时已经向亚洲派遣了1200余名传教士，建立了40个教区。该传教会于1680年到达中国福建，此后陆续开辟了14个教区。

[6] 本笃会，字母简写为O.S.B.，是天主教的一个隐修会，又译为本尼狄克派，在529年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所创，遵循中世纪初流行于意大利和高卢的隐修活动。其规章成为西欧和北欧隐修的主要规章。本笃会隐修院的象征圣物是十字架及耕地的犁。

[7] 白冷外方传教会（Societas Missionaria de Bethlehem，SMB）是一个天主教修会，简称白冷会，1921年成立，总会院位于瑞士施维茨州梦湖（Immensee），会员以瑞士籍教士为主；传教地区则包括非洲、哥伦比亚、日本、美国、中国等地。白冷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在中国境内宣教，直至1953年。

[8] 外方传教会（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1921年2月2日成立，母院设于加拿大魁北克市拉瓦尔城内（Ville de Laval）。

[9] 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拉丁语名为Societas de Maryknoll pro missionibus exteris，M.M.；英语名为Maryknoll Fathers或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修会。玛利诺（Maryknoll）是其在纽约总部地名的音译；knoll是小山的意思，Mary是圣母玛利亚的英文名称，所以Maryknoll原意为圣母山。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于1911年成立于美国纽约，发起人是华尔实（James Anthony Walsh，1867～1936）和波拉斯（Thomas Frederick Price，1860～1919）两位神父。

[10] 1924年12月3日，北满代牧区更名为吉林代牧区，南满代牧区更名为奉天代牧区。

[11] 纪隆（Laurent Guillon），生于1854年，1877年晋升神父，1878年来中国传教，1889年任满洲教区第四任主教，1898年满洲教区改为南满教区后继任主教职务，1900年7月2日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安息在奉天南关教堂。在职期间他将主教府搬迁到奉天，于1897年在奉天建立了育婴养老院，1897年相继建起了11所教堂，其中有锦州教堂、义县教堂、新宾教堂、丹东教堂、新民佟家房教堂、奉天新城子小河沿教堂、吉林怀德公主岭教堂及齐家窝堡教堂，以及扶余苏家窝堡教堂等。

[12] 蓝禄叶，1850年生，圣名伯多禄，1873年晋铎，是年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传教，1898年升任北满教区主教，1923年病故于主教府。

[13] 〔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第226页。

[14] 1937年4月13日，罗马教廷将依兰自治区改称为佳木斯自治区，主教座堂迁往佳木斯。1940年4月9日，佳木斯自治区升格为宗座监牧区。

[15] 〔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第298页。

[16] 《天主公教在满洲百年大事表》，在《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第4卷第8～10期中连载。

[1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卷，第507页。

[18] 〔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第207页。

[19]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第253页。

[20]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70页。

[21]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71页。

[22] 奖状具体内容如下：“满洲国中央社会事业联合会，为发给证书事，查有‘小八家子天主堂附设慈善机关’办理社会事业，成绩卓著。经吉林省公署转请褒扬到会。兹由登极大典御赐社会事业补助金项目，颁发补助金一封，并填给证书，以资奖励。此证。满洲国中央社会事业联合会总裁勋一位藏式毅。‘康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右给（小八家子天主堂附设慈善机关）收执。中社奖第拾贰号。”“满洲国中央社会事业联合会，为发给表彰状事，查有廉德清，现年五十二岁，法国人，热心善举，劳读卓著，经由吉林省公署转请褒扬到会，核与。登极大典表彰条例相符，合行填发证书，以资奖励，此证。随证书赏奖章一枚。满洲国中央社会事业联合会总裁勋一位藏式毅。‘康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右给（小八家子天主堂附设慈善机关）收执。中社奖第壹肆捌号。”参见《吉林教区长春县小八家村小史并开教记略》，《满洲公教月刊》第3卷第6期，1934，第172页。

[23]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主徒会，1982，第332～333页；转引自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第163页。

[24]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第361～362页，转引自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64页。

[25] 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1922～1982年）》，《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3，第23页。

[26] 本论文所使用的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交档案，系通过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的档案查询阅览系统查阅到的。

[27] 参见传信部部长毕翁蒂枢机授予高德惠的委任书，日期注明为1934年2月20日，该委任书的拉丁文原文和意大利文译文附于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Cittàdel Vaticano：Libreria Editric Vacticana，2006）一书第202～203页。

[28] 此上引文均出自“罗马教皇厅关于任命高德惠为驻满罗马教皇厅临时代表之往来公文——教皇代表致外交部大臣来函”（简称“教皇代表致外交部大臣来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6類 諸外国内政＞2項 満州国＞満州国承認問題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編码：B02032044200。

[29] 顾卫民认为高德惠与谢介石和大桥忠一会晤的日期是1934年2月10日，评见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30] 收录于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百则》，《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3，第27页。1934年4月22日出版的日本报纸《时事新报》报道了题为《罗马法王厅承认满洲国、法王代理正式访问谢外相，希望促进亲善关系》的新闻，其中转引了“新京”天主堂4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与《梵蒂冈对华政策百则》中的引文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多了“天主教会在世界上拥有三亿七千万信徒，于满洲国拥有新京、吉林、四平街、赤峰、承德、抚顺、延吉、哈尔滨等各教区和十四万信徒”部分。

[31] “外交部大臣致教皇代表往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6類 諸外国内政＞2項 満州国＞満州国承認問題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編码B02032044200。

[32]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130页。

[33] 转引自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4] “关于执行天主教教务之往来公文——布教圣省长官至外交部大臣来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6類 諸外国内政＞2項 満州国＞満州国承認問題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編码B02032044200。该信的拉丁文原文和意大利文译文附于乔瓦尼·科科《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第285页。

[35] 转引自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

[36] 《满洲国外交部大臣谢介石致罗马教皇厅枢机官布教圣省长官福马逊尼米温地公文》，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6類 諸外国内政＞2項 満州国＞満州国承認問題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編码 B02032044200。

[37] 田口芳五郎『滿洲帝國とカトリック敎』、東京、カトリック中央出版部、1935、頁8。

[38] 天主教史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高德惠与伪满政权的合作是秉承了其所属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方针的结果，实际上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形成是17世纪罗马为了落实天主教远东本土化政策和力排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行动的结果。虽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教廷的传教团体（association），而非受法国政府派遣来华的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所以，高德惠在与伪满政府合作的问题上，虽然有一定决策的自主性，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在罗马教廷的指令下行事的。

[39]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47页。

[40] 即星期六。

[41] 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1922～1982年）》，《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3，第25～26页。

[42] 《巴黎外方传教会杂志》（法文）第18年206期，第118～119页；转引自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1922～1982年）》，《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3，第27页。

[43] 《巴黎外方传教会杂志》第18年210期，第411页；转引自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1922～1982年）》，《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3，第28～29页。

[44] 田口芳五郎（1902～1978），出生于日本长崎县西彼杵郡外海町，1928年祝圣为神父，1934年3月至12月担任罗马教廷驻伪满代表高德惠的特别顾问，1937年7月就任天主教新闻社社长，1938年2月至1941年2月担任罗马教廷驻日使馆秘书，1941年12月至1978年2月担任大阪教区主教，1973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枢机主教。

[45] 田口芳五郎『滿洲帝國とカトリック敎』、頁1。

[46] 田口芳五郎『滿洲帝國とカトリック敎』、頁5～6。

[47] 田口芳五郎『滿洲帝國とカトリック敎』、頁26。

[48] 岡延右衛門『支那事変とローマ教皇庁』、東京、栄光社、1937。

[49] Giovanni Coco，Santa sede e Manciukuò，1932-1945，Cittàdel Vaticano：Libreria Editric Vacticana，2006.

[50] 西山俊彦『カトリック教会の戦争責任』、東京、サンパウロ発行，2000，頁182-184。

[51] 《圣心报》1938年第12期，第382页，转引自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1922～1982年）》，《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3，第30页。

[52] “国際連盟支那調査委員会報告書仮訳文”，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調書＞政務局＞政務局＞国際連盟支那調査委員会報告書仮訳文，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查询編码B02130321000。

[53] 1937年轴心国联盟成立后，德国和意大利承认了伪满洲国。从1941年开始，泰国等国开始与之建交。日苏签署《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对伪满州国予以承认；共产国际各国党部不予公开异议。到1943年，承认伪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有23个国家。但除了苏联外，大部分为轴心国及其傀儡国和占领国。

[54]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76页。

[55]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20页。

[56]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Vier--Verlag，1973，p.195.

[57] 汉文名为白化东。

[58] 汉文名为高世恩。(www.daowen.com)

[59]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164.

[60]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177.

[61]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163.

[62] 汉文名为白教范，也称朴教范。

[63] 即叙维斯特，汉文名为安圣心。

[6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247200；『一般（損害賠償関係ヲ含ム）7（昭和7年7月7日から昭和7年9月13日）』、『在留外国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頁1。

[65]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247200；『一般（損害賠償関係ヲ含ム）7（昭和7年7月7日から昭和7年9月13日）』、『在留外国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第一巻［Z］、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頁2。

[66] 王扬：《20世纪20—30年代德国远东政策亲日倾向刍议》，《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7] 《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1932年6月29日。

[68] 《电讯报》［The Telegraph（Nashua）］1932年8月10日。

[69] 金光熙：《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延边文史资料第八辑·宗教史料专辑》，延边人民出版社，1997，第18页。

[70]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247200；『一般（損害賠償関係ヲ含ム）7（昭和7年7月7日から昭和7年9月13日）』、『在留外国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頁7。

[71]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177.

[72]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21页。

[73] 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1辑，第110页。

[74] 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1辑，第105页。

[75]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179.

[76]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p.196-197.

[77] 金光熙：《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延边文史资料第八辑·宗教史料专辑》，第15页。

[78] 金光熙：《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延边文史资料第八辑·宗教史料专辑》，第20页。

[79] 金光熙：《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延边文史资料第八辑·宗教史料专辑》，第20页。

[80]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12页。

[81]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189.

[82] Adelhard Kaspar，Placidus Berger，Hwan Gab；60 Jahre Benediktinermission in Korea und in der Mandschurei，p.179.

[83] Edouard Gilbert，Entr’quatr’Murailles；Quatre ans D’internement en Manchourie，Pont-Viau，Editions，Missions-étrangères，1946.

[84] Edouard Gilbert，Entr’quatr’Murailles；Quatre ans D’internement en Manchourie，Pont-Viau，Editions，Missions-étrangères，1946，p.20.

[85] Edouard Gilbert，Entr’quatr’Murailles；Quatre ans D’internement en Manchourie，Pont-Viau，Editions，Missions-étrangères，1946，p.22.

[86] 勤仁拉丁修院，法文名称为Petit seminaire，又被称为辣丁馆，是天主教在四平教区建立的修院。见平山正十『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観』（復刻版）、東京、大空社、1997、頁546。

[87] 丁汝勤：《天主教四平教区的由来和发展》，《四平文史资料》第1辑，四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99页。

[88] “Copy of Incoming Cablegram：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Camp Reports：Manchuria：Ssupingkai（Catholic Priests and Sisters），ARC Identifier 893069/MLR Number A1 460-A/File Unit from Record Group 389：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Provost Marshal General，1920-1975/Container ID：2154，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以下省略），p.2.

[89] “Internment of Americans and Allded Nationals，” Camp Reports：Manchuria：Ssupingkai（Catholic Priests and Sisters），p.2.

[90] “抑留者名簿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7類 戦争＞0項＞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及俘虜取扱振関係/帝国権下敵国人関係/在満支敵国人関係 第六巻，JACAR系统查询編码 B02032566400。

[91] “抑留者名簿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7類 戦争＞0項＞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及俘虜取扱振関係/帝国権下敵国人関係/在満支敵国人関係 第六巻，JACAR系统查询編码 B02032566400。

[92] “抑留者名簿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7類 戦争＞0項＞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及俘虜取扱振関係/帝国権下敵国人関係/在満支敵国人関係 第六巻，JACAR系统查询編码 B02032566400。

[93]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29页。

[94] Aivyn J.Austin，Saving China：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Middle Kingdom 1888-1959，Lornoto Buffalo London：University of Tornoto Press，1986，p.284.

[95] 圣卫亚道会（拉丁语为Congregatio Clericorum Parochialium seu Catechistarum S.Viatoris，简写为CSV），1831年成立于法国里昂，主要从事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于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海地、秘鲁等16个国家。四平街圣卫亚道会成立于1931年，由四平教区加拿大籍修士24人组成，其宗旨是在四平教区内从事办学，以教会学校的形式协助教区传教。1933年3月创办了私立四平街英文中学和四平街女子德化小学等。见《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31页。

[96] “Copy of Incoming Cablegram：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p.3.

[97] “Internment of Americans and Allded Nationals，” p.3.

[98] “Internment of Americans and Allded Nationals，” p.3.

[99] 四平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会，于1927年由加拿大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会总会创立，修女最多时有46人。主要任务是在教区各主要堂口兴办施医院，通过施医协助传教。在四平街总堂办总院，在各堂口办分院。1947年总院和分院自行关闭，修女回国。见《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33页。

[100] “Internment of Americans and Allded Nationals，” p.3.

[101] 中文名为石俊声、丁汝勤，1880年7月27日生于加拿大，圣名类斯，1906年7月在加拿大桑热罗莫晋铎，1925年10月17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传教，1930年2月19日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四平教区监牧，1932年6月21日升为教区主教，8月4日领祝圣礼，1952年12月1日去世。

[102] Aivyn J.Austin，Saving China：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Middle Kingdom 1888-1959，p.284.

[103] Edouard Gilbert，Entr’quatr’Murailles；Quatre ans D’internement en Manchourie，Pont-Viau，Editions，p.55.

[104] Edouard Gilbert，Entr’quatr’Murailles；Quatre ans D’internement en Manchourie，Pont-Viau，Editions，p.55.

[105] 王铁军、焦润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对盟军的战俘政策析论》，《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

[106] 熊月之在《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述论》一文中指出，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的管理非常严格，侨民过的是被剥夺自由的集体生活；集中营条件相当简陋，物质供应匮乏，特别是后期，缺水、缺粮、缺药；集中营侨民一旦反抗、逃跑，将受到严厉惩罚。熊月之：《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述论》，《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7] 丁汝勤：《天主教四平教区的由来和发展》，《四平文史资料》第1辑，第105页。

[108] Aivyn J.Austin，Saving China：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Middle Kingdom 1888-1959，p.284.

[109] 王铁军、焦润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对盟军的战俘政策析论》，《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

[110]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第212页。

[111] 満洲事情案内所編『満洲の宗教』、満洲事情案内所、1945、頁252。

[112] 由于资料的缺乏，学界对东北天主教的研究难以深入展开，目前仅有李英武的《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对伪满时期的天主教进行了初步研究。

[113] 滿鐵弘報課編『海北鎭とル-ヴェン』、滿洲日日新聞社，1940，頁7。

[114] 『海北鎭とル-ヴェン』一书认为陆平用来购买土地的资金是在法国募集的。

[115] 王瑞寰：《若瑟屯兴建始末》，《黑龙江文史资料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141页。

[116] 《海伦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663页。

[117] 即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和圣诞节。

[118] 滿鐵弘報課編『海北鎭とル-ヴェン』、頁27～30。

[119] 王瑞寰：《若瑟屯兴建始末》，《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42页。

[120] 王瑞寰：《若瑟屯兴建始末》，《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43页。

[121]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宗教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38页。

[122] 王瑞寰：《若瑟屯兴建始末》，《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43页。

[123] 李兴国：《法国传教士与海北天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58页。

[124] 王瑞寰：《若瑟屯兴建始末》，《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42页。

[125] 李兴国：《法国传教士与海北天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50页。

[126] 王瑞寰：《若瑟屯兴建始末》，《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42页。

[127] “海北鎮に兵匪来襲”，国立公文書館＞内閣＞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上海並満洲事件ニ関スル新聞発表，国立公文書館藏，JACAR系统查询編码 A03023768600。滿鐵弘報課編『海北鎭とル-ヴェン』记载此次战斗中，日军步兵少佐奈良本音次郎、一等兵登内勇和阿部清一郎被打死。

[128] 王瑞寰：《从领洗道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59页。

[129] 滿鐵弘報課編『海北鎭とル-ヴェン』、頁57-58。

[130] 吉林神修罗院修生张保禄所写的“追悼邱神父”一文记载了邱凤鸣的生平：“邱神父，洗名伯多禄，名凤鸣，字喈桐，滨江阿城县籍，乃吾吉林教区之司铎也。以体质素弱，热心教务，竟以三十九岁之年华，积劳而殒矣……历充海北镇副堂。绥化本堂，靠山屯本堂，晓钟校长，及农安本堂……卒于康德七年七月一日晨”。“公教新闻”，《满洲公教月刊》1940年第6卷第8期，第272页。

[131] 王瑞寰：《从领洗道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61页。

[132] 李兴国：《法国传教士与海北天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150页。

[133]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宗教志》，第201页。

[134] 王瑞寰：《从领洗道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61页。

[135] 终傅（extreme unction），即教徒临终时敷擦圣泊，与洗礼、坚振、告解、圣餐、圣职和婚配并称为天主教七桩圣事，一般在教徒年迈或病危时，由神父用经过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抹在病人的耳、目、口、鼻、手、足，并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这样可帮助受敷者缓解病痛，赦免一生的罪过，心安理得地去见上帝。

[136] 王瑞寰：《从领洗道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79～80页。

[137] 王瑞寰：《从领洗道主教》，《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第72页。

[138] 李霜青、麦菁主编《一代完人于斌枢机》，台北，野声文化事业公司筹备处，1984，第302页。

[139] 《海伦县志》，第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