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英国以及荷兰和比利时流亡政府与哥斯达黎加等相继对日宣战，伪满洲国亦对美国及其同盟国宣战。日本殖民当局宣布伪满洲国境内尚未撤走的美英及其同盟国国民为“敌国人”，将这些“敌国人”逮捕，并关入哈尔滨、四平、“奉天”三个集中营中。四平集中营设立于1941年12月13日，关押的全部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其国籍分别为美、英（实际上是加拿大）、荷、比四国。1942年7月15日，比利时籍天主教传教人员被转移到“奉天”集中营，四平集中营于是成为主要关押加拿大籍传教士的地方。其间，美日通过瑞士等中立国达成交换部分战俘和在押人员的协议，四平集中营中的一部分在押人员被释放，但大部分人员则一直被关押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

本节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马里兰州帕克分馆收藏的国际红十字会于1943年11月探视四平集中营之后留下的备忘录，释放人员罗杰·德罗莱（Roger Drolet）于1943年11月30日撰写的“四平街（满洲）平民集中营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关押人员名单，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四平教区法库天主教堂本堂神父爱德华·吉尔伯特（Edouard Gilbert）在1946年出版的回忆录《满洲的监禁》^[83]，以及加拿大学者J.奥斯汀（Aivyn J.Austin）的著作《拯救中国：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央帝国（1888～1959）》，还原四平集中营的历史，并分析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对“敌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政策。国际红十字代表探视四平集中营的活动是在日伪政府严密监视和安排下进行的，代表们获得的关于集中营的部分信息可能存在不实之处，而德罗莱和吉尔伯特曾被关押在四平集中营中，其回忆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但有疏漏的地方，二者可以互补，而J.奥斯汀的著作则是根据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写成，具有一定可信度。

由于四平集中营是伪满当局在东北设立的最主要的一所关押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集中营，对了解日伪当局对天主教会以及同盟国的政策具有代表性。基于此点考虑，本节拟以日伪当局在该集中营的关押政策为线索，对太平洋战争时期日伪当局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本质进行深入探讨。

1940年9月23日，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到了27日，日、德、意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此后，日本不断加快入侵东南亚的步伐，并日益威胁英美的利益。美国立即采取了行动，先是加紧援华，以钳制日本，而后又于翌年7月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禁止石油和钢材等军需物资向日本出口。面对美国的压力，日伪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政策。1940年，日伪当局冻结了美英等国教会的基金，导致加拿大魁北克教会管理的四平和林东教区资金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开始解雇中国雇员、仆人以及学校的教师，并关闭了部分教会学校。

此后，日本与美英的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战争一触即发。1941年8月，英美等国领事通知自己国家教会的神职人员尽快离开中国东北。与此同时，伪满警察加大了对教会人员的监视力度，不定期地传讯教会人员和天主教徒，监视教会的宗教活动。据加拿大神父吉尔伯特的回忆，“满洲国警察经常会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如神父对德国萨尔州1935年举行的全民选举的看法”。^[8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翌日，居住在伪满境内的美英等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被逮捕。加拿大神父吉尔伯特回忆道，“12月9日，两个满洲国警察来到教堂，收缴了神父用于防身的武器，并宣布同盟国的神职人员，除了妇女和未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人之外，一律于9点前集合，送往设在奉天的集中营，而后转往四平集中营”。^[85]

四平集中营一直关押同盟国国籍的天主教神职人员。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间，集中营设在四平教区主教府，1942年7月之后转移到勤仁拉丁修院楼。^[86]四平教区主教府位于四平铁道东二马路南头。四平天主教神父丁汝勤在文章中写道：“（主教府）1929年春开始动工修建，1930年8月竣工，建筑面积约一千米左右，是当时四平东部惟一的一座楼房。”^[87]而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中则写道：“集中营设在了四平罗马教廷神父住宅里，建筑面积840平方米，占地面积550平方米，周围有3米高的砖墙”，“这个住宅离南满铁路车站仅四分之一英里，房子的外墙是红色的，屋顶也是红色的，院墙是灰色的”。^[88]

关于四平教区主教府内关押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人数，说法不一。根据德罗莱的讲述，于1943年11月30日编写的《四平街（满洲）平民集中营报告》说道：“第一个集中营曾关押了加拿大传教会和比利时传教会以及3个美国传教会人员，共有130人。后来，比利时人于1942年7月15日被转移到奉天集中营。”^[89]而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于1942年2月的统计显示，四平集中营关押了英、美、荷、比四国国民121人，其职业均与宗教有关，且皆为男性。^[90]其中，英国国民应该指的是加拿大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四平集中营的121人来自四平教区、林东教区、齐齐哈尔教区、热河教区、赤峰教区和抚顺教区。^[91]

据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于1942年2月的统计显示，四平集中营关押的英、美、荷、比四国国民121人没有死亡和释放者。^[92]具体情况见表2和表3。

表2 集合生活者职业统计（1942年2月）

1942年7月，四平集中营搬迁到勤仁拉丁修院楼，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被转移到“奉天”集中营，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则被留了下来。勤仁拉丁修院楼建于1934年，位于四平二马路南，为三层楼房。^[93]加拿大学者J.奥斯汀认为，日伪政府之所以将集中营从主教府转移到勤仁拉丁修院楼，是因为主教府离南满铁路太近，被监禁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容易乘坐火车逃走。^[94]

对于勤仁拉丁修院楼中关押的神职人员的人数，有多种说法。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中提道：“这里有60名警察把守，关押了加拿大人56名，美国人2名，合计58人”，“这些被关押人员属于四平、奉天、吉林等地的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和四平街圣卫亚道会、玛利亚外方传教会，^[95]最大51岁，最小29岁，平均36岁”。^[96]《四平街（满洲）平民集中营报告》所记载的关押在该集中营中的神职人员为60人，其中11个人属于圣卫亚道会，其总部地址是1145 Rue S.Viateur，Ouest，Montreal；43个人属于魁北克外方传教会，其总部地址是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Quebec，Pont Viau，Montreal，Canada；5个属于基督兄弟会，地址是Christian Brothers，Montreal；1个属于美国玛利诺天主教外方传教会，地址是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Maryknoll，New York。^[97]

日伪当局对监禁在四平集中营的同盟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基本上遵守了国际公约的规定，看管不严格，伙食基本可以保证供应，而且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集中营。 (www.daowen.com)

首先，日伪满当局虽然监禁了天主教神职人员，但没有强迫其做苦役，对于四平教区的修女和主教，只是限制其活动，而没有将其关入集中营。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介绍了集中营的作息制度，“他们5点45起床，5点50点名，6点祈祷，6点半整理房间，21点30点名，22点关灯，不许吸烟，可以打球，可以到菜园种菜，去图书馆看书，神父被允许在院子中走动”。^[98]

《四平街（满洲）平民集中营报告》则写道：“这里的修女属于四平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会^[99]，还有一些属于圣安东尼会，她们没有被捕。”^[100]国际红十字的报告中写道：“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的代表是拉皮勒（Louis Lapierre）^[101]，他没有被关押到集中营中。”J.奥斯汀也在书中写道：“主教心脏病发作，当局于是允许其待在自己的房间中，但不可以与其他的神父往来”，“日本人看管得并不严，一些人获得了关照。其中，Soeurs Antoniennes de Marie被允许外出，到主教府那里为神父们做饭。MIC修女还可以在1943年之后给初学者传道。只有白城子的神职人员一直被隔离到1945年，其间一直没有接到加拿大寄来的东西。20个修女被允许在4个地方活动”。^[102]

加拿大神父吉尔伯特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士兵没有虐待在押人员，没有强迫他们做苦役。但是这些人精神压力大，虽然没有饿死的人，但大家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神父们祈祷，担心惩罚，没有自由，对前景感到焦虑。每天做弥撒。”^[103]

其次，集中营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差。吉尔伯特详细地记述了居住条件和伙食情况：“这里房间一共有3个，没有医生，有电灯，取暖条件不好，是用煤取暖，通风设备也不好，没有热水，只有冷水。一周只能洗一次澡。早饭8点，午饭12点半，晚饭19点。伙食是免费的，每人每天限量供应600克面包，40克面粉，米时有时无，肉200克，鱼100克，每月供应鸡蛋8个到9个，豆油250克，人造黄油10克，没有牛奶和奶酪，蔬菜、土豆、水果20克，糖20克，盐30克，绿茶和甜品没有，有时供应日本面条，没有烤箱和冰箱。”^[104]而《四平街（满洲）平民集中营报告》则写道：“第一个集中营，政府提供食物。而在第二个集中营，政府给每个人增加了1.5美元的生活费，用于购买食物、水、取暖与照明材料。”

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记录了集中营中神职人员的健康问题：他们的体重“最重83公斤，最低45公斤，平均58.5公斤……有两个加拿大人于1943年10月28日死于脑血管破裂”。而德罗莱在《四平街（满洲）平民集中营报告》中则记录了其中一个死者的姓名为马萨斯（Msgr Masse）。

再次，日伪当局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集中营。太平洋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驻日本代表处，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和日本外务省在敌国居留民关系事务室，派遣代表安格斯特，于1944年12月5日和6日分别视察了四平集中营和“奉天”盟军战俘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除给四平集中营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各地战俘营的盟军战俘带去慰问品和医药品外，在视察结束后还撰写《奉天及四平街拘留所视察报告》，分别上呈给日本外务省在敌国居留民关系事务室和国际红十字会总部以及美英等国政府。^[105]

通过分析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德多莱的《四平街（满洲）平民集中营报告》、J.奥斯汀的著作，以及神父吉尔伯特的回忆录中关于四平集中营的记述可以发现，被关入集中营的只是男性神职人员，集中营的伙食尚可，有一定的自由活动时间，但医疗和取暖条件不好。日伪政权在伪满洲国境内的“奉天”和哈尔滨，在山东潍县和上海也都设立了收容盟国侨民的集中营。四平集中营与这些集中营相比，饮食条件相当，但居住条件较好，被押人员没有被强制劳动，拥有更多的自由，而且关押的只是男性神职人员，修女则没有被关押。可以说，日伪当局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关押政策。^[106]

日伪当局之所以采取宽松的关押政策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的传教士虽然与其母国保持着一定联系，但也受到罗马教廷的节制，而罗马教廷与日伪政权一直保持着“亲善关系”。考虑到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日伪政权对他们采取了宽松的态度。

其次，这些被关押的传教士遵从教廷的指令积极协助日伪政权推行殖民政策。例如，四平教区主教石俊声（丁汝勤）“在伪满皇帝登基时，积极筹备庆祝，并参与了东北教区制定《皇帝颂》《官府诵》的工作，散布‘宫府以行善谕我，以刑敬我，我循规蹈矩，勿犯罪失’的思想”。^[107]天主教会一直保持了顺从的态度，而日伪政权也没有将其视为严重的威胁。正如J.奥斯汀所言，“日本人认识到这些神职人员对自己并无任何威胁，但是他们头脑中的官僚主义思想驱使他们仍然执行上司的命令，将这些人关押起来”。^[108]

最后，日伪当局有崇尚欧美的情结。1854年被美国的佩里舰队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推行所谓的“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运动，甚至连日本的高官都崇拜欧美文化，建起了仿欧的鹿鸣馆，身着洋装，举办化妆舞会。在外交上，日本一味追随英美，与英国三次结盟，以期通过英美势力支撑日本在亚洲的外交路线。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即使是在日本海军高层已做出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决定后，日本政府当局中仍然有一些人反对同美国开战。在同美国的交战中，一些日本人虽然口头上叫喊着“鬼畜英美”，但仍然视英美为“文明之国”，视日本同英美的战争是“文明人之间的战争”。日伪当局善待欧美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战前日本由来已久的“崇美”“尊美”的情结密不可分的。^[109]

日伪政权将“敌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软禁之后，各国传教会在伪满境内的势力范围发生了变化。1942～1945年，高德惠指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职人员进入四平和抚顺教区，掌握了两个教区的传教权。而延吉教区的德国传教士也受到伪满政府的特殊关照，分布在6个伪县的德国籍传教人员53名，建立堂口、慈善机关、教会学校190余处，信教群众15709人，传教机关的数量及信徒的分布密度在东北地区11个教区中处于第一。^[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