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教区所辖区域包括延吉、汪清、珲春、和龙、敦化、额穆（今属吉林省敦化市）、宁安、东宁等地，原本属于北满教区，1920年3月被罗马教廷划给朝鲜元山教区，1928年7月成为独立的教区，管理权亦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转给德国圣欧笛勒本笃会，1937年4月，延吉教区从宗座监牧教区升格为宗教座代牧教区。延吉教区是伪满11个天主教教区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教区，信徒从1936年的12573人发展到1940年的14056人，到1945年时，信徒已达1.8万人，教会堂口也从1936年的45个发展到1940年的140个。^[55]1945年8月中旬，苏军进入延边地区，延吉教区的教务事业受到极大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可以说，伪满时期是延吉教区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黄金时期的出现，除了与本笃会传教士的努力有关外，还与伪满的政治环境分不开。因此，研究德国天主教本笃会与伪满政权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除了中国方志和文史资料上的记载以及德国本笃会传教士的回忆录外，学术界没有对延吉教区本笃会和伪满政权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节以外交档案、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方志、文史资料的记载为根据，分析延吉教区与伪满政权的政教关系，勾勒出伪满时期政教关系的一个侧面。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广大爱国官兵奋起反抗，而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吉林公署参谋长熙洽，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则放弃抵抗，开门迎降。翌年2月，原驻防延边地区的吉林省边防军第一旅第三营在营长王德林的率领下反正，先后收复日军占领的敦化、额穆、蛟河、延吉、珲春等10余座城镇，日军慌忙调集重兵对王德林部进行“围剿”。处于战火之中的延边地区政治动荡，民不聊生，这种混乱的局面给延吉教区带来了挑战。

首先，政治的动荡导致社会混乱局面的出现，敌我两军的交战使许多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横行。雅鲁阿莉亚·菲芙娜（M.Januaria Pfiffner）修女在《概述1931～1945年期间修女们在延吉传教会的工作》中，将土匪归纳为两种：“（1）那些向善的老的中国土匪，通常是被辞退的军人，他们的生计陷入绝境。他们捕捉人质，寄给家属威胁信。如果家属成员不惧怕，将寄去人质的一根手指、一个耳垂或如此之类，表明其决心，为的是敲诈一份合适的赎金。（2）所谓的共产党，通常是逃亡俄国的朝鲜人，他们索取武器或者工具、技术器材等。”^[56]土匪们抢掠财物，烧毁教堂和学校，绑架神父，给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路卡斯·巴尔威克（Lukas Ballweg）神父在《本笃会修道院院长——大主教特奥多·布莱尔^[57]（Theodor Breher）》一文中回忆道：“1931年，在奉天的事变是日本军事征服满洲的开始。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出现了由共产主义控制的匪帮团伙。许多居民点、教堂和学校被纵火焚毁……1932年，波尼发提留斯·科斯特勒（Bonifatius Köstler）神父^[58]被土匪劫走，但他的守卫者逃跑了，为他的总管节省了大约一万马克赎金。”^[59]菲利普·连慈神父在《延吉——满洲本笃会传教》一文中也写道：“1933年3月初又举行了战斗洗礼。在夜里，土匪强盗们突袭了堂口，他们希望通过抓捕神父敲诈一笔可观的赎金。可是沙瓦托尔·科勒（Salvator Koller），一个在两位年轻牧师死亡后接管大岭洞的灵魂拯救工作的神父，没有被土匪找到。他在茶条沟渡过了这个危险时刻，那里只有一刻钟路途之遥，他受到了一个军事岗哨的保护。土匪强盗们愤怒地纵火烧毁了整个堂口。教堂、牧师公馆、神职人员宿舍，所有一切都被火焰吞噬。这对于年轻的传教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60]

社会政治的动荡还造成了粮食的减产、饥荒的出现和传染病的流行，这给教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路卡斯·巴尔威克神父回忆道：“1932年……粮食失收带来饥饿，以致伤寒症的出现。居民受到死亡的威胁。传教事业也受到了冲击，皮休斯（Pius）神父是第一位被这种瘟疫夺走生命的人。之后又得到消息，他的两位同工恩尔伯尔特（Engelbert）和叙维斯特（Sylvester）神父也感染了此病。几周以来，特奥多主教并不回避两位受高烧折磨的病人的病床。特奥多在写给修道院的姐姐的信中说，所有的这些弟兄，他们在我的臂弯里逝去，是神圣的死亡……同年秋天，科尔宾尼安（Corbinian）神父也患斑伤寒卧床不起，之后是在珲春的艾格伯尔特（Egbert）神父，当这位神父刚被治好，他就急忙赶去八道沟探望躺在床上的阿朵（Ado）神父。”^[61]

除此之外，天主教会从日军杀害延吉教区副监牧康南特·拉柏（Konrad Rapp）^[62]神父的事件中也感到威胁，不得不投入精力处理和日军的关系。

1932年6月5日早晨，龙井茶条沟天主教会德国神父康南特·拉柏神父动身前往延吉土门子五岭洞，参加德国神父阿索夫^[63]的葬礼，当夜9时左右到达延吉五虎顶子新马里，在此遇到了日本守备队的哨兵，并受到其盘问。此后，该神父在新马里以西被人枪杀。随行的朝鲜翻译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并马上报告了延吉教区的主教。教徒们迅速赶到出事现场，搜寻神父的尸体，但一无所获，直到第二天才在沙土中找到，神父身上中了35刀，并有枪击的痕迹。神父死在日军哨所附近，凶手为了掩盖真相，将神父尸体掩埋。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哨兵在神父被杀事件上脱不了干系。随后，教会要求日本惩办凶手。日本控制下的瓮声砬子伪警察分署署长于“6月6日派遣3名警察到该地调查取证，认为该地共匪横行，怀疑是他们所为。日本领事馆也于7日派遣川岛警部补与巡查6名，到当地调查”。最后，日军和日本驻延吉领事馆都矢口否认是日军哨兵杀害了神父，也不承认有随行的朝鲜翻译的存在。

事件发生后，教会马上向驻“奉天”的德国领事馆进行了报告。据保存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电文显示，1932年6月13日和22日，德国总领事馆先后两次要求日方对拉柏神父被杀事件进行调查。总领事也亲自动身前往出事地点进行取证，6月29日回到“奉天”后又再次对来访的日领馆馆员表示日军杀害神父的嫌疑很大，但日方则一再强调“日本士兵与神父被杀事件没有任何关系”。^[64]在事情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德国领事馆将这一事件通报给德国驻东京的代理大使、德国外交部和罗马教廷驻东京代表。7月7日，德国外交部东方局次长对日本驻柏林大使馆表示，与拉柏神父同行的朝鲜翻译证实，神父是被日本兵或穿日军军服者所害，要求日本方面进一步查清事实真相，同时强调“德方不相信此事为日本兵所为，考虑到该事件对本国国民和普通的天主教徒的影响，所以召集了德国主要报社的代表，要求其不要过多评论该事件，并注意报道的分寸，而这些报社的代表认为这一事件早晚要成为新闻焦点，所以要求政府说明立场和照会日本政府的结果，而德国政府表示要进一步查清事实真相，如确是日本兵所为，则要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民众权益，并发表讲话，以此缓和舆论”。^[65]德国外交部在外交照会中表明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明日军参与谋杀拉柏神父的证据，并正在通过媒体向日本施加舆论压力。日本大使馆对受害者表示哀悼，但仍然坚称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所为。7月18日，日本大使馆向德国外交部东方局局长转达日本外务省的来电，再次表示日方与此事件没有任何瓜葛，德国外交部东方局局长强调，日本应该按照遗属和天主教会方面的要求进行善后处理，并在报纸上公布事件真相。此后，日本大使馆一直否认日军士兵杀害拉柏神父，而德国外交部也对此束手无策。

可以说，德国政府在神父被害事件上态度软弱，与其奉行的“中立”的外交政策有关。德国在“一战”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已经无力推行强权政策，转而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德国也采取不与日本对立的政策，以维护自己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对于国内舆论谴责日本侵略行为的倾向，德国政府一再进行干预。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在1931年9月24日的指示中强调：“我们在继续对新闻界施压，促使其在中日冲突中完全保持中立的立场，也禁止新闻报道借批评日本对国联的态度来反对日本。”1932年1月8日，德国驻日本大使恩斯特·弗累彻向外交部报告，“要求政府约束德国报刊对日本的攻击，因为无论是日本人民，还是日本政府，都不会忘却这种攻击”。^[66]

延吉教区的德国教会在尝试通过官方途径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向欧美媒体透露消息，寻求舆论的支持。1932年6月29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刊登了其驻上海特派员Reginald Sweetland撰写的《日本人是如何杀死神父的——因为没有下马而被枪击刀刺》一文，强调拉柏神父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地区第一个被杀的外国人，对日本外务省混淆视听的做法表示愤慨，文章详细地描述了拉柏神父被杀的过程，“神父在去邻近的村庄探望他的神父兄弟的途中，路过一个日军的哨卡。哨兵见神父没有下马向其行礼，便怒骂道：‘你这个混蛋为什么不下马？’并打了随行的朝鲜翻译几个耳光。其他士兵听到声音后也从哨所中走出来，他们将神父拖了进去，随后哨所里面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此后，神父被三个哨兵带出哨所。朝鲜翻译听到了四声枪响，并看到神父倒在地上。于是，他马上跑到镇上的教堂将事情告诉给主教。两天以后，另一个朝鲜人发现了神父的尸体。他身上中了35刀，还有被棍棒殴打的痕迹，子弹击穿了心脏、腹腔和上肢”。^[67]同一天，上海的外国报纸《每日新闻报》和《晚邮报》也发表了有关拉柏神父被害事件的报道，强调这一事件是日本兵所为，两份报纸的中文版也于30日全文登载了这篇报道。翌日，日本驻美国芝加哥领事武藤义雄和驻上海的守屋书记官分别致电总理兼外务大臣斋藤实，通报了外国媒体的报道。此后，外国报纸持续报道拉柏神父被杀事件。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的1932年8月10日，登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出版的《电讯报》上的《拉柏神父被杀事件成未解之谜，日本官方否认日本士兵对此负有责任》一文，仍在追踪事件的进展，“罗马教廷驻东京的代表Monsignor Mooney已经催促日本政府尽快调查此事，但没有获得任何答复”。^[68]上述报刊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将日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事情最终是如何解决的，鲜有人谈及，只有登载在《延边文史资料第八辑·宗教史料专辑》上的由金光熙撰写的《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一文，谈到这一问题。该文认为：“对此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传言罗马教皇决不能善罢甘休，甚或还有人说什么国际联盟派遣的调查团也将要到这里来，日本鬼子却自欺欺人地大放厥词，栽赃说这是共产党捣的鬼。尽管如此，到头来还是以日本军方出面对被害人支付了若干安慰金而告终。”^[69]

延吉教区天主教会为了解决神父被杀问题而进行的上述努力，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却使日本政府在外交和舆论上处于被动局面，也使其不得不约束部队，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日本殖民主义者还通过解救被绑架的神父等方式，缓和与德方的关系。1932年7月30日下午5点，延吉北蛤蟆塘大房子天主教会德国神父高世恩（Bonifatius Köstler）路过汪清牡丹川中坪村附近（百草沟以北约二里半）时，3名共产主义者将其绑架，要求教会拿50条枪和3000元钱赎回神父。日本守备队和百草沟伪警察分署署长闻信，立即联合展开救人行动。百草沟伪警察分署署长在8月2日将两名绑架者以取赎金为名引到牡丹川，神父则趁留下的一名绑架者熟睡，逃了出来。1932年8月2日，冈田总领事连发两封电报给内田外务大臣，强调日方在解救神父过程中的功劳。翌日，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致电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库诺夫书记官，通报了德国神父高世恩趁绑架者熟睡成功逃离的经过。德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感谢。^[70]

可以说，伪满初期，日本殖民主义者由于在东北的统治尚不稳固，反“满”抗日力量活跃，所以希望借助天主教稳定人心，弱化民众的抗日意志，同时也希望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天主教政策比较宽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教会。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展开多次“大讨伐”，抗日武装力量受到了空前损失，伪满的统治日益巩固。1937年，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为了将中国东北变成其进行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继续镇压反“满”抗日力量，一方面强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其宗教政策也不断紧缩，天主教会的活动受到了很多的限制。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加拿大等同盟国的传教士被逮捕，德国教会的活动空间也受到一定限制，教会学校被迫进行改革，直至“国有化”。但是德国本笃会控制的延吉教区因为日德同盟的关系而得到某种关照，并且教会本身为了生存，选择了隐忍和顺从，所以教会事业整体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www.daowen.com)

教会学校一直是教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通过创办学校，传播宗教，培养传教士。延吉教区主教特奥多也非常重视教会学校的建设，他曾说：“如果让我选择建一间教堂还是一间学校，我首先选择建立学校。”（因为他深知）“教导年轻人有高尚美好的、深信不疑的信仰是何等重要。谁拥有了青春，谁就拥有未来”。他规定，“在主要教区必须建立能容纳300到500名学生的较大规模的学校，教会学校的师资可以与公立学校的竞争，特别是要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宗教课要由神父亲自执教”。^[71]在主教的推动下，延吉教区拥有的教会小学从1936年的8所增加到1938年的22所，学校教师从74人增加到94人，学生人数则从3255人增加到4727人。^[72]

教会学校的存在无疑影响到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控制政策的实施。为了将伪满洲国的学校完全纳入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体系之中，培养具有奴化思想的“顺民”，伪满文教当局从1938年1月1日起实施“新学制”。“新学制”实施的宗旨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73]“新学制”强化小学教育，“置重点于幼少年之国民教育”，将小学教育的修业年限确定为6年，将原有的初小改为“国民学校”，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规定所有学校必须开设“精神教育”课，并将其居于学校各门课程的首位，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宣扬所谓日本统治东北的合理性，同时开设日语课，弱化学生的民族意识。

在推行“新学制”的同时，日本殖民主义者又推出了“惟神之道”，强迫民众信奉日本神道教。1940年6月22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溥仪访问日本，从日本迎来代表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的复制品，将其供奉在“建国神庙”，将天照大神奉为“建国元神”。奉安当日，关东军指令溥仪发布《国本奠定诏书》，称“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74]此后伪满政府颁布《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祭祀令》，要求各地建造“建国神庙”，到1942年全东北的神庙已达240所。

学校也成了伪满政府推行“惟神之道”的重要场所。伪满政府在每所学校都设置了称作“奉安库”的神龛，以放置溥仪的像和《国本奠定诏书》，“奉安库”放在校长室，师生们进出校长室时，要先向“奉安库”行“最敬礼”，在礼堂举行重要庆典时，要把“奉安库”抬到礼堂，宣读《国本奠定诏书》。学生每日朝会要唱“国歌”，背诵“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的《国民训》，向日本皇宫和伪满帝宫进行遥拜。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学校开设的宗教课被宣扬“惟神之道”的“精神教育”课取而代之，教会事业受到了冲击。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是一神教，将其他宗教信仰视为异教，所以“惟神之道”的推行使得教会与伪政府产生了矛盾。“政府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烈。在所有的学校必须设置神道进行呼喊，所有可能的仪式和献祭必须在其面前呈献。（日本殖民者向）人们解释这纯粹是国民性的，是对祖国热爱的表达和对天皇的忠诚。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就是偶像崇拜”。^[75]教会虽然意识到伪满政府推行的“惟神之道”与天主教的宗教原则是根本矛盾的，但仍然不断退让，甚至将教会学校的所有权拱手让出。在延吉教区教会学校任课的修女回忆道：“我们在传教学校的女教师们很快面对选择：不是放弃为学校服务的工作，就是脱下教会的服装。我们得到大主教的允许选择了后者，要求学校的修女们可以脱下修女服，但不脱离圣灵，在日本人控制的学校里没有宗教课的位置，除了天皇崇拜外，学校里所有房间的耶稣受难像都被焚烧了，取代它的是竖起来的国皇神龛……1943～1944年，所有的学校都变成国有化，我们在学校的工作权利被剥夺。”^[76]金光熙的《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也提道：“1942年末，根据1938年伪满文教部基于伪满洲国废除治外法权的精神而发出的教育令，延边教区所管辖的延吉、龙井、八道沟、明月沟、大砬子、头道沟、茶条沟、珲春等八所海星学校终于被分别合并予当地的国民高等学校。从此，这些学校用朝鲜语每周上三节圣经课（要理问答等），便化为乌有了，朝鲜语文课也被取消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连教会学校里的朝鲜语文课也废除，并严禁朝鲜族学生在学校使用朝鲜语，规定谁说一句朝鲜话就罚款三分钱等。”^[77]

教会不仅在学校问题上屈服了，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殖民主义者推行的统治政策。“白化东主教于1942年12月8日给延边各地的天主教本堂司铎寄送了‘为大东亚圣战的胜利而祈祷’的谕示。他在这之前就先把全教区各个本堂的神父集中到教区里做了《圣战胜利》的大弥撒，各个本堂的神父们也从此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前仍坚持执行了教区的谕示”。^[78]

可以说，延吉教区的德国教会之所以采取隐忍和顺从的态度，除了与天主教超脱世俗的特点有关外，还有其深层原因：首先，德国教会考虑到仅凭自己的实力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所以才采取这种态度。德国本笃会只是一个教会组织，其宗教利益只能通过德国领事馆获得庇护，或通过与伪满政府的合作来求得保护。所以，当伪满政府的宗教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损害教会的利益时，教会往往保持所谓中立立场，发表态度含混、宣扬普世价值的公告，甚至是迎合伪满政府。其次，罗马教廷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的合法性，与伪满政权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在罗马教廷的指令下，东北地区的教会都顺从于日本殖民当局，德国本笃会也不例外。

因为德国教会的顺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日伪当局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的关系日益紧密，并最终结成军事同盟。日本殖民主义者基于以上考虑，除了将教会学校收归“国有”外，并没有对德国教会的教务事业给予过大的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展了所谓的“献纳运动”，强制人们献纳散在民间的铁器和黄铜器皿，甚至将许多寺庙的佛像、基督教礼拜堂的钟全都强行拆走了。“他们对天主教堂的钟却丝毫不犯。对此，有些天主教上层人士出于感恩戴德之心，曾经吹捧和宣扬过日本帝国主义，以有神论和无神论势不两立的唯心和唯物史观为由，鼓吹和叫嚣过反共”。^[79]不仅如此，日伪政权将“敌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软禁之后，延吉教区的德国传教士受到其特殊关照，分布在6个伪县的德国籍传教人员53名，建立堂口、慈善机关、教会学校190余处，信教群众15709人，传教机关的数量及信徒的分布密度在东北地区11个教区中处于首位。^[80]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并迅速占领延边地区。占领延边地区的苏军司令部对德国本笃会的神职人员进行了讯问后放之释放，并表示尊重其宗教信仰。但是苏军士兵军纪较差，到处抢劫杀人，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德国神父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些日子里，士兵们总是一再地闯进居民住房和教堂掠夺财物，把所见到的必需品占为己有。有一天夜里，在八道沟堂口的抢劫中，恩格马（Engelmar）弟兄被击毙。1945年9月2日夜晚，有两位弟兄通过跳窗逃生才躲过一劫。”^[81]“敦化也陷入了灾难时期。8月22日俄国（苏联）人来了。他们同时占领了所有重要的建筑物，然后对那些尚具规模的房子洗劫一空。8月23日，他们也来到了传教站。当他们把手枪抵住神父们的胸脯时，神父们也不禁战栗，设法逃亡。君特（Günther）神父在朝鲜一个城市的防空洞里待了14天。莱蒙（Raymund）神父、埃哈特（Aichard）弟兄以及修女们藏匿在一间老旧的中国房子里。当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传教站时，眼前的一切是多么的可怕！一部分家具仍在，挂在墙上的十字架被捣毁，倒在地上。没有食物，没有煮饭的器皿，没有碟子，不曾有一件衬衣换洗”。^[82]1946年，苏军撤走后，民主政府成立，德国传教士被集中到龙井八道沟学习，5月2日，分别到延吉和龙井县南坪接受劳动改造，1946～1948年，大部分传教士分两批回国，1949年主教白化东因健康状况恶化回国，其他传教士也在1952年8月出境回国，至此德国本笃会在延吉教区传教的历史彻底终结。1956年4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正式成立，1958年11月，延吉教区被废除，吉林省境内的堂口转归新成立的吉林教区，黑龙江省境内的堂口则转归黑龙江教区。

延吉教区的历史就是伪满天主教传教史的缩影，特别是教会与日伪当局之间的妥协与冲突更是具有典型性。天主教会虽然对日伪的殖民统治表示不满，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压制教徒的抗日思想，所以天主教教徒没有像基督新教教徒那样举行大规模的抗日运动；而日伪当局为了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对民众进行说教，弱化民众的反抗意志，对天主教会采取了“亲善友好”的姿态。但是，由于天主教会宣扬的教义与伪满的“惟神之道”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所以日伪政权在与天主教会保持“友善”的同时，也暗中监视着该教会的一举一动，实行的是“利用控制”政策。可以说，双方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博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