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翌年3月1日成立傀儡国家“满洲国”，将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满洲国”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浪潮高涨“威胁”着“满洲国”的统治。罗马教廷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满洲国”有9个宗座代牧区和大量信徒，势力庞大。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强化其对东北地区的统制，在进行监视的同时也极力拉拢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而罗马教廷以及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天主教在东北传教区的存续，与日本殖民主义者合作，以宗教麻醉东北民众，消磨其抗日斗志，伪满时期没有发生过由天主教会组织的抗日活动，参加抗日活动的天主教徒也很少。天主教会和日本殖民当局保持了融洽的关系。中外学界大多认为罗马教廷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对罗马教廷是否承认了伪满洲国仍存有不同看法，对这一伪满历史和教廷外交史研究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中外许多学者往往关注于罗马教廷和伪满当局的各种官方及非官方及往来，试图从发布的公告、信函中寻找证据，而很少分析罗马教廷制定对“满洲国”政策所依据的原则。本部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资料，对罗马教廷和“满洲国”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把握罗马教廷对“满洲国”政策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天主教中国教区的部分主教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愤慨，而罗马教廷则保持“中立”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管理中国教区事务的是第一任罗马教廷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他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并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设法找出一个不撤出东北的借口，以便向国联交代。开始造谣土匪作乱，所以暂时还不能撤兵。除此外又在东北掀起‘分裂运动’，成立伪满洲国，它无疑是日本的傀儡”。^[23]刚恒毅的下一任驻华宗座代表蔡宁也认为“满洲国”是傀儡政权。翌年，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来到中国东北，调查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和“满洲国”的问题。6月30日，中国教区的主教在法文《十字架报》上发表了一份《中国主教就东北事件致国联调查团公函》，表达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立场：“如果以战争从事入侵，兴起被人类诅咒的可怕战争，屠杀无辜百姓……这种行为不仅为国际公法所不容，而且也为永恒定律所不许。我们的人民在财产上所受的损失，无法估计，尤其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更是无法形容。只有天主知道究竟我们吃了多少苦。在这件正义的案件上，天主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诸位调查委员先生，天主也将襄助你们，作一公正无私的调查，它关系着五亿人民的幸福啊！”^[24]可以说，天主教中国教区的主教们对日本侵略东北表示强烈的愤慨是有众多原因的。首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造成局势的混乱，隔断了东北与关内地区的联系，严重威胁到天主教会的在华利益，而且，抗日浪潮的高涨也使得主教们必须做出抗日的姿态，以维护自己在教众心中的地位。

与之相对，罗马教廷则对此表现谨慎的态度。当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颜惠庆请求教皇“主持公道”时，罗马教廷则表示“中立”，打出了全人类和平的旗号，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进行谴责。《益世主日报》1932年第13期登载了罗马教廷对颜惠庆的答复：“（罗马通讯）国际联盟会中国代表颜惠庆，前以中国民族之名义，向圣教化皇请求在目下中日纠纷十分严重情势之际，渴望为中国主持公道，予以正义之维护云云，教廷接得颜氏此种请求，颇与中国表示同情，并由枢机主教巴赛利即回复颜氏一电，内容谓：‘教宗为万民之公父，对于人类始终希望皆能享和平中最快乐之幸福，尤其是对于中国已有屡次诚恳的慈爱表示，至现在东亚发生一种可恶之纠纷，固不能不以恳切之心祈求天主，祝望中日两大国民族，蒙早日恢复和平，解决人类上不应有的此种事件，惟上智之天主，即使中日两大民族，毗邻而立，此种用意，岂非有使尔等共享和平之幸福，且广及世界之人类乎。’”^[25]罗马教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宗教组织，其在外交方面缺乏实质的后盾。所以，它为了延续和发展东北地区天主教会势力，只能在“满洲国”问题上采取一种态度模糊的立场，而且是蓄意的模糊，留下最大的弹性和解释空间。1932年，日本殖民当局开始截断东北和关内的往来，“满洲国”内的各教区主教和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的联系也受到影响。1934年，日本殖民当局更是借口东北地区的天主教学校对伪政府规定的尊孔指示有意怠慢，威胁要将其关闭。在这一背景下，罗马教廷开始加强了与日本殖民当局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合作。

如上所述，罗马教廷感到自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有可能受到威胁，所以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与伪满当局合作。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受到了世界上众多国家的谴责，与傀儡政权“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有日本一国，所以罗马教廷向“满洲国”派遣宗座代表，建立非外交的宗教关系或正式的外交关系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其威信也会受到影响。最终，教廷采取了一种模糊态度，没有向伪满首都“新京”派遣宗座代表或正式的外交使节，而是决定委任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教廷驻伪满代表，负责与伪满政府进行交涉。^[26]

1934年2月20日，罗马教廷传信部（也译布教圣省）部长福马逊尼·米温地（Pietro Fumasoni-Biondi，1872～1960年）枢机授命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A.Gaspais Bishop）“代表本教在满洲国境内各教区”前往“满洲国”政府进行交涉，^[27]其任命书全文如下：

任命状 第八一六号

圣座特授临时代理权于吉林兼新京主教高德惠阁下，俾代表本教在满洲国境内各教区以与满洲国政府接洽关于天主教会一切事宜。天主教会在任何国家传道未尝不注意于致力诸善举，其事实昭彰为世人所共见。兹教皇厅遵守成例，特选任一代表以与诸当轴接洽关于宗教各种问题。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于罗马

枢机卿 福马逊尼·米温地

大主教 加罗鲁土·沙略地

这一命令是由管理传教事务的传信部发布，而非负有外交职责的国务院，可见罗马教廷的意图是想回避外交关系问题，将其与“满洲国”的交涉范围限定在宗教事务方面。同年3月16日，传信部将对高德惠的任命一事分别通知了驻日宗座代表保禄·马雷拉总主教和驻华宗座代表蔡宁，两人均收到了该任命书即816/34号公文的复印件。

4月18日，高德惠向伪满外交部发出公函，通报了自己获得罗马教廷的任命，并希望面见伪外交部大臣谢介石，全文如下：

敬启者：

兹奉到罗马教皇传信部令（开），特派驻在满洲国吉林新京教区主教高德惠暂行代理满洲国内各教区同满洲国政府办理关于教务各事等。因奉此相应函通知并拟访谒台端。请订何日何时在何地点会面。赐复以备造访是为公便。此致。

外交部大臣谢（介石阁下）

吉林新京教区主教高德惠

康德元年（1934年）4月18日^[28]

在伪满政府的安排下，4月20日^[29]，高德惠拜访了“满洲国”第一任伪外交大臣谢介石和伪外交次长大桥忠一、伪政务司长神吉正一，以及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菱刈隆、参事官谷正之、“新京”总领事吉泽清次郎，寻求日本和伪满政权对天主教会的支持。当天，“新京”天主教堂发表了《天主公教会发表书》，其内容如下：“罗马教宗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帝国天主教会之关系事项，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其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故罗马教皇廷，常使其传统忠实之代表，以使之将关于天主教会所有问题得与既成之国家交涉耳。”^[30]翌日，谢介石向高德惠发出公函，表示对天主教会的权益给予保障，全文如下：

启复者：

兹准大函开，兹奉致罗马教皇传信部令，特派驻在满洲国吉林及新京教区主教高德惠暂行代理满洲国内各教区同满洲国政府办理关于教务各事等因准此。本月二十日承贵主教阁下来部访问，晤谈甚洽关于贵教教务。本大臣愿于鄙国法律及政纲范围内予以便宜，相应函复，即希查照。此致。

高德惠主教阁下

满洲帝国外交部大臣 谢介石

康德元年四月二十一日^[31]

5月1日，高德惠又拜谒伪满皇帝溥仪和伪宫内府大臣沈瑞麟，5月7日拜会伪总理大臣郑孝胥。

很明显，不论是“任命状”，还是“教皇代表致外交部大臣来函”或是《天主公教会发表书》，都传达了相同的信息，即罗马教廷至少在形式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东北教区脱离中国教区而独立，任命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罗马教廷驻“满洲国”的实际代表。1935年，东北教区另编印《满洲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并刊登了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与谢介石晤谈时的照片，^[32]而上海教区编印的《中华全国教务统计》从此也不包括东北各区。

1934年6月15日，教廷特别教务部负责人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Cardinal Tardini）组织讨论了“派遣高德惠”的问题，并写下了“研究记要”：“1.满洲国的情况十分微妙。这是无须说明的。2.圣座有义务维护满洲国十五万天主教徒的利益，此举不言自明。3.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方式务必顾及实际情况的微妙与困难之处。4.把握此点，最妥当的方式似乎是这样的：或许满洲国几位主教中的一位应当与当地政府就天主教的传教事务进行交涉。但不可以教廷的名义，而应当以其他主教的名义。这原是在许多国家所采用的方式。那里教会机构的利益由主教们与政府一起处理。主教们是这些机构有名有实的代表。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义，不是用教廷的名义办他们的事。这种方式的好处是：a.传教区的利益得以维护。b.不致使圣座，在此危重状况和时刻，受到任何牵涉。”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罗马教廷既要维护天主教在东北的利益，又尽量避免教皇牵扯到其中的政治意图。这份文件进一步证实了罗马教廷通过采取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的事实。其全文如下：“很明显的，满洲国政府要求一种可以解释为圣座的承认的回答。我们要知道，直到今日，除了日本，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了满洲国。因此，可想而知，这样的事情将为圣座造成多大的麻烦，特别在中国方面。至多传信部或者可以回答高德惠主教说：授给他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作本地教会机构的一个代理人。因为，事实上，在满洲国有九个称作宗座代牧区的教会机构。它们的权益都应当有人在政府面前出头保护。所以高德惠主教便以此名义，并为大家的权益，与政府周旋交涉是了。”^[33]

在确立了上述方针之后，1934年8月2日，教廷传信部部长福马逊尼·米温地枢机致书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和伪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向他们明确了高德惠的地位问题，同时也向伪满政权表示恭顺的态度，以求得其对天主教会的支持。该信系由意大利文翻译为汉文，汉文全文如下：

敬启者：

近接吉林主教高德惠报告，藉审该主教趋谒钧座，猥承恳执照拂并获讨论关于在满洲国天主教堂之情况。该主教天资才干余夙信赖，故特授以代表各主教全体名义以掌理关于满洲国天主教会一切事宜。兹蒙钧座盛意相待，余诚不胜感忻慰而及欲表白寸衷于阁下也。余所委任该主教任务之主旨，尽欲为天主教会设立一遵照满洲国法律及规则之组织，而纯然以天主教徒之道德向上及精神幸福为目的，向承高谊与以便利，俾得完成其职务，是更厚冀希于阁下者也。天主教各教区掌教者常日力加勉，以诚心服从贵国当局，余确信其机遇得于贵行政当局完全谅解之下，而对于贵国之文化及道德之进步有所贡献及赞襄，必皆引以为无上荣幸，并此敬颂勋安。

满洲国外交部大臣阁下

教皇厅枢机官布教圣省长官

福马逊尼·米温地

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八月二日自罗马发^[34]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内部工作人员乔瓦尼·科科在《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中收录了该信的意大利语原文。对照汉语版与意大利语原文可以发现，“该主教天资才干余夙信赖，故特授以代表各主教全体名义以掌理关于满洲国天主教会一切事宜”这句话与原文有出入。其原文是：“Ringrazio l’Eccellenza Vostra，e godo della stima che Ella testimonia verso Mons.Gaspais che io appunto per la sua intelligenza e prudenza（ho nominato Rappresentante di tutti i Vescovi del Manchukuo presso le Autorità del Paese）.”这句话翻译过来是：阁下向高德惠蒙席转达对本官之尊重，足令本官感激不已，本官因其足智多谋，言行谨慎（特任命其在贵政府前代表全满洲国主教）。对于括号部分，乔瓦尼·科科附加了一条注释，大意是，括号部分曾被铅笔划掉，在划掉的地方又加上了这么一句：“correzione voluta da S.Santità：ho incaricato di trattare，anche a nome degli altri Vescovi del Paese，quanto si riferisce a coteste Missioni cattoliche（按教宗陛下之意修改：我任命其以满洲国其他主教之名义，酌情处理有关天主教传教区事宜）.”^[35]罗马教廷将“代表全满洲国主教”改为“以满洲国其他主教之名义，酌情处理有关天主教传教区事宜”，意在强调高德惠不是罗马教廷在“满洲国”的代表，而只是“满洲国”各天主教教区主教的代表和发言人，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淡化罗马教廷与高德惠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正如教务部负责人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Cardinal Tardini）在“研究记要”所写的那样，“不致使圣座，在此危重状况和时刻，受到任何牵涉”。而这封信从意大利文译成汉语的过程中，“以满洲国其他主教之名义，酌情处理有关天主教传教区事宜”被译为“代表各主教全体名义以掌理关于满洲国天主教会一切事宜”，就把罗马教廷的良苦用心抹杀掉了。

1934年9月2日，谢介石给教廷传信部部长福马逊尼·米温地枢机发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敬复者：

兹承贵教会吉林主教高德惠阁下亲交到本年八月二日大示一函，藉审对于鄙国提高文化及增进道德之努力极承关注，并表示贵教会一切诚意，遵守鄙国之法律及规则，接诵之下钦佩无既。贵代表高主教诚笃练达主持教务，必能完成贵教使命，确守鄙国法律得人之庆，彼此同之。此后贵教会布教事务凡不抵触鄙国政令范围之内，鄙政府自当与之以便利。肃此奉复祗颂台祺，并祈向贵教主圣座代致敬意。

康德元年九月二日

满洲国外交部大臣 谢介石

教皇厅枢机官布教圣省长官福马逊尼·米温地阁下^[36](www.daowen.com)

谢介石在1934年9月2日回信之后，又于同月28日与沈瑞麟、吉泽清次郎、神吉正一等日伪满要人在大和旅馆宴请了罗马教廷临时代表高德惠等人，在宴会致辞中强调：“满洲国成立以来已两年有余，其建国精神和事实已经为全世界所认同。前年，大日本帝国已经率先正式承认，实施帝制以后，萨尔瓦多又于今年正式承认其合法地位。继之，罗马教皇厅看到满洲国已经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国，遂将满洲布教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在满洲国内设立独立教区，同时任命葛佩斯主教为驻满洲国临时代理使节。这证明了罗马教皇厅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37]从一个月之后的10月27日起，连续三天，天主教会在“新京”天主教堂召开盛大的庆祝会，出席者有谢介石、沈瑞麟、宣化司司长川崎寅雄、参事官守屋和郎、吉泽清次郎等人。

罗马教廷虽然煞费苦心地冲淡其与高德惠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38]回避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但在处理“祭孔”等具体事件的过程中又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将儒家思想与祭孔作为欺骗民众，维护统治，对抗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工具，于1932年将一年春秋两次祭孔定为“国家法定祭日”，1934年更是强制要求各大中小学学生参加祭孔活动，使得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心生困扰。在这种情况下，高德惠将祭孔的问题上报给罗马教廷，罗马教廷于1934年12月3日命令高德惠针对“满洲国”祭孔问题进行调查和讨论，并将结果汇报给教廷传信部。高德惠在接到命令之后，于1935年2月27日致信给“满洲国”外交部和文教部，询问向孔子雕像、牌位或树像敬礼是否具有宗教性意义。在得到否定答复之后，高德惠于3月12日召集“满洲国”的所有主教到“新京”开会讨论，并将决议结果上报罗马教廷，请其进行裁决。教廷于5月16日征询了当时传信部顾问刚恒毅个人看法之后，指令传信部同意“满洲国”主教们的结论与建议，下达了允许教徒参加祭孔的指令。需要注意的是，罗马教廷强调该指令仅行于“满洲国”境内的教会，其法律效力并不及于中国教会。通过观察“祭孔”问题的处理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高德惠负有向罗马教廷上报“满洲国”境内教区情况和与伪政府进行交涉情况的职责，拥有召集各教区主教和传达教廷指令的权力，这与宗座代表的职权相差无几。高德惠也不是代表全“满洲国”主教，而是代表罗马教廷掌管天主教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罗马教廷已经将中国东北视为独立的教区，将其与关内的教区分开，这无疑在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当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各种媒体宣布罗马教廷承认“满洲国”，并在“新京”设立教廷外交代表部时，罗马教廷对此也没有予以否认。

此外，高德惠于1934年在“新京特别市”东四道街天主教堂内设立了“驻满罗马教皇厅代表部”，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自己是教皇驻“满”代表，并任命法籍神父姚泽生为参事官，法籍神父纪怀德为秘书官。在罗马教廷的授意下，高德惠积极迎合日伪当局。1934年3月1日，高德惠发布《吉林教区主教通令》，规定“在1、2、3日弥撒中，念《皇帝颂》《官府颂》经文，为满洲国祝福、祈祷，并要求各堂口、公所大门上悬挂满洲国旗”。1937年8月28日，为了配合日伪当局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的“讨伐”，高德惠又颁布《训令》和《排共标语》。他在《训令》中宣称：“共祸惨痛，提倡世界人类对此荼毒，当怀深恶痛绝之意。盖因共产主义不但有害公教，且危及世界”；在《排共标语》中宣扬“日满两国要一德一心打倒共产党”，“天主教是积极的反对共产党”。^[39]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亲善”行为得到了回报，伪满当局对天主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他们除允许教会继续吸收教徒和开办学校等慈善机构外，还对教会人员施以小恩小惠，如规定教会人员可以享有30%的火车票价折扣，可以购买大米和白面等，此外还经常对教会进行奖励和表彰。

此后，罗马教廷与日伪政权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但没有签署任何条约和在外交上承认伪满洲国。1938年9月，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冈多尔福别墅会议厅中接见了以伪满经济部大臣韩云阶为首席代表的伪满洲国的访欧“特使团”，接受了对方的礼物，向伪满皇帝溥仪及其伪政府大臣颁发勋章作为感谢，该消息及图片被刊载在《梵蒂冈画报》1938年9月号上。当时情况如下：10日，瞻礼七^[40]，教宗在冈多尔福别墅会议厅中特别接见伪满洲国特使团。伪特使团首席代表为韩云阶，奉伪满洲国皇帝陛下令，向教宗庇护十一世进呈书信一封与礼物。伪特使团由伪满洲国驻意大利一等秘书于孝良（译音）与教廷国务部若瑟赫莱主教陪同入见。教宗聆听了伪特使团首席代表的致辞，首席代表呈上“国书”与“皇帝”的书信，并称“皇帝”有礼物进呈教宗。教宗温词答谢，说明宗座所以欣然接受礼物的原因，是礼物可使宗座在思想上心目中忆念不忘“皇帝陛下”的情谊：宗座对于礼物，对于“皇帝陛下”的馈赠感到最大的欣悦，对于“皇帝陛下”的书信，也感到同样的欣悦，书信是思想与情感的遗赠，表达“皇帝陛下”对于圣座，对于耶稣基督的代表，对于天主教，有如此善意、如此高尚、如此真率的思想与情感，宗座也愿以同样的同情与善意的心情作为回答。宗座嘱伪特使团首席代表将他的情谊传达给“皇帝”。宗座对此再三致意，并附加说明，“皇帝”可以相信教宗的同情，“皇帝”如愿教廷与伪满洲国的关系日益增进，为谋求人民与“国家”的幸福，使伪满洲国繁荣的天主教传教事业成为全世界天主教会中极有前途的枝丫，则可以而且应该相信宗座的合作。^[41]

庇护十一世以及其继任者庇护十二世写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信中，都有意回避教廷与伪满洲国的关系问题。庇护十一世致溥仪的信，全文如下：

教皇庇护十一世致满洲国溥仪皇帝陛下

祝健康昌盛

在刚才逝去之九月间，我人以对其应有之荣耀，接待了陛下所遣特使韩云阶先生阁下。

陛下派遣特使和由他带来如此友好的信件，我人向皇帝陛下表示深切的感谢。皇帝陛下为我宗座的繁荣昌盛向我人亲切表达的良好祝愿，我人亦同样衷心祝愿于陛下，我人还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接受了陛下热情惠赠的礼品精工玉刻香炉。见此内心之象征，曷胜欢欣。借此良机，对信仰天主教的信友和教会机构于满洲帝国内享有合法自由，向陛下表示我人诚挚的感谢。由此，陛下，亦可深信——在其他方面亦很清楚地显出——关于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天主教友是不甘落在人后的。

此外，尊敬的皇帝，我人为皇帝陛下及我人至亲爱的陛下人民，祈求全能天主，赐以繁荣和幸福。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我人在位的第十七年，发自罗马近郊冈多尔福。^[42]

庇护十二世上台后，即于1939年2月12日写信给溥仪，全文如下：

致满洲国大皇帝溥仪陛下

尊贵的皇帝：

祝平安，祝昌盛！

众枢机主教已选予登上天主教会之最高宝座，职责所在，谨以奉闻于皇帝尊前。

首先我们要向陛下保证的是：已故前任教皇对于陛下本人及陛下人民的敬意，和我们的意愿是完全吻合的。

怀着对陛下隆情厚意的信任，我人对信奉天主教的信众们及其正当之机构，在贵广大帝国内，将续享贵政府法律的垂顾与保护，抱有坚定的希望。至于他们，我们有充分信心，于理应服从合法政权，于热爱祖国，是不甘落后于人的。

祈求全能天主降恩惠于陛下，并赐我们的相互关系，恒予人以纯粹爱德之印象。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我人在位之第一年，发自罗马伯多禄殿近侧，庇护十二。^[43]

通过分析上述两封信的内容可以发现，罗马教廷虽然避开谈与“满洲国”的关系问题，但一直在强调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和信徒“爱国守法”，服从于伪满政权，并“不甘人后”，以此获得保护和支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更是要求教徒遵从当局的命令，参加勤劳奉仕运动、储蓄运动、金属献纳运动等与宗教无关的活动，极力协助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统治政策，引导教徒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顺民。

日本也积极宣传罗马教廷对“满洲国”的承认，以此美化侵略和打破侵略东北之后造成的国际孤立。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同盟之后，更是派遣特使访问梵蒂冈，营造国际舆论。

负责宣传罗马教廷与“满洲国”亲善关系的主要是天主教神父田口芳五郎和政客冈延右卫门。^[44]

田口芳五郎在1934年3月至12月间担任罗马教廷驻“满”代表高德惠的特别顾问，并著有《满洲帝国和天主教》一书。他虽然是天主教神父，并且曾长期在罗马教廷任职，但其站在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发言，在《满洲帝国和天主教》一书中，反复强调罗马教廷是根据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原则，“在宗教层面承认了满洲帝国”的。他首先列举了罗马教廷承认“满洲国”的两个根据，即：一是“以落款日期为去年2月20日，由布教圣省发出公函的形式，宣布任命吉林及新京教区主教奥古斯汀·葛佩斯（Augustin Gaspais）为满洲帝国领土所有天主教主教的代表”；^[45]二是以传信部的名义向伪满国务院外交部大臣发出了强调“亲善”“提携”的、落款日期为8月2日的公函，并强调后者“是梵蒂冈直接寄给满洲国政府的第一封最重要的公函。正如各种报纸所评论的那样，梵蒂冈在宗教方面承认满洲国一事引起各方面极大关注和高兴……通过阅读该公函可以发现，梵蒂冈在宗教层面承认满洲国已经是没有一丝疑问的”。^[46]接着，田口芳五郎开始转入正题，强调罗马教廷坚持了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原则，“天主教会以自然法作为人为制定的国际法的根本，在新兴的满洲国成立之后，就开始对其进行关注。以自然法为原则的国际法强调，当新国家在事实上已经具有了作为国家必备的要素时，就应该承认它。作为天主教中心机构的罗马教皇厅坚持这一立场，正视满洲国已经成立的不争事实，抛弃国际联盟和欧美各国不承认满洲国的主义”，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理论强调各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基于这种根本精神，罗马教皇厅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罗马教皇厅……至少是依据国际惯例，将其视为国际团体之一员”。^[47]此外，田口芳五郎还对“国联调查报告书”进行反驳，强调“应该反对国联和欧美各国提出的‘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排除空论，正视现实”。

日本政客冈延右卫门在1937年也出版了《支那事变和罗马教皇厅》一书，强调罗马教廷承认“满洲国”的理由不仅是认同“满洲国”的独立是行使自然权的结果，也是国际上“排击共产主义的绝对要求”。他认为，“罗马教廷之所以承认满洲帝国，完全是坚持了击败共产主义这一万古不变的原则”，“天主教和共产主义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光辉的国体与共产主义思想也绝对是永远水火不相容的。这两个‘绝对’交织在一起了。日本的天主教全身心地在战场或是在后方为‘防共’而战”，所以庇护十一世在通谕中提出了“在远东防共圣战方面进行合作”。^[48]

此外，东京教区的主教在“皇军武运长久祈愿祭”上发言，支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认为“此次支那事变正如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在第72次临时议会上所言，不仅是对中华民国侮日抗日的惩罚，而且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我等与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天主教会，会进一步加强反共阵线，支持帝国的声明，以此态度面对当前的时局”。《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0月16日号以《教皇的合作指令》为标题，报道了教皇庇护十一世在1937年10月14日《梵蒂冈同盟通信》上发表的支持日本进行“反共圣战”的八条纪要。这八条纪要中的一条就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无条件支持日本在任何地方的行动”。为了宣传“防共圣战”的理念，日本政府派遣已经担任日本天主教新闻社社长的田口芳五郎和海军少将山本信次郎作为“天主教国民使节”到中国北部和欧美各国游说。

1938年7月，在日本殖民当局的策划下，以伪满经济部大臣韩云阶为团长的16人访欧使节团，前往德、意两国进行访问，9月10日，前往梵蒂冈拜访教皇，以此强化与罗马教廷的合作关系，扩大国际影响。在觐见教皇之后，韩云阶又向教廷国务卿巴切利（Cardinale Pacelli）枢机递交了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致其的信函，全文如下：

罗马教皇厅国务长官艾乌阶尼奥·巴切利阁下：

夫信仰与道德为共产主义指所否认者，而使其普及乃基督教之使命也。和平与文化为共产主义之所破坏者，而使其确立乃我满洲帝国之理想也。曩者贵圣厅将我国与中华民国区分而设立一独立布教区者，即理解我建国之理想，认识我独立之俨然事实之结果所之焉。此为余及我国民所衷心同声感谢者。余甚冀贵圣厅与我国既存之友好关系益臻巩固，及以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为目标之共通理想早日实现，是为切望而不已者。

余以此书启托由满洲帝国修好经济使节团长韩云阶阁下对于阁下表示敬意。

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康德五年七月二十九日^[49]

上述信件中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殖民当局将反共作为“满洲国”与罗马教廷共同的政治理念，以此强调双方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接近。同时，还一再强调罗马教廷将东北从中国教区中划分出来，建立独立的教区，显示罗马教廷已经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余甚冀贵圣厅与我国既存之友好关系益臻巩固”一句提及的“既存之友好关系”让人感到似乎梵蒂冈方面已承认伪满政府，或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年。可以说，日本殖民当局此后向世界公布了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致书教廷国务卿巴切利枢机的信函，其目的无非是强调罗马教廷已承认伪满洲国，从而证明“满洲国”的合法性。

可以说，日本殖民当局充分利用了罗马教廷与“满洲国”的“建交问题”，大造世界舆论，以证明其侵略扩张的合理性。

罗马教廷在对待“满洲国”的问题上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极力在外交和法理层面上回避与“满洲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自始至终，罗马教廷从未发表任何外交文书承认“满洲国”，也未派遣任何正式的使节长驻“新京”，更没有派正式的宗座代表，只是赋予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代表“满洲国”各教区主教与伪满当局交涉的权力。但是，罗马教廷将东北教区从中国教区分割出去，建立满洲教区，赋予高德惠以有实无名的“教廷公使”般的权力，让其统领东北各教区，并让天主教会与当局进行合作，训导东北民众顺从日本殖民主义者，甚至在日本或伪满政府向外界大肆宣传与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时听之任之，其在本质上已经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帮凶。可以说，在面对伪满洲国的问题时，教廷上演了一出双簧。

“二战”结束之后，罗马教廷一直拒绝就承认“满洲国”问题道歉，它强调梵蒂冈与某国建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一是由国务院负责建交谈判工作；二是梵蒂冈派驻的代表不能是驻在该国的传教人员，而必须是从梵蒂冈派去的人员；三是承认该国的消息必须由《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报道。这三个条件并没有出现在教廷与“满洲国”的交往活动中，所以罗马教廷没有承认过“满洲国”，只是就宗教问题进行了必要的交涉。^[50]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罗马教廷强调梵蒂冈与各国建交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但这并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写入教廷的法律之中，而只是习惯法，并且这一习惯法似乎并不为“满洲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所熟知，它只是罗马教廷为了逃避承认伪满洲国的责任而找到的借口；另一方面，根据1929年2月11日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达成的《拉特兰协议》的规定，梵蒂冈为独立主权国家，国家由教宗统治，是为永久中立国，拥有与世界各国主教、教徒、各国政府通信的自由与便利，所以对“满洲国”的承认不能仅仅停留在“宗教方面”，还应在外交层面。

一方面，罗马教廷首先考虑的是仅凭自己的实力难以维护东北地区天主教会的利益，所以才采取这种模糊的态度。罗马教廷虽然势力庞大，管辖的天主教会遍布世界各地，对各地的主教有任命权，但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其宗教利益只能通过西方列强或通过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来求得保护。所以，当世界各地的冲突和政治变革没有严重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时，罗马教廷往往站在西方列强的角度，保持所谓中立立场，发表态度含混，宣扬普世价值的公告，尽量避免卷入冲突。例如，日本大举向中国进军，狂妄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时候，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报》仍然站在中立的立场发表社论，强调：“吾人兹愿以不偏不倚之态度，为远东兄弟表示希望，汉口市陷落之后，战事即可为中止。诚以中日乃同文同种之国，自开战以还，生灵涂炭，流血成渠，无辜妇孺，惨遭非命。所望已流之血，能为中日两民族持久的有益的谅解，树立基础，则远东与全世界和平繁荣，实则赖之”。^[51]这则社论表面上是要中日两国息战言和，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的姑息纵容。而“满洲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其境内没有西方势力可以依靠，所以，罗马教廷要求伪满境内的天主教会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迎合伪满政府。因此，在罗马教廷的指令下，高德惠命令“满洲国”境内的教会积极配合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殖民统治政策。

另一方面，作为宗教组织的罗马教廷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敢也不愿公开承认“满洲国”，所以才采取了模糊的立场。伪满洲国1932年成立之后，英国人李顿带领国联调查团来到东北进行调查，并于9月公布调查报告。该报告虽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暴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但还是强调“（9月18日）日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解法”，“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伪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52]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此后英美公开向世界宣布永远不承认伪满洲国。在这种情况下，至1934年为止，除了日本和萨尔瓦多，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承认伪满洲国。^[53]罗马教廷为了避免受国际社会的指责，不敢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而且，罗马教廷也深知，“满洲国”是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掩人耳目而建立的国家，其背后的实际控制者是日本，所以只需与日本进行交涉，而没有必要公开承认“满洲国”。

从本质上看，罗马教廷对“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就是对法西斯势力、军国主义势力的姑息纵容，与此后对德意法西斯实施绥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德国侵占波兰后，波兰首席主教霍龙枢机曾向教宗报告波兰教会的悲惨处境，马耳他骑士团的斯卡维齐神父等许多人士也向教宗报告纳粹在集中营所犯的滔天罪行，但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均保持缄默，不置一词。相反，教宗对法国的贝当卖国政府和意大利侵略阿尔巴尼亚都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支持”。^[54]1942年3月，罗马教廷不顾英美等同盟国的规劝以及包括中国天主教徒在内的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宣布同日本正式建交。驻东京的教廷宗座代表马莱拉总主教开始享受外交特权，日本则任命驻法国维希政府使馆参事原田健为首任驻梵蒂冈特使。

纠结于罗马教廷是否正式承认“满洲国”已经没有意义，其与日本殖民主义者合作的历史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罗马教廷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