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在拉拢和利用基督教的同时，对其进行监控和改造，这一宗教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就已经开始利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势力在中国东北搜集情报，进行政治宣传，扩大日本的影响，并为此制定了打压欧美教会势力、建立宗教统制的政策。可以说，日本殖民当局制定宗教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基督教为其政治服务，而对欧美宗教势力的恐惧则是制定宗教政策的出发点。

早在1903年，日本教会就已开始在天津的日租界进行传道活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就曾授意日本基督教会^[13]的牧师赴中国东北进行随军布教，为战争助威。随军布教可分为驻地慰问布教和战地随军布教。驻地慰问布教就是前往军队驻地，宣讲教义和赠送慰问品；战地随军布教则是教团派遣教使与前线军队共同行动，向前线士兵宣教及配合军队从事其他活动。松尾为作在《南满洲宗教概观》一书中指出：“这些牧师在大连设立本部，慰问军队，从事拯救灵魂的事业，鼓舞军人的士气，同时也对居住在当地的本邦人进行宣传。当时设立在大连的陆军仓库的负责人也对这一事业表示赞同，并给予大力的支持。”“明治四十年以前，教会的势力无法与佛教相匹敌，但战争期间派遣慰问牧师，进行宣教活动，其成绩在除大社教以外的神道诸教之上”。^[14]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夺取了旅顺和大连以及中东铁路长春以南部分的控制权，将东北南部广大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后，随着日本军人、官吏、商人、平民大量涌入东北地区，日本基督教会也开始到东北传教，建立了一些教堂。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明治三十八年四月‘日本基督教会’在大连设立了临时会所，继而又于四十年八月，根据信徒的意见，建立了教堂，即位于今天大连西街的大连日本基督教会……明治四十一年九月，日本基督教会在旅顺建立了作为其支部的传道教会的一个小会所。此后又于明治四十四年六月改革组织，独立为现在旅顺日本基督教会。明治三十八年，辽阳也成立了慰问部，设立了临时性教堂，停战之后的明治三十九年七月，关闭了慰问部，保留了教堂”。此后，日本其他传教会也陆续进入中国东北。1913年，占领辽东半岛的日本关东都督府的调查显示，日本基督教会的势力已经与欧美教会势力旗鼓相当：“大连民政署管辖地区，日本基督教会有一所（布教者一名，信徒三百名），救世军教会一所（布教者两名，信徒五十四名），圣公教会一所（布教者两名，本邦人一名，英国人一名，信徒一百一十三名，其中本邦人七十九名，英国人三十二名，美国人两名），路德教会八所（布教者十名，支那人九名，丹麦人一名，信徒一百零一名），大连基督教会一所（布教者一名，信徒三十七名），旅顺民政署管内，基督教会两所，司教三名，信徒九十名；辽阳警务署管内，基督教徒二十余名；奉天警务署管内，奉天日本基督教会一所，信徒约八十四名。”^[15]至1922年，日本圣公会、日本基督教会、日本组合教会、日本卫理教会、日本圣公会、日本圣教会、救世军等8个教派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日本基督教会。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教范围、规模都有限，其传教基本以驻扎在大连地区的日军和日本移民为主要对象，但它是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进行而进入东北地区的，战后，大部分的随军教使并没有回到日本，而是驻留当地建教堂传教，成为日后在华传教、为日寇殖民统治服务的核心骨干。他们配合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对外显示宗教对国家的忠诚，对内为提高教徒的报国精神而发挥作用。可以说，日本基督教从开始传教起就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注定了其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服务。(www.daowen.com)

在利用日本基督教势力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欧美教会势力存有戒心，担心欧美教会在所属国的支持下排挤日本势力。日军松尾大尉于1922年提交的调查报告《传教士在满洲的潜在势力》显露了这种担心：“传教士，不论是英美人，还是日本人，应该没有地位高低的差别。但实际上，欧美人和日本人在支那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任何人面前，基督教的教义是一样的。虽然学识才干都非常优秀，但日本人传教士实际上并不容易传教。欧美传教士所说的‘博爱’与日本人所说的‘博爱’，其意义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日本人所说的‘博爱’是不掺杂任何政治成分的，是纯粹的‘博爱’，而欧美人所说的‘博爱’则是掺有国家政策的成分，进一步说，是为了推行其国家政策而倡导的‘博爱’，似乎更为妥当，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可以说，势力的消长和地位的高低取决于政策的胜败。他们所谓的‘博爱’，实际上是假借基督教教义的名义实现其国家政策。”他在报告中对东北的日本基督教会处于弱势，难以对抗欧美教会表示了担心：“很遗憾，虽然同样信仰基督教，承担传道布教之责任，但日本人传教士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铁道沿线，而在铁道沿线，日本人传教士的传教对象也仅限于日本人，而没能扩展到朝鲜人和支那人。以日本人为中心的基督教，势力非常微弱。例如，仅在奉天，外国教会中的基督教信徒达到两千两百多名（长老派），与之相对，居住在全满洲的铁道沿线的日本教会的基督教信徒仅有不到一千名。”他还列举了欧美教会抵制日本势力的种种行为：“在南满的外国传教士中，美国传教士的势力最大，英法传教士次之。英美法传教士在二三十年间，一边传教，一边建立学校和医院，给患者看病，施以恩惠，以此收买人心，怀柔支那人和朝鲜人。虽然同样传教，但在扶植本国的势力。特别是美国传教士，暗地里煽动朝鲜人和支那人排日，气焰嚣张，而且异常活跃。住在奉天、吉林、长春、旅顺的很多美国人，在传教的同时，笼络支那人，博取其欢心，暗中鼓吹排日、抵制日货，并借朝鲜暴徒暴乱之机，借口支持朝鲜信徒，鼓吹排日，帮助朝鲜暴徒，诋毁派往间岛的扫荡队，煽动排日，利用各种手段，试图打击和削弱我们在满洲的势力。”^[16]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逐渐占领东北全境，成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日军在以武力“围剿”各地的抗日武装的同时，强化思想统制。日本殖民政权利用各地的宪兵、保安局、警察、特务机关、“协和会”等进行思想镇压，大力搜捕伪满境内的反“满”抗日分子。日伪政权担心欧美教会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开展间谍活动，威胁到自身统治，所以加强了对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