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基督教传教士郭实腊就已经到达东北,1866年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登陆营口进行短暂的传教活动,1867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宾惠廉也来到营口,在东北建立了第一座教堂传教。可以说,宾惠廉的到来真正开启了基督新教在东北的传教史。此后,西方传教差会不断派遣传教士到东北布道,基督新教亦逐渐由沿海向东北腹地传播开来。到1920年,在东北传教的基督新教差会已经达到20多个,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丹麦信义会等主要差会的信徒人数达30575人,教堂达85个。[1]这一时期基督新教的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931年以前,在东北的基督新教发展迅速,除了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和丹麦信义会等主要的宗派外,加拿大长老会、美国浸信会、美国监理会、芬兰撤冷会、英国救世军、复临安息日会、韩国监理会、真耶稣会、基督徒聚会处以及中国本土的20余个教派曾在东北地区传播。这些宗派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如加拿大长老会和朝鲜基督教长老会就是同源的,加拿大长老会的一支从韩国传到东北,其后过渡为朝鲜基督教长老会;另一支由加拿大传教士直接在东北开教,其中一个教区并入朝鲜基督教长老会。美国监理会与朝鲜基督教监理会的关系与之大致相似。而中国人自立的宗派,往往也起源于西方,如真耶稣会的若干教会就是从长老会中脱离出来的,部分真耶稣会又被改造为耶稣家庭。
东北大多数新教宗派各自占据了相对固定的势力范围。1928年前后主要派别的传教活动分布为:苏格兰长老会在辽河以东、吉林北部及呼兰、依兰两区传教,爱尔兰长老会在辽河以西和吉林、辽宁南部传教,在沈阳双方都有机构和教区;丹麦信义会除了在长春与爱尔兰长老会一同传教外,还在辽东半岛、鸭绿江右岸,以及哈尔滨及以北的黑龙江界内传教;美国浸信会在大连、营口、哈尔滨三处活动;美国监理会在哈尔滨传教;加拿大长老会在沈阳、四平街设堂传教,并逐渐向四洮、洮昂两路线发展;大英圣公会在营口、沈阳设立机关,只派人散发《圣经》,并不设堂;美国复临安息日会任意杂居,在数城中有教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吉林市)江北一处活动;中国真耶稣会在吉林两处传教。[2]长老会系统的传教范围在东北地区占有绝对优势。
教派间争夺地盘和信徒的情况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并无太大的冲突,协同发展是主流。尤其是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和丹麦信义会等主要教派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传教区域方面,爱尔兰长老会与苏格兰长老会之责任地面积相等,各拥有居民500万人以上。长老会受洗信徒人数约占东北地区信徒总数的95%,可以代表东北地区宣教事业之全部。受餐信徒在1907年有16391人,1919年则增加到20586人,而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学生则从2845人增加到7599人。丹麦路德会之责任地面积约为上述二差会责任地面积总和之1/3,居民不足300万人。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与丹麦路德会之宣教地占奉、吉两省面积一半以上,其教区界限随时可以商榷变更。美以美会在东北之西南部有一小块宣教地,其教务属直隶差会节制。[3]
教会组织方面,爱尔兰长老会与苏格兰长老会合作已有30年左右,两会在中国之宣教事业上实际上等于一个宣教会。两者在国籍、教义、语言、组织等方面并无差别,早在1891年就开始了组织联合,1907年又联合建立关东大会。关东大会为东北三省各差会之联合机关,大英圣公会、男青年会、女青年会皆派有代表参加。丹麦路德会亦派代表参加并愿与东北三大教区内之中国教会合作,采取一致行动。[4]
教会事业方面,爱尔兰、苏格兰两个长老会和丹麦信义会的合作非常密切。奉天神学院、医学院、文会书院三所高等教育机构均为三差会合办,三派联合组成执行部,派遣干事,共筹经费,协同管理,各自开办的中小学在考试、立案等方面也进行了统一。丹麦信义会实力不如长老会强大,但在教育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东北教会学校中很多教师是丹麦人。在医疗和传教方面,双方也有一定的合作。丹麦信义会除了与中华基督教会合作外,还与信义会其他宗派联合。[5](www.daowen.com)
教会的社会事业主要包括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和慈善事业,其中,以教育事业最为主要,医疗事业和慈善事业次之。
最初,教会因为资金问题,兴办的学校并不多。1908年东北教会出现大奋兴运动,基督新教教育也受到积极的影响。1911年,中国政府开始兴办各种新式公立学堂,教会也逐渐认识到通过兴办教育传播基督新教的重要性,于是开始积极主动地推进其教育事业,促成了东北基督新教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局面的出现。1906~1913年7年间,教会学校数量从20所增加到220多所,增幅10倍以上,学生数量从2022人增加到5239人。[6]1914年因“一战”爆发,教会学校在资金上略受影响,但发展速度并未减慢。1912年司督阁在奉天建立医学院,随后,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特殊学校等不同类型的教会学校开始兴起,教会中的小学及其学生数量也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奉天文会书院设有文理两科高级课程。沈阳医学院设有五年制西医外科课程。奉天文会书院为丹麦路德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合办,创建于1902年。爱尔兰长老会与苏格兰长老会合办神学院一所。沈阳有教会女子师范学校一所,为中学程度,专门培养小学教师及女布道员。[7]根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的统计,20世纪20年代初,东北三省教会初级小学有223所,学生达6185人。学校分布不均匀,辽阳(苏格兰长老会区)、新民(爱尔兰长老会区)两处教会小学最多。东北三省教会高级小学有39所,分设立于22处,其中包括女子小学16所。[8]此时,东北有教会中学16所,其中辽宁13所、吉林3所。[9]
东北基督新教教育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关注点,那就是女子教育。20世纪20年代,东北教会具有代表性的15所中学中,有6所是女子学校,几所神学学校中,女校有2所,此外,特殊的盲人学校也是为女性开办的,教会小学中的女校也非常普遍。[10]另外奉天神学院、医学院等院校后来都开始招收女生,并不是单纯的男子学校。这些都反映东北教会对女子教育还是比较关注的。
东北基督新教的医疗事业相对发达,以爱尔兰长老会为例,早期的传教士中平均两人中就有一名是医生,日俄战争之后,约一半的传教士是医学专业出身。爱尔兰长老会曾在东北各地设立很多医院和诊所。在医疗问题上,苏格兰长老会所做的工作并不比爱尔兰长老会逊色,以司督阁、吴阿礼等为代表的医疗传教士不但建立起一流的教会医院,而且在培养中国医生方面也先行一步,著名的奉天医学院就是司督阁牵头建立的。除了普通的医疗活动外,东北医疗传教士还多次参与天灾人祸的救助工作,为东北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辛亥革命以后东北基督新教医院进一步增加,规模也扩大了很多。20世纪20年代初,东北共有教会医院25所,包括男医院4所,女医院9所,综合医院12所。其中苏格兰长老会医院13所,爱尔兰长老会医院9所,丹麦信义会医院2所,朝鲜基督教徒医院1所(在六道沟)。三大差会在沈阳有联合资助的奉天医学院。东北全境共有外国医生31人,其中女医生占1/3,另有外国护士3人、中国医生13人、中国护士14人协助共同管理各教会医院。东北三省只有8个传教士驻地没有教会医药设施。[11]
基督新教在近代东北开办的慈善活动可谓形式多样,如医疗慈善活动、教育慈善活动,以及抚育孤儿、救济贫民等。沈阳妇女医院附设婴儿院一所,属苏格兰长老会,专门收养被弃女婴。大英圣公会德儒付夫妇在沈阳创立了一所女子盲人学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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