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对南满地区的特权。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作为日本政府“国策代行机构”“经营”满洲。近代以来，满铁在中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言人，全方位推行日本帝国殖民政策，是日本重要的综合性侵华机构。它以“经营满洲”为目的，积极配合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华。

在满铁侵略东北的近40年间，对华布教已不再是各宗派的独立宗教行为，而是为侵略政策服务，并纳入日本政府国策之中，成为一种政府行为，而且各宗派的传教资格都要由政府进行审查。为配合侵华以宣抚“怀柔”为宗旨的文教事业成为日本宗教各派的主业，传教这一天职，反成其辅助性工作。布教使的工作主要是向中国人解释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换言之，此时的日本宗教活动只是日本为实现战争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正如日本侵略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异民族的教育，仅仅用干活挣钱这种义务观念进行教育是不恰当的，必须经常输入宗教信念。”^[53]一语破的，近代日本统治者通过种种途径和方法，将宗教信念渗透到中国东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日本宗教不仅成为政治的婢女，而且两者异体同构，日本宗教遂成为满铁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以往的对华侵略战争的配合机制发挥到了极致。

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展迅速，甲午战后，日本的战胜国地位使之初步实现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日本宗教界在“脱亚入欧”的时代中，很快认识到了宗教在日本文化对外传播、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落后状态。“伸展国权”遂成为包括宗教界在内的日本民众呼声。于是有人提出要优先考虑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朝鲜等地开展日本的传教活动。日本宗教界也积极配合，与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海外开教扩教的活动。

日本宗教传入东北地区，是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日俄战争后，满铁为了达到永久占领东北并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制的目的，曾大量地、不断地向东北地区移民。据有关资料记载，1906年，日本人在满铁附属地的人口比例为33.2%，到1908年则达到60.7%。资料表明，同时期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和朝鲜的比例分别是5.1%和2.7%，因此在东北的日本人分别是在中国台湾日本人的2.8倍和在朝鲜日本人的5.3倍。^[54]这些移民到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原先都拥有各自的信仰，大都是某一宗派的信徒。来到东北后，这些人仍然有精神信仰的需要，对于天皇制政府来说，它也需要利用宗教的力量对这些人进行抚慰。所以他们是日本宗教竞相传教的对象，由此，伴随着日本移民的发展，日本宗教派遣随军教使，以慰问目的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战后则留在满铁附属地建设寺院、教会，向当地宣教，并且不断地扩大宣教地区和宣教人群。

当时，随军教使的使命，曾经在日俄战争中，即1904年2月日本文部省宗教局颁布的《随军教使条例（10条）》中进行规定。其中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规定了布教使的工作重点。第四条规定：（1）向军人和随军人员进行讲经说法；（2）对死者举行追悼佛事；（3）对伤员进行抚慰；（4）除上述规定外，总部特殊命令事项或所属司令官及有关部队委托事项必须执行。第六条规定：讲经说教必须依照本宗义，进行精神安慰，鼓励义勇思想。第十条规定：随军教使必须记日记，从任命之日起直至复归之日止，每周向总部提交日记进行汇报，如有重要事情，应单独提出，另行报告。这就是说，随军教使的工作不仅要进行精神安慰和鼓励义勇思想，而且还要参与收集情报、刺探军情等间谍勾当，它与欧美传教士来华传教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欧美基督教徒，来华传教并设学校，曾有人斥为文化侵略，然彼等实出于自动，而非为政府所指派，不过教士偶然遇害时，政府始加干涉耳；而日人则确有文化侵略的事实，例如前述的满洲文化协会与中央试验所，即其一例。又如仿欧美基督教之例而要求来传佛教，假科学工作之名，要求到内地测验地质，在长江上游搜集鱼类标本，均含有政治的背景，故我国政府及学者社会均未曾准许。”^[55]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宗教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据满铁情报课（芝田研三）编写的《满洲宗教志》里的确切记载，1904年2月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100多名随军教使在各师团等重要部队，进行鼓舞士气、慰问伤员、祭奠战亡者等活动，同年4月东本愿寺派法主大谷光瑞亲自到中国东北前线部队巡教。1904年8月在大连设立了关东别院。这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日本宗教活动据点的最早记录。

满铁成立后，为了实施后藤新平“文装武备”的指导方针，满铁向东北输入宗教。最初满铁以佛教、日本神道教的输入为主，后来逐渐加入基督新教、天主教等派别，也是以随军教使的方式切入，分为慰问布教和随军布教。慰问布教前往军队驻地，宣讲佛法、教义和赠送慰问物品；随军布教则是教团派遣教使与前线军队共同行动，向前线士兵宣教及配合军队从事其他活动。这些教使在大连、辽阳、沈阳、铁岭等当时日本部队驻地各处，设置临时慰问部开展活动。至1935年10月末，满铁附属地佛教关系寺院、布教所达94个，布教者145人；神道关系教会、布教所达51个，布教者134人；基督教关系教会、说教所34个，布教者达46人之多。^[56]

满铁在东北统制宗教、压迫中国人民方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满铁调查部协助日伪方面的礼教课和警务厅特高课，定期对东北全境的宗教团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或典型局部抽查。从1937年、1944年满洲情报机关所编制的《宗教调查报告》《满洲的宗教》等报告书可见，调查几乎涉及了东北所有教派团体及它们的规模、性质、习惯、布教场所（寺院）、政治倾向，并提出具体的对付办法。如报告指出，九台县的普济佛教会实际上假宗教的名义策划反日活动，有反抗日本的密谋，被勒令解散。调查报告还指出，在满铁附属地甚至东北全境，工作重心要对民众强化宗教信仰教育。在满洲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要把教育和宗教完全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若想获得治安秩序上的好转，也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报告还提出了考察宗教的两个标准，即“一，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二，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联系”。^[57]日本统制宗教之用心，由此昭然若揭。

佛教本质上是反战的，在历史上佛教未曾发生过任何宗教战争，也没有“圣战”或“义战”的概念。然而，当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完全变成了“日本的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与神道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认同天皇制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在所谓“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后，变得更为明显，日本当局始终沉湎于对中国侵略的迷梦之中，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和规范宗教的社会功能。从明治时代的甲午战争起，经大正时代到昭和时代的日本侵华的历次战争中，日本政府都将包括佛教在内的日本各宗教纳入侵略战争体系，日本佛教各宗派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绝大多数宗派相继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日俄战后，满铁以附属地为基地控制各种宣传媒介，除建立图书馆、卫生、教育设施外，还建立宗教设施，组织宗教团体，设立调查机构等，掌握东北的宗教，一方面向东北人民不断传播各种殖民主义思想，麻醉东北人民，影响东北的“民心动向”，使“民心归一”；^[58]另一方面，为了蒙骗附属地的日本人去充当战争的炮灰，积极迎合政府，大力宣传“镇护国家”“王法为本”的“护国”精神，大肆宣扬军国主义思想，号召国民支持“对华圣战”，将侵略战争定义为“以大道征服小道”的战争。

“日本佛教的中国进出是挟1895年的日清战争胜利之余威，从1890年代后半期各宗一起（在华）开设布教所，模仿基督教布教方式进行宗教活动”。^[59]这是日本佛教利用侵略战争的军事优势大力拓展海外传教活动的最重要的方式，日军所到之处，必有佛教随军教使紧随其后。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宗教界“欣喜若狂”，东西本愿寺于同年1月各自在总寺院内设立临时部，向在华各分部派遣大量随军教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军人和随军人员进行布教活动；对战死者进行佛事追悼，抚慰伤病者；完成军队委派的特殊任务。同时，他们又以大连、辽阳、奉天、铁岭等满铁附属地沿线各城市传教所为基地，发展开教事业。此后，日本各宗教组织纷纷入驻满铁铁路沿线城市及附属地，例如，1907年日莲宗在满铁本社所在地大连开设日莲宗清国大连布教所（后改称大莲寺），教徒遍布满铁附属地。1917年，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首次巡视朝鲜及满铁附属地城市安东、大连、旅顺等地，东北一带旋即布满开教所。据不完全统计，至九一八事变前，包括净土真宗大谷派、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日莲宗、古义真言宗、天台宗、临济宗、新义真宗智山派、日本山妙法寺派等十几个日本宗教派别，共在满铁附属地城市建立了67个宗教机构，其中大连一地就设了11个佛教机构。^[60]这些佛教机构建筑规模宏伟、占地面积广阔，均属附属地内的标志性建筑。满铁附属地宗教建筑，作为空间殖民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物，它比政治、经济殖民主义更具隐蔽性，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观念、心态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日本佛教从整体上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而主张杀生也就成为那时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征，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的日本佛教，简直好像发了疯一般”。^[61]

满蒙历来是日本的垂诞之地。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意图将其最终纳入日本的版图。日本采取的手段，除不断施加武装相威胁外，还有文化渗透的方式，宗教输入即是其中的一种。1924年5月，在日本关东厅及满铁的斡旋与资助下，由日本佛教联合会负责招收了来自中国蒙疆地区的12名蒙古族喇嘛学僧，这是近代以来由日方政府出面招请的第一批中国学僧。就日本官方的意图来看，其显然是试图把招请活动作为中国满蒙经营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中国蒙疆地区培养日本的代言人。

据日本佛教联合会计划，打算让这批学僧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后，再把他们分别送入不同的寺院修习日本佛教，为此，高野山、比睿山以及东西本愿寺等各宗对此都非常热心，并积极做好迎接留学僧到来的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12名喇嘛僧人抵达日本后，便被日本社会眼花缭乱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无心向学。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日本佛教联合会和各宗负责接待的寺院或机构大为震惊。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得不提前终止他们的留学活动，将留学僧全部返送回中国。于是，由满铁和关东厅发起的这场投资数额不小的招请蒙疆地区喇嘛学僧的活动，就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草草收场。对于具体负责承接任务的日本佛教联合会来说，它们对此次活动的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亦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62]此次活动的失败，使日本政府对招请学僧的举措失去热情，所以这次活动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

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地位显赫，系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一个真正身披“袈裟”的侵略者。他曾多次前往中国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搜寻和盗掘佛教文物，掠取大量佛教艺术珍品，其中包括佛经、史料、文书、绘画、雕刻、漆器、染织、古钱、印章等，共计690件。这些文物后记载于1916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一书中。他长期居住在东北、上海等地，架设电台，从事谍报活动，支持日军侵华行动。为了积极推动在中国各地的开教、扩教活动，加快在华发展的步伐，大谷光瑞从1899年开始，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浙江、汉口、北京、天津等地进行考察，并拜见李鸿章等权要。回到日本以后，迅速制订了在华发展计划，在我国广开布教所，乘机发展在华佛教势力。

1915年4月，大谷光瑞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此时，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后半生居住在大连。1915年6月，按照大谷光瑞的指示，“含秀居”所存藏的大批汉籍被装成250箱，由神户辗转运抵旅顺。之后，他以旅顺、大连为基地，辗转往来于上海、青岛、台湾等地，配合日本侵华政策从事的所谓“学术译著”“宗教研究”、视察等政治活动。1925年11月，大谷因考察经费短缺，向满铁借了巨款，以“寄存”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1930年因无力偿还借款，只好将这批抵押图书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

这之后，满铁大连图书馆开始大量收藏汉籍，并拨出特殊经费支持这项活动。大谷光瑞这批藏书体系完备、独具特色，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均较高。满铁大连图书馆鉴于这批藏书的特殊性，没有将其分散上架，而是单独建库存放，并命名为大谷文库。随着学术界的研究与开发，大谷文库的国际影响也与日俱增。大谷文库的藏书现已被学术界统称为“大谷本”。

1922年，由满铁出面和资助，大谷光瑞创刊并主编了佛教刊物《大乘》月刊，以此为基地发表大量佛教著述，向满铁附属地宣扬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所谓的日本宗教精神。

在满铁制造侵略舆论的过程中，由满洲青年盟员组成的右翼团体大雄峰会以佛教“大慈大悲”为招牌，宣扬所谓“皇道”，即通过崇奉明治大帝的遗德，渲染日本有责任拯救灾难深重的满蒙，使之成为“民族协和”的“理法国家”，也就是要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移民地。大雄峰会会员不仅在九一八事变前积极进行侵略舆论宣传，而且在事变后大多成为“自治指导部”的骨干，从事拼凑伪政权的活动。

在中国传教，与中国人民为敌。纵观满铁几十年中协助日本佛教各宗在东北的布教活动，固然不乏宗教交流、文化交流的内容，但无论从其宗旨、行为，还是从最终目的来看，无不围绕着日本国策与对华侵略的目标而进行，正如日本佛教研究人士柏原佑泉所说：“各宗传教的内容与其说是宣传佛教普遍的世界的人类救济观，莫如说是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侵略大陆的正当性，宣传‘殉国’的宗教精神。各个教团都……积极地并且充满使命感地去加以实施，结果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补充侵略的作用。”^[63]究其失败原因不外乎此。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随心所欲地篡改佛教经典，炮制和鼓吹侵略有理、杀戮无罪的邪说谬论，这一典型的政教合一行为充分说明，日本佛教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为日本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的御用工具。

神道教，与佛教、基督教不同，它虽然受到了中国道教的不小影响，但它是日本土产唯一的一种固有宗教，日本有些人认为神道教是日本“国体”的基础，《古事记》中记载的“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是“现人神”以及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成了神道教的基本信念。由于神道教的这种性质，明治维新之后它自然地与天皇制帝国主义国体结合起来，成为地道的“国家神道”。对进入中国的神道教而言，它一开始就带有宗教侵略的性质。

在对华宗教侵略中，神道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神道教的许多神职人员就随军进行各种祭祀活动，日本政府批准了各教各派组成的大批随军布教使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使日本宗教刮起了“海外开教”的风潮。神道教随着侵略者侵入东北。神道教的主要任务是宣扬国家主义和神国思想，对内从精神上统治人民，对外为侵略战争服务，如为取得战争胜利进行祈祷，为鼓舞士气祈求“武运长久”等。

在对外扩张与向外移民过程中，每到一地必先建立神社，这正是神道教侵略性的表现。日本殖民当局在东北地区修筑了为数众多的战争纪念馆、纳骨祠、表忠塔、神社、铜像、战迹保存等，以此宣扬日本侵略军的战功和皇道精神，弘扬国威，鼓舞士气，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服务。在满铁附属地，日本建立了大量神社传播神道教。1905年11月设立了安东（今丹东）神社，来祭祀天照大神，这是最早设立的神社。随后于1908年建立了千山神社，1909年建立了抚顺神社和辽阳神社，之后又建立了长春神社（后来称“新京”神社）、大连神社等。^[64]1904～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确定了侵华体制，在短短的11年时间里，满铁铁路沿线不断增加了神社数量，如在沈阳、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建有9座神社。据《关东厅要览》记载，到1931年为止，共建成神社42处，其中关东州10处，满铁附属地31处，领事馆内1处。^[65]神社强烈的宗教色彩为日本侵略中国穿上了一层外衣，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有日本当代学者把这些建在中国东北的神社称为“侵略神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神道教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随着满铁铁路沿线日本人的急剧增加，日本宗教纷纷在满铁铁路沿线的日本人居住地设立了许多神社、日式寺院和教会，形成了大批正式的宗教活动据点和宗教教会。作为日本宗教特点之一，日式寺庙和教堂只有少部分具有一定的形式与规格，大多则不甚讲究，其建筑外观上没有明显的寺庙、教会特征，一般在民宅或住房中设置所供奉的神像、香炉之类的简单宗教器物，而且大多面向来华的日本信徒传教布道。从1904年日俄战争起，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神社总数竟多达290座，日式寺院数近380座，日本教会数达116个。这里提出的数据，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不包括佛教、基督教在满铁铁路沿线的日本居民区和内地农村开拓团中的宗教设施数据，那些地方还有相当数量的佛寺、教会。^[66]

日本殖民当局深谙宗教在巩固殖民统治、支配人们精神生活上的重要作用，因而对不同的宗教既注重规范化的管理，又根据需要施以不同的政策。1922年5月，关东厅公布《关于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的神社、庙宇及寺院的文件》，同年10月制定了《关于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神社规则》（关东厅令第七八号）及《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寺院、教会及其他布教所规则》（关东厅令第七九号），在这些规则中除规定了祭祀仪式、例行仪式、神职人员的职务和薪水等事项外，还列出了统一管理附属地神社、寺院等行政事务的条款，如宗教事务由警察署署长掌理，各地事宗教务由满铁地方事务所庶务系管理，满铁同时还负责新建神社及布教所的资金支拨及其他事务。^[67]从以上两项规则来看，为日本殖民当局利用和管理的宗教主要是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其中最重要的是神道教。

随着日本军事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不断扩张，日本宗教也相继向东北各地扩展。在满铁附属地，当时神道教天理教派势力扩展得最为显著，1909年由鹑殿等人在长春设立神社教会，两年后，在大连、安东等地设立了神社教会，并逐渐扩大到东北各地。天理教信徒人数最多，在沈阳、长春、吉林等地还有长期居住的日本传教使。1929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满地区开始了侵略扩张，天理教也向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中扩展教势。

为支持神社活动，满铁每年拨出大笔经费赞助神社活动。以1930年为例，是年，大连神社经费为2500日元，41处神社共用资金12万多日元，除大连民政署等官厅所提供资金以外，仅满铁就为其提供资金6800日元。^[68]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各地神职会之间的联系，在满铁的资助下，于1920年6月设立满洲神职会，主要任务是联络各地会员及关内的神职会，定期举办讲究会和团体演讲会。满铁每年都资助其发展，在神社创立、转移等事务上无条件地提供地点及部分建设费。^[69]

神道教在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起到一种超宗教的煽动侵略的作用。为使神道教对“弘扬国威”、鼓舞士气获得独特的效果，日本皇室成员曾多次亲临东北主要神社致祭，给在东北的日军和移民以“很大的鼓舞”。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把神道教与教育放在同等地位，作为麻痹中国人民意志，建立和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殖民当局把日本天照大神奉为满铁附属地的“元神”，让中国学生按祭日去参拜，对学生进行敬神、拜神教育，不断将渗透宗教色彩的殖民教育灌输给中国青少年学生。另外，旅顺、金州、大连等地的学生，每月8日分别到旅顺白玉山的表忠塔、金州的南山神社、大连中央公园的忠灵塔进行参拜，其目的是潜移默化地把蕴含其中的“日本精神”灌输下去，从而淡化以至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过程中，神道教也起了巨大作用。

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就在于其纯粹性与独立性，宗教依附于政治，表明其性质发生了变异。日本宗教是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策为其重点开展宗教活动的。1938年8月，日本在国内举办宗教团体对华布教协议会，会上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向各宗教代表规定了工作方向：“布教工作应抓住一切机会，充分理解政府对华的意图，满洲事变之机遇，中国东北将是日本帝国必进之路、日本文化和东洋文化的本质等。”而且，“方针是只以中国人为布教对象，对于只以日本侨民为对象者，不允许其赴中国，对于过去一直在中国进行布教者，根据情况，有可令其离境。在社会事业和宗教布教二者之间，则以社会事业为主，以传教为辅”。^[70]换言之，在中国东北，日本宗教的一切活动都应置于军部的指挥和统制之下，以强化殖民统治需要而推行“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宣抚活动。所指的社会事业是以中国人为宣抚对象，在东北开办日本化教育学校，制作、播放各种宣扬日本化的影片，散布“皇民化”主张的小册子等。在特殊环境下，传教已经成了战争的工具。同时，由于政治的介入，几十年来为在华布教究竟是以在华日人抑华人为主的这一佛教内部争论，亦因此结束。

在多种宗教法规中，《宗教团体法》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战时宗教堕落为殖民政治的婢女的事实。1938年1月，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在国会解释该法提案时说：“为使宗教更有效地与战争合作，国家应对宗教实施监督、统治、保护和培育。”^[71]他狂妄地宣称：“无论哪种宗教，必须融于我国体观念之中。要通过宗教培养我国体观念，我皇道精神。这是作为日本宗教的首要之事。”“必须防止宗教走向歧路，对此有必要对宗教加以监督”。^[72]此法共37条，极大地扩充了政权对宗教的控制权和取缔权，将宗教纳入战争体系之中。不难发现，此时日本在华佛教“仅剩的宗教色彩也几乎剥落殆尽”了。^[73]至此，宗教不仅成为政治的婢女，而且两者异体同构，日本宗教遂成为其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少从史料来看，日本佛教对此并无异议，自觉、自愿地依附在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羽翼之下，对华开教于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真正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实现战争目的的组成部分。日本佛教在华机构也以此为准则，极力以宗教的形式推行“皇民化”运动。东本愿寺派的《中国事变本派奉公记要》中记载：“向占领地区之民众阐述帝国之理想，纠正其以往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合作者，完成此项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出师目的。”^[74]这就是极力强调，宗教团体应全力以赴，协助日本殖民当局开展宣抚工作。所谓宗教团体的“海外开教”，可以说是顺应侵略之国策，在其主张与精神之下所进行的侵略活动。显而易见，日本宗教的活动完全是为日本军事侵略、扩张而展开的，所谓的建学校、制作海报等宣抚行为，都具有明确的文化侵略含义，特别是日本布教使自觉地与日本政府勾结，甘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在中国东北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从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活动来看，其宗教本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日本宗教本身具有明确的为本国政治利益服务的宗旨，因为日本的“海外开教”是带着征服其他民族的顽固信念而来的，因此，其布教使活动必然受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制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必然自觉地配合其侵略行为。第二，世界各民族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中国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以战胜者自居，主宰中国东北民众，企图将自己的生活模式、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实行殖民地统治。第三，日本布教使中信仰不虔者居多，“吃教”“借教”的现象极为普遍，其中帝国主义分子不在少数，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专事欺压中国民众，谋取私利，更增加日本宗教的侵略性。

满铁在东北的宗教活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殖民教化与愚民行径，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侵略的范畴，宗教只是日本侵华活动的补充。“政教一体”“军教一体”，宗教与对华侵略相配合，既是日本宗教在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也是其不得人心导致覆亡的根本原因。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的神道教成为“侵略神道”，日本的许多佛教宗派离经叛道，堕落为鼓吹战争和杀人的佛教，许多基督教的派别也被拖下战争泥潭。特别是当他们利用宗教侵华的企图破产时，就撕下伪装，公然血腥屠杀富于反抗精神的教民，拆毁焚烧寺庙教堂，上演了一出出毁灭中国宗教文化的丑剧。这种殖民性统治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也极大地阻碍了东北地区宗教的正常发展。

[1] 木場明志·程舒偉等『日中両国の視点から語る植民地期満洲の宗教』、柏書房、2007、頁23。

[2] 〔日〕木场明志、程舒伟编《殖民地时期的满洲宗教》，东京，柏书房株式会社，2007，第172页。

[3]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第30页。

[4] 随军教使，也称随军传教使或随军宣教使。

[5] 〔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第416页；日本教派神道中各派，简称各教，如天理教派神道，称天理教，其他各派同。

[6] 〔日〕松尾为作：《南满洲宗教概观》，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1931，第40页。

[7] 〔日〕松尾为作：《南满洲宗教概观》，第69～70页。

[8] 〔日〕松尾为作：《南满洲宗教概观》，第58页。

[9] 《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总第23期），第171页。

[10] 《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总第23期），第171页。

[11] 〔日〕林出贤次郎：《皇帝陛下与南大使会谈要点》，1935年8月23日。

[12]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97页。

[13]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98页。

[14]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98页。

[15]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94页。

[16]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94页。

[17] 〔日〕木场明志、程舒伟编《殖民地时期的满洲宗教》，第188页。

[18] 〔日〕木场明志、程舒伟编《殖民地时期的满洲宗教》，第160页。

[19] 〔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第417页。

[20] 〔日〕木场明志、程舒伟编《殖民地时期的满洲宗教》，第189页。

[21]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96页。(www.daowen.com)

[22]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99页。

[23]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第361页。

[24]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87页。

[25]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88页。

[26] 中央档案馆等编《伪满警宪统治》，中华书局，1993，第562～563页。

[27] 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本山事务报告》（号外），明治27年8月13日。

[28] 〔日〕京都府立综合资料委员会编《京都府百年之资料》，“六宗教编”，东京，京都府立总合资料馆1972，第108页。

[29] 〔日〕京都府立综合资料委员会编《京都府百年之资料》，“六宗教编”，第126页。

[30] 〔日〕京都府立综合资料委员会编《京都府百年之资料》，“六宗教编”，第128页。

[31] 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宗报》第848号，东京本山文书科，1932。

[32] 〔日〕《开教使讲习会》，载《真宗》第54号，昭和14年6月。

[33] 〔日〕关东局编《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昭和11年，第228页。

[34] 〔日〕纲田义雄编《满洲开教记要》，“新京”真宗大谷派满洲开教监督部，“康德”六年。

[35] 辽宁省教育志编委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集（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第5～7页。

[36] 〔日〕冈部宗城：《论对军人布教》，《前进佛教》，1940，第271～276页。

[37] 伪满洲国通讯社编《大满洲帝国年鉴》，“康德”十一年，第546～558页。

[38]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29页。

[39]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30页。

[40] 〔日〕韩皙曦：《日本的满洲统治与满洲传道会》，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96，第76页。

[41]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127页。

[42]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43] 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总第23期），第20页。

[44] 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总第23期），第56页。

[45] 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总第23期），第40页。

[46] 〔日〕民生部社会调查司编《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康德”四年，第147～158页。

[47]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45页。

[48] 〔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46页。

[49]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卷44，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391页。

[50] 〔日〕饭沼二郎编《热河宣教记录》，东京，未来社，1982，第29页。

[51] 〔日〕饭沼二郎编《热河宣教记录》，第261页。

[52] 〔日〕饭沼二郎编《热河宣教记录》，第156页。

[53] 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集（下），第697页。

[54] 〔日〕副岛昭一：《侵略中国东北与十五年战争的开始》，〔日〕藤原彰等《十五年战争史》第一卷，东京，青木书店，1988，第49页。

[55] 蔡元培：《在上海青年会国耻讲演会演说词》，1937年5月7日。

[56] 满铁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体委员会编《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满铁，1939，第790页。

[57] 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58] 〔日〕《盛京时报》1942年3月6日；转引自王承礼、常城、孙继武《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193～194页。

[59] 小島生、木场明志『ァシァの开教と教育』、東京、法藏馆、1992、頁54。

[60] 迟延玲：《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东北的影响》，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35页。

[61] 〔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第166页。

[62] 〔日〕《教友新闻》，1924年5月31日。

[63] 〔日〕柏原佑泉：《日本佛教史》，“近代部分”，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转引自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在华传教的主要基地——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5页。

[64]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第354页。

[65] 日本关东厅长官房文书课：《关东厅要览》，昭和5年，第112页。

[66]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大连出版社，1991，第468页。

[67] 满铁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编《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第781页。

[68] 张洪祥：《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99～100页。

[69] 满铁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编《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第782页。

[70] 〔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27页。

[71] 〔日〕村上重良：《日本近现代的宗教》，“第三章第二节”，东京，讲谈社，1980；转引自杨增文等《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67页。

[72] 〔日〕清水雅人等：《新宗教的世界Ⅰ·新宗教的诸问题》，东京，大藏出版社，1983；转引自杨增文等《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第167页。

[73] 游国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96页。

[74] 〔日〕《真宗》第436号，1937年12月；转引自〔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