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起东亚第一个近代民族独立国家，与欧美列强比肩。随即开始推行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将魔爪伸向中国东北。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扶植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妄图以此为据点，吞并全中国。在此期间，由于东北特殊的宗教情况，日本基督教为了自身私利，主动勾结日寇，甘为走狗，为日寇侵略东北，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文过饰非、摇旗呐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从其传教内容及特点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可以说，近代日本基督教的活动伴随着日本侵略东北的整个过程，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成为新崛起的“远东宪兵”，垂涎东北之时，日本基督教界就以“民族化”的姿态，开始辅翼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

1893年9月，日本宗教界发生了教育与宗教的冲突大辩论。1894年日本基督教代表人物横井时雄发表了《日本基督教问题》一文，表示服从于天皇统治。随即，神道系基督教代表海老名弹正，儒家基督教代表松村介石，佛家基督教代表严本善治、户川安宅等也相继向天皇制低头，表示从基督教的角度充分理解“克忠克孝”的天皇敕语的内涵，提出了“日本化”的基督教思想核心：“爱国”“忠孝”。其中以横井时雄的主张最为典型，他提出：“旧约圣经中说，‘对父母不孝者，应判死刑’；新约圣经中也提到，‘应忠顺于王者’。现在日本正处于道德上的宗教大变革时期，因此，应以我国历来的道德思想与风俗习惯的精华作为基督教的道德要素。”^[38]这标志着日本基督教彻底的“民族化”“日本化”，完全服从于天皇制国家权力。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各地基督教立刻行动起来，摇旗呐喊，支持侵华战争。大阪的基督教报国义团、东京的基督教同志会、广岛的基督教徒同盟战时军人慰劳会等各种组织纷纷成立，并举行集会，宣传“甲午战争是义战”。为了发扬国民精神，各地基督教派遣随军慰问使赴东北前线慰问、宣教，鼓舞士气。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日本宗教界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宗教家恳谈会。基督教的横井时雄、海老名弹正、大西祝等代表人物出席了会议，并发表共同宣言，提出对抗“反宗教思想”，即反对唯物论的反共思想。

1904年，日本为了攫取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日俄战争爆发。1904年5月，在东京芝公园的弥生会馆，日本宗教界再次召开宗教家会议，基督教的代表本多庸一、小崎道雄作为发起人出席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日俄之战关系到日本帝国的安全与东亚的和平，为了世界的文明与人道，我等宗教界应摒弃宗派之差异，人种之异同，秉公正之信念，向全世界阐明此战的真相。”堂而皇之地把日本比作驱逐沙俄列强、拯救东北民众的救世主，并想以此来欺骗国内民众和世界舆论。日本基督教主教也鼓动教民，“竭尽尔等之忠义，祈祷上帝赐予皇军胜利……为圣战胜利，必将以赴死之心赶赴前线，鼓舞士气”。^[39]

于是，日本基督教各教派纷纷派遣随军布教使赴东北前线慰问，犒劳士兵，运输军用物资。随军布教、“海外开教”出现了一个高潮。

日本基督教中心教会富士见町教会的活跃分子日疋（发“匹”或“雅”音）信亮，在大连担任日军的满洲仓库库长，负责60万日军、43.5万马匹的后勤补给，同时，他从东京基督教选拔数十名青年教徒来到大连从事军务，由牧师丸山传太郎担任了营口的满洲仓库库长，并且在仓库内设置房间，专门用于礼拜和祈祷。不仅如此，日疋信亮随军来到奉天之时，高喊“把东北变成日本保护下的独立国”的口号，号召把东北建设成为“五族协和、共存共荣、顺天安民”的“王道乐土”，这便是日后日本极力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雏形。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基督教立即向政府提出在大连开设教会。1905年12月16日，日本基督教大连教会正式成立，由日疋信亮负责。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第一个基督教会。从1896年至1920年，日本基督教会在东北地区的传教状况详见表2。

表2 东北地区日本基督教会传教一览（1896～1920年）

续表

总体来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特点是，主动迎合日本政府侵华的国策，积极为日寇侵占中国东北造势，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基督教大连教会利用大连国际城市的优势，频频举办各种讲座、演讲，宣传日本“进入”东北的目的，为日本法西斯即将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擂鼓助威。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宗教界欣喜若狂，以日本基督教会、组合教会、圣公会、圣教会为主要代表的基督教各派系立即派遣大量布教使赴中国东北和关内传教。从其传教内容及特点的变化，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纷纷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日本基督教各教派宣扬要帮助亚洲人民摆脱英美殖民列强的压迫，解放亚洲，让日本给亚洲人民带来基督的和平之光，鼓吹大日本“圣战”，要将基督的“平等与博爱传给亚洲人民”，为了日本天皇“武运长久”，日本基督教天主教会要在亚洲进行一场基督的“文战”。

对此，日本政府不仅表示赞赏，而且开始大力扶植日本基督教各教派在东北的传教活动。1933年6月，在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授意下，原日本关东军情报班曹长山下永幸回到日本，向陆军退役少将、富士见町教会代表人物日疋信亮提议，在日本基督教各教派“有志之士”的支持拥护下，共同组织起满洲传道会，总部设在东京富士见町教会。满洲传道会以“敬神、尊王、爱国”为宗旨，^[40]以“基督教的思想信仰”阐明“我皇室的尊荣、国运的基础”为目的。1933年9月，日疋信亮在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首肯下，回到东北在“奉天”成立满洲传道会，并得到了关东军司令长官的大力支持，为他提供了开教的场地和大量的资金。随后，日疋信亮又在“新京”（长春）、大连相继开设满洲传道会。七七事变后，满洲传道会改名为东亚传道会。满洲传道会在东北全境布教，截止到1940年，在东北境内（包括热河）开设了三大教区，即南满、北满和热河教区，受洗者达1600余名，会员200余名，布教所50余所，中日传教师共60余名，其中中国人占2/3。^[41]

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后，日寇开始支持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教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抵制、防范苏共，吞并中国的需要。社会主义苏联在苏共领导下，经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后，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日本独占东北、吞并中国的最大威胁。从日本陆海军部在“南进”“北进”问题的争论上以及后来日寇对苏联挑起的“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来看，足以表明日寇对苏联十分顾忌。而从基督教在中国东北传播的现状看，东北民族众多，宗教林立，主要分为希腊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旧教）、英美基督教长老会（基督新教）三大派别。从分布地域看，黑龙江省与苏联接壤，随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最早受到了东正教的影响，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移民大量涌入中国东北，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东正教在哈尔滨等地设立了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东正教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几乎都是俄侨后裔。而据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调查，虽然黑龙江的白俄系东正教对“日满”表示友好，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密切，但由于信教者人数众多，俄系东正教教徒有利用宗教来联合反苏分子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日本基督教会的掌控之下，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其次是日本排斥列强、独占东北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认为，东北民众“信基督教者甚多，传教士多为欧美人”，不能领会、宣扬“建国精神”，所以“基督教传道可看作欧美人在满洲的扩张”。^[42]在东北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以法德系为主，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境内。法系天主教一直接受罗马教廷的指令，伪满洲国建立后，对日表示友好姿态。在1934年4月，天主教在“新京”设置了罗马教皇“驻满洲使节”，把东北划分为9个教区进行管理，拥有10万信众。

据日本特务机关调查，天主教信众对“传教与信仰”的看法是，“传教与行政无关，传教是精神方面的行为，行政则是外在的行为；皇帝是一国之主，同时也是一个人，而教皇则是全世界的主，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皇帝也应信奉基督教；从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来看，基督掌握人的精神，政府掌管人的肉体”。鉴于此，日本特务机关认为，天主教的“身心有别，只把肉体奉献给政府，而把精神全部奉献给基督的思想，是轻视国家的观念，有导致否定国家的危险。万一把基督和满洲国元首对立起来时，那么怎么办呢？很难回答。满洲国建国时间还很短，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帝国的认识，当务之急是对作为向民众进行宣传、教化机关的宗教，如何统制”。^[43]不仅如此，根据特务机关在热河地区的调查，欧美的传教士以救济为名，捐助当地贫民许多资金，因而深得民心。而且当地信徒生产的产品如羊毛等，都供给同一宗教系统的公司。这种联系一旦建立起来，这些民众的生活就有了长久的保证。换言之，他们的主要经济生活控制在欧美牧师手里。热河部分地区的经济命脉，已经被掌握在欧美牧师手中了。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天主教表示亲日态度，但其思想上的归属、经济生活的渗透令日寇十分担心。究其根源，是日本民族在近代曾遭受过列强的侵略：传教士先来传道，军队随后跟来。所以日本殖民当局对东北的基督教信仰极为敏感，深恐英美等列强势力借机插足东北。

再次是日伪当局“治安防共”的需要。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东北各地反“满”抗日活动风起云涌，尤其是间岛地区，大约50万民众有反“满”抗日情绪，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朝鲜半岛，而且其反“满”抗日意志最为坚决。日本殖民当局妄图通过军事围剿来镇压反“满”抗日活动以达维护治安的目的一再落空。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承认日“满”两军虽以不懈之努力“讨伐共产匪贼”，但“匪贼之根绝，绝非易事”。

在东北传教的基督新教，包括基督教监理工会、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其中以英美系基督新教为主，1912年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在辽宁省影响很广，大约有8万信徒，间岛地区以德系天主教为主，在朝鲜人中很受欢迎。据日本特务机关调查，辽宁、间岛两地区的基督教教徒中有危险的反“满”抗日倾向分子和间谍分子。特务机关认为，间岛地区的德系天主教对当地朝鲜人的境遇表示同情，并理解他们的想法。正是天主教的神父，在九一八事变时，向国际联盟提供了极为详细的情报。在讨伐“匪贼”时，天主教会就是他们的避难所。在大如城郭的教会院子里，建有种种设备，储存着各种生活必需品，能够自给自足。在日“满”军队“讨伐”时，教会会发给民众保护证明书，以谋求扩大会员和信徒队伍。^[44]天主教对这些“不法分子”以救济为名伸出怜悯之手，深得民心。辽宁美系的基督新教的复临安息日会，在其传教过程中经常分发小册子，其中常出现“国耻纪念日”“不承认日满”“我是中国人”等词句，还出版、印刷月刊报纸。^[45]而且，在庆祝伪满洲国“国庆”日的时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都没有参加。因此，日寇认为这是反“满”抗日的行为。(www.daowen.com)

美系基督新教还逐渐渗透到黑龙江地区，哈尔滨浸信会在黑龙江发展了22个分会，浸信会的牧师美国人莱昂纳多及其妻子，与同会的牧师利博比达根3人，在1936年5月，携带3架照相机以旅行为名，在密山、绥芬河、东宁、牡丹江一带频繁往来，有调查日“满”军备情况的间谍嫌疑。

为此，日本特务机关认为，有必要实行宗教统制，对外切断欧美列强与东北基督教的联系，“尤其在精神领域的开拓上充分尽力”，对内“灭绝暗中‘援匪’、‘通匪’住民”，使“匪贼皇化”，转为“良民”，^[46]并借机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其抗日活动情报。

鉴于上述原因，日寇为了攫取东北地区基督教会的控制权，加快了对宗教统制的步伐。

（1）清理东北宗教，排斥外国宗教派系。1933年，全满洲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在“奉天”开会，会议决定脱离中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成满洲基督教青年联合会，实权掌控到日本基督教会手中。1934年8月，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东北大会被伪满洲国政府勒令取消“中华”字样，改称满洲基督教长老大会。1935年9月，将信义会东北大会改称满洲基督教信义大会。凡是东北地区的宗派团体，一律取消“中国”“中华”字样，皆冠以“满洲”头衔，以表示与欧美的总会断绝关系。原来没有“中华”字样的教派，如神召会、浸信会、救世军等基督教团体，都被冠以“满洲”头衔。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地区欧美控制的基督教领导权攫取到手中。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伪满政府，对基督教上层人士采取怀柔和恐吓手段，使之服从日寇的统治。1935年春，山下永幸率领一批牧师前往日本国参观访问，其中有牧师胡成国等人。1935年秋至1936年初，以反“满”抗日的嫌疑拘禁了基督教中的部分中国牧师（其中包括胡成国牧师），施以恐吓后释放，在基督教上层人士中制造恐怖氛围。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为了将东北完全变成侵华战争后备基地，日本不断疯狂地强化其法西斯殖民体制，在宗教方面也开始了更为严厉的专制统治。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坂井荣三郎负责“建国治安与宣抚工作”。在伪民生部内部设立了宗教制度审议会，制定宗教法案。于“康德”五年（1939）9月24日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规定了诸教均要向伪民生部说明宗派系统、名称、事由等，而且紧接着在“康德”六年（1940）伪民生部完成了第一次“国内”宗教调查，第二年又开始实行“传教人员、主祭神及传教方法均由日伪当局控制”的措施。对不符合“建国精神”的宗教立即予以取缔。“实施宗教调查三年计划，对东北诸教的详细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便进一步控制”。

（2）编造谎言，欺骗东北民众与世界舆论。日寇武力霸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对于日寇的无耻行径，东北民众的反“满”抗日运动更加高涨，而国际舆论也是一片谴责。为了弱化东北民众的坑日情绪，欺骗世界舆论，日寇开足宣传马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美化其侵略战争。

对内，打着传播“福音”的幌子，利用基督教的礼拜会、祈祷会及复活节、圣诞节等宗教节日庆典，举办各种集会、演讲、讲座，美化日寇“进入”东北的“正义之举”。大连的满洲基督教青年会经常举办市民讲座和各种“讲习会”，致力于对东北民众的“思想启蒙”。

同时，借助大连国际都市的影响力，在大连创立了南满商业学院，开办专业知识讲座、宗教恳谈会、恳亲会，宣传“日满友好亲善”“日满一体不可分”“建国精神”等，编造日本“进入”东北的目的，在于推翻东北旧军阀的独裁统治与西方列强的压迫，解救3000万东北民众于水火。利用谎言麻痹东北民众的反抗意志。

对外，参加基督教国际会议，宣传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正义性”。日寇侵占中国东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为此，在东北的日本基督教会深感“背负的责任重大，有必要阐明误解，引导世界舆论”。1932年在荷兰召开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上，在1933年、1935年两次召开的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学生同盟会上，竭力宣传日本“进入”东北的目的在于推翻旧军阀的独裁统治，东北民众的“无理”抗日迫使日军武力“进入”中国东北等。

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青年同盟委员会决议，“鉴于时局重大，本盟青年应锐意进取，誓殉国难，以报皇运于万一，祈愿东亚于和平”。^[47]由田川大吉郎、山本忠兴、千叶勇五郎等人成立时局特别事业部，全力“规正”“海外舆论”。1937年12月，阿部义宗、小崎道雄、牧野虎次、山本忠兴、汤浅八郎等日本基督教界的45名代表联名发表了《告世界各国基督教会公开书》，宣称：“中日战争是日本万不得已、被迫发起的自卫战争”，“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侮日抗日政策和反宗教思想的唯物主义的容共政策已经使日本陷入存亡的危机中”，“不得已而采取的暂时的自卫行动”。因此，“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基督教界放眼全局，不要只凭借暂时的、片面的现象轻易做出评判”。^[48]

1937年日本内阁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1939年8月日本基督教同盟就确定了基于该纲要的《基督教实施强化案》，通过与世界各国基督教诸机构的沟通来阐明“我国的根本目的，使之正确理解中国的事态”。1940年日本基督教同盟代表小崎道雄等人与北美基督教会代表座谈，企图“化解”其对日本的误解。

这一阶段，是日本基督教会在东北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力扶植下，确立了新的宗教统制体系，将全东北的基督教会置于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之下，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略者彻底剥夺了欧美基督教会在东北传教的领导权，将东北基督教各教派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

1942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令，不允许与其交战国家的传教士自由传教和自由活动。并将欧美传教士驱逐出东北地区，对允许留驻人员严加看管。然后，将东北地区基督教各派集合起来，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42年3月，又成立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取代了该联合会，撤销了各派所设立的教区，由该本部新设9个教区，统领东北地区教务。并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的同学石川四郎接替山下永幸的职务，控制该本部，成为东北地区基督教最高统治者。

1942年2月，石川四郎发表《通告书》，指令东北各地基督教，“务必要坚持宗教报国信念，祈祷圣战早日胜利”，“以宗教思想来培养我们的建国精神”，要求信徒“与友邦日本提携，全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1942年年末，该本部献金1.4万元，支援“大东亚圣战”，派遣宣教使定期到当地监狱进行“教诲”活动。1945年4月，石川四郎召开教区长会议，确定了“教化五大运动”，即“国民教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国民道德运动”“建立必胜防空体制运动”。^[49]五大运动在开展不久后，就随着日本战败而土崩瓦解了。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武力扩张，日本基督教界迎合其侵华政策，在配合日寇对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中从事了大量的宗教活动，对侵华战争，难辞其咎。“二战”结束后，日本宗教界的大部分宗派进行了诚心的忏悔，但仍然有少数教派鼓吹、美化侵华战争。日本基督教派别中仍然有人以“教派个体或者个人”的身份来华“传播福音”，否认侵略战争。

客观公正地说，虽然有少数日本传教士在东北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热心传教，付出了巨大牺牲，获得了部分当地民众的认可，如承德教区的十几位日本牧师中，永见爱臧夫妇及两个女儿都病死在东北，二桥正夫的两个儿子都死在东北，再如日本战败时，以福井二郎为首的几位牧师受到了当地教民的保护，但是，个别传教牧师的善举既不能掩盖也无法抹杀他们传教的最终目的——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当牧师福井二郎决定来中国传教时，他的弟弟顺藏五郎表示极力支持，“日本军人手持武器，哥哥你手持‘灵之剑’去满洲为天皇尽忠，家里有我，你安心去吧”。^[50]当有人问福井“如何看待东亚战争”的时候，福井回答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好的，是解救东亚民族的战争”。^[51]当日本战败、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女性牧师山田晴枝竟然下意识的脱口而出说：“日本胜了？！”^[52]在日本战败前夕，当日本侵略者发布命令，征召东北地区45岁以下的日本男子入伍时，他们当中符合条件的牧师都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侵华日军，二桥正夫加入了日军山海关守备队，福富春雄加入了牡丹江日军部队。

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识中，根本没有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因此，只能说他们的个体行为是“小善大恶”。他们的“小善”无法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