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建立起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创立了以“天皇神权”为中心的国家神道体制，作为明治政府对内实行国家宗教统制、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佛教界各宗派完成了自身的近代化，同时，在日本法西斯政权的高压下，日本宗教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帮凶。

在日寇侵华过程中，日本宗教界中以佛教界最为积极，蒙骗大量佛教徒为日本侵略东北服务，挖空心思阉割佛教经典，为其侵略、杀戮冠以“圣战”“义战”的光环，为日本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甚至成为侵华战争中的刽子手。其中，净土真宗和日莲宗表现得尤为恶劣。

可以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的发展贯穿着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从其内容及特点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治维新后，日本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以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为代表的日本佛教界积极主动地投入日本法西斯的对外侵略战争体系中。日本佛教从其“二谛相依”教义出发，迎合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拥护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国策。

日本佛教势力最初是以随军布教的方式渗透到东北各地的。随军布教可分为驻地慰问布教和战地随军布教。驻地慰问布教，是前往军队驻地，宣讲佛法、教义和赠送慰问物品；战地随军布教，则是教团派遣教使与前线军队共同行动，向前线士兵宣教及配合军队从事其他活动。日本佛教界派遣随军布教使最早始于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宗教界“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提高自身地位，获取政府支持和赏识的良机。8月6日，东本愿寺派法主大谷光瑞即颁法谕：“苟我帝国臣民，至此之际，应义勇奉国，本宗门徒应遵二谛相依之教义”“扬国威于海外，是则帝国臣民应尽之义务，也即守本宗念佛行者之本分”。^[27]西本愿寺派也于8月7日设临时战时事务部，极力支持战争。本愿寺东西两派及其他教派都派出慰问使、从军僧赴朝鲜慰问作战日军，宣告“凡逆我大义旭章旗者，必讨之，必杀之！”号召要“力抗暴清”。

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日莲宗僧人田中智学派遣随军佛教徒为日军念经祈祷，鼓吹“必须让日本去统一宇内，让日本最终地永远地成为宇宙人类灵魂……世界万邦朝仪的大戒坛，王佛冥合的理想世界”，狂热地宣传征服世界的邪说。田中智学又从日莲宗的经文《撰时钞》里找出“一天四海皆归妙法”等句，宣称“日本是佛教正法源头”，妄说日本人能以“一乘妙法统一亚洲，统一世界”，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行大肆鼓吹。

1904年日俄争霸东亚，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其时日本国内矛盾重重，经济萧条，地租上涨，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反战、非战、厌战思想弥漫社会。净土真宗各派却趁机加紧了与战争一体化的步伐，开战一个月即发布了鼓吹战争的《战争法话》，同月11日，东本愿寺派法主颁布《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号召奋勇杀敌，清除俄教“基督毒虫”。号称“利剑即是佛陀”，勇敢赴死，“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从而喜归净土极乐，宣称“我一心护汝，勿虑堕水火”。^[28]东西本愿寺两派编印了许多鼓励将士为国为佛英勇作战的小册子，由随军布教使分发军中。西本愿寺派编印了《饯出征》《告伤病军人诸君》《慰问心身》《告凯旋诸君子》等，共计780328册；东本愿寺派则刻印了《内身心二命谈》《欢迎凯旋》等，共计526355册。鼓吹“杀敌即杀邪魔，救助大多数人，此恰合大菩萨之行为”。^[29]

对于宗教界各派对时局的行动，日本政府在《京都府厅文书》中给予了肯定和赞许：“（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方始，佛教各宗派……或派遣从军布教使慰问兵士，吊唁死者，授予法名；或访问军队，鼓舞士气，勉励振作；或犒劳出征军队，颁布法主教语……或为战胜祈祷；或问伤病者；或吊慰战病死者遗族……或设立后援团体援护等，诸种方面均由寺院门来督励，劝诱檀徒信徒，发展奉公事业……全为宗教家本分，于时局贡献非少。”^[30]

同时，1904年2月，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发布了《随军教使条例（10条）》，首次由政府规定了随军布教使的任务及工作内容。其中第四条规定：向军人和随军人员进行讲经说法，对死者举行追悼佛事，对伤员进行抚慰；除上述规定外，总部特殊命令事项或所属司令官及有关部队委托事项必须执行。第六条规定：讲经说教必须依照本宗义，进行精神安慰，鼓励义勇思想。第十条规定：随军教使必须记日记，从任命之日直至复归日止，每周向总部提交日记进行汇报，如有重要事情，应单独提出，另行报告。意思是说，随军教使不仅有对部队进行安慰和鼓励义勇思想的工作，而且还有收集情报、刺探军情等间谍任务。

日本佛教在东北地区建立寺庙，最早始于20世纪初，1901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僧侣押野庆净，在黑龙江哈尔滨建本派本愿寺。这是在东北地区建立日本佛教活动据点的最早记录。而日本佛教在东北地区的大规模活动，则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据满铁情报课（芝田研三）编写的《满洲宗教志》里的确切记载，1904年2月，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100多名随军教使在各师团等重要部队，做鼓舞士气、慰问伤员、祭奠战亡者等活动，并在大连、旅顺、金州等日本占领驻地各处设置临时慰问场所开展活动；同年4月，东本愿寺派法主大谷光瑞亲自到中国东北前线部队巡教；同年8月，在大连设立了关东别院。

此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日系佛教中的其他宗派也纷纷传入东北地区。日本佛教共分为13宗28派，其中有12个宗教派别曾进入了大连等地。主要有净土真宗、净土宗、真言宗、日莲宗、禅宗、天台宗，而且有的宗下还分若干派别，如净土真宗分为本愿派、兴正派别等；真言宗有高野、醍醐、御室等派；日莲宗分为日莲、法华、本门佛立讲、显本法华、日本山等多个派别；禅宗分为曹洞宗和临济宗两派。其中，以日莲宗、曹洞宗与日军的关系最为密切，以净土真宗的“开教”活动最为积极。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仅在日本占领的大连地区，净土真宗就有7个布教所，真言宗有5个布教所，日莲宗有6个布教所，净土宗有4个布教所，禅宗有4个布教所，总共26个布教所；其中净土真宗的布教使最多，有21人，其他各宗分别有10人左右，各派布教使总共的58人。在日军占领地之外，日本佛教的活动及影响则小得多了，如哈尔滨仅有日本佛教寺院4处。此时，日本佛教在东北地区主要是以当地日本军队和移民为传教对象。

1894～1931年，即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前，日系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教范围、规模都有限，基本是以驻扎在大连地区的日军和日本移民为主要传教对象。但它一开始就是随着日本的侵略战争而进入东北地区的。战后，大部分的随军布教使并没有回日本，而是驻留当地建寺传教，成为日后在华传教，为日寇建立殖民统治服务的核心骨干。他们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对外显示宗教对日本的忠诚，对内则在提高僧侣门徒的报国精神上发挥作用。可以说，日本佛教界从其开始传教就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注定了其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服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佛教界纷纷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同时成立亚洲司、兴亚部等机构，大量派遣布教使赶赴中国东北，日系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教活动急速发展，传教的内容和对象随之变化，开始以中国人为对象，宣扬“皇道佛教”，推行“皇民化”殖民政策，为巩固殖民地统治和继续扩大侵华战争擂鼓助威。

日本佛教界在1931年12月的《总报》上提出，“值此满洲事变……国家重大时局之际，（各派）应发挥尽忠报国之志，以尽本分”。^[31]1932年10月，在佛教各宗派时局恳谈会上再次倡议“日本佛教徒在文化、思想上援助满洲，以期日满两国共存共荣”。换言之，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切活动，都应强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即置于军部的指挥和统制之下，推行日本“皇民化”殖民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扶植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了最终达到吞并中国东北和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东北文化与民族意识的目的，利用日系佛教的布教，在东北各地建立布教所，成立宣讲班，将其国家神道理论作为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内涵，大肆鼓吹“王道乐土”“惟神之道”“日满一体”的殖民思想。日寇以佛教为主力，广招信徒，大肆宣扬“日满一体”“共存共荣”等思想，号召信徒为“大东亚共荣”勤劳奉公，贡献一切。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操纵和鼓动下，日系佛教各宗派积极准备，参与在大连地区的传教活动。真言宗、净土真宗、天台宗成立了兴亚部、兴亚局，禅宗、日莲宗成立满洲教区、关东州开教部，并制定传教规则。以大连为例，据统计，1932～1939年日系佛教各宗派在大连地区建立分院31个，布教所43个，比事变前增加65%以上，传教使71人，增加了13人，虽人数增加不多，但信徒户数已达到1.562万户。

在日系佛教中，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在东北地区传教是最为活跃的。1934年11月，东本愿寺住持（法主）大谷光瑞亲自与阿部惠水事务总长、智子黑方、河崎显了传教使等一行13人来到东北，在大连别院举行八佛庆护法大会，慰问日军，宣传布教。不久之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受伪满皇帝溥仪之命，来到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大连别院参拜，并带去溥仪亲书匾额“慈云普荫”。郑孝胥也留书“天下和顺，日月清明”，借以宣扬、鼓吹“日满亲善”“日满一体不可分”的“皇道佛教”精神。

至“康德”五年（1939），净土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派）已经在东北设置满洲、“奉天”、哈尔滨、安东、大连等地别院，每个别院信徒户数达850户，人数2500人；而其布教所在东北已经达到44个，每个布教所信徒户数为200～400户，人数为600～800人不等。每月定期布教，且成人讲话、妇女会例会，还举办报谢会、男女青年会、满人青年会等，且不定时到幼儿园及学校布教，目的是将“建国精神”、日本精神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潜移默化地同化、消融东北民族文化，阻断东北与关内的文化联系。

而日莲宗则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更为密切。九一八事变后，明治会总裁、日莲宗僧人田中智学立即派出僧侣赴东北，慰问关东军。田中智学还亲赴长春，向伪满傀儡皇帝溥仪宣讲“王道本义”。1935年6月，田中智学与陆军中将四王天延孝等军部官员来到大莲寺（日莲宗在大连的别院）参拜纪念。同年7月，德川庆光与家令森海军少将也来到大莲寺参拜并祭祀侵华阵亡的日军。1935年9月，日莲宗住持正神保日亲自来大连做讲演、布教，在金州三崎山碑前举行盛大法会，有数百信徒参加，而后，又在旅顺为日军战死者举行追悼法会。10月大莲寺住持松村涛显与日清寺住持辻要贞两为纪念来东北布教的日莲宗元祖日持尊者，在旅顺白玉山建立纪念塔，并请日莲宗本山连水寺僧人来大连举行法会纪念。(www.daowen.com)

同时，日本宗教界极力鼓吹扩大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田中智学发表了“解决满蒙危机”的声明，主张乘机扩大侵略，以武力“彻底解决，实现国运兴隆”。宣扬要帮助亚洲人民摆脱英美殖民列强的压迫，解放亚洲，让日本给亚洲人民带来基督的和平之光，鼓吹大日本“圣战”，要将“平等与博爱传给亚洲人民”，为了日本天皇“武运长久”，日本佛教界要在亚洲进行一场宗教的“文战”。

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日本佛教界在东北地区最为活跃的时期，它的传教活动充分暴露其本来面目——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帮凶，随着侵华战争逐步扩大和深入，日本佛教界各宗派的法西斯化也更加迅速和深化了。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本佛教界为了全面迎合军国主义扩张的需要，主动“修改教典，适应时局”，将凡认为“不顺应国策”的内容通通删去，塞进一些“忠皇护国”之类的词句。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日系佛教的传教，宣扬的全是被阉割、篡改过的为“大日本天皇圣战”服务的不伦不类的“佛经”“教典”，布教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近卫内阁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等一系列战时法规，扼杀一切反战言行。要求“举国一致，尽忠报国，扶助皇运”。日本佛教界各宗各派纷纷举行效忠集会，向天皇表忠心，表示要“振作国民殉国精神，奉献报国诚之心”“发扬皇道宗教之真谛，奉戴圣战之宗旨”。此后各寺院的布教，竟大肆宣传“尊皇即奉佛”“皇军是为完成统治全世界的圣业而战”“皇军所至，宇宙经轮回转”“天皇必胜，神国必胜”。佛教净土真宗布教使还向出征士兵教谕：无论杀死多少敌人，一点也不违背佛意！这是天皇发动的“圣战”，为天皇而战死，一定会成佛。

1938年8月，日本在国内举办宗教团体对华布教协议会，会议上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向各宗教代表规定了工作方向，“布教工作应抓住一切机会，充分理解政府对华的意图……”而且“凡布教者必须向文部省提交申请书，经宗教局推荐，委派到当地军队特务部听从指挥”。1939年3月，日本众议会通过《宗教团体法》，规定“宗教不得违背皇道精神”，以法律形式确立天皇在各教中至高无上的权威。1942年日本宗教界要求教徒“努力培养忠君爱国的精神，以使信徒成为灭私奉公的实践者，必须重视敬神崇祖的国粹，以竭尽报本返始之诚……”

同时，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向各宗教代表指示，在社会事业与宗教布教之间，则以社会事业为主，布教工作为辅。言外之意，佛教各宗派的教义不再是传教的主要内容，而是完全以弘扬“皇道”来翼赞国策。日莲宗则直接提出“超越一宗一派”的“皇道佛教”，甘愿成为军部的爪牙。1939年日莲宗的宗报《大日莲》写道：希各宗徒奋发起平素所锻炼之信行之成果，排除百难，各尽本分，以期……大战得获全胜，“以报恩谢德及宣扬皇威武运长久之至诚”。煽动战争，全力鼓吹“大东亚圣战”。

1944年9月，日本宗教界的30万名信徒联合成立了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团，并号召全国教徒投入“灭私奉公”的“兴亚行动”，直接参与到侵略战争中去。各宗派还联合成立了兴亚宗教同盟，由陆军大将林铣十郎担任总裁。可以说，日本佛教界已经完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日本布教使自觉地与本国法西斯政权相勾结，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

为此，日系佛教各派加紧了大量招募传教人才的行动，1938年日本佛教联合会举办中国开教讲习会，其特征是重视中国知识。1939年5月由东西本愿寺合办的开教使养成讲习会，先后请了诸如大阪大学校长、内阁情报局长、本愿寺事务务总长等各类名人做了近30场讲演，其中真正关于宗教的仅7场，其余都是关于中国语言、国民性、农业、人口、医学、诗歌文学、山川地理、天文气候、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军事等内容的讲演。^[32]

这一阶段日系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教宣抚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举办讲演，聚敛钱财。日系佛教通过各种“讲”和“会”宣扬“日满一体”“日满亲善”的思想，将其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大连地区就有“如意轮讲、丰川讲、观音讲、大师讲、报德讲、报恩讲、妇人会、月光会”等十几种“讲”和“会”，^[33]强制民众来听，而且民众还要缴纳费用。这也成为日系佛教搜刮钱财的主要手段。以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大连别院为例，每月进行3～6次定例布教，每周六有成人讲话，每月举行一次妇女会例会，还有报谢会、男女青年会、满人青年会、监狱教诲等。^[34]

其次，开办学校，奴化学生。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日系佛教兴办日语学校，积极推行奴化教育。这如同日本侵略者所说，“宗教问题与学校的教育方针共有国策重要性”，“异民族的教育必须经常输入宗教信念”。^[35]1941年法正寺的丸田活龙在他的报告中指出：让“皇军”信赖的宣抚工作通过教授日语，使黄种青少年体认我大日本帝国之真意，以精神教育为重点。在学校教育中宣扬、灌输奴化思想，要把中国学生变成日本天皇的“皇国顺民”，只知满洲、天皇，而不知自己是中国人。

再次，战场布道，激励士气。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日军士气低落。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成为日本随军布教使的重要任务。利用晨祷、午祷、晚祷，或在战地间隙，为士兵布道鼓劲，为战死者送葬。

曾任西本愿寺执行长的冈部宗城，在《论对军人布教》一书中，号召士兵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报效天皇。他篡改佛法教义，宣扬“佛教是教人生存的宗教，也是教给人们如何面对死亡的宗教。只要视义重于泰山，视死轻于鸿毛的军人，在应该死之时，必须决心死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他要求战地随军布教使向军人灌输恩、无我、业惑因果、智断、冥虑、冥见、冥加之感恩、世间之纲常伦理等观念，驱使其完成侵略使命，使日军官兵“确信这就是用来作为辅佐皇化的理由”。^[36]

此外，日系佛教还发行各种杂志、印刷品，宣扬“皇道佛教”，如《若草》《大东》《菩提树》《白道》《妙光》等，宣扬“日满亲善”，鼓吹“大东亚圣战”。同时，日系佛教还开办各种社会福利设施，软化、麻痹中国民众的反抗意识，如大慈园是由关东军出资，净土真宗大谷派在大连开办的幼儿园，专门收养中国孤儿，待遇极好。像这样的福利设施，净土真宗大谷派开设了14种，当然少不了关东军的支持。

由于日系佛教的“尽力”，宣抚工作颇受日本当局的“赞赏”：“佛教及教化团体，为了早日完成圣战，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彼等莫不举总力，从事国民宣抚教化工作，祈祷农物增产，更严守勤劳奉公、储蓄报国、防谍等重要国策，颇使当局感激不止”。^[37]

日系佛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侵略扩张，极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它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海外开教”活动，是带着征服其他民族的顽固信念而来的，因而，日系佛教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带有明确的侵略目的。日寇以战胜者自居，妄图凭借日系佛教主宰中国民众，企图将自己的生活模式、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实行殖民地统治，强迫中国民众改变传统观念信仰，使中国民众的宗教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

因而，这些活动必然受到中国民间信仰的顽强抵抗，无法真正融入中国文化。因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聚敛钱财，欺压中国民众，日系佛教的传教活动必然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瓦解。这一点，连日系宗教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必须自重”。据《满洲宗教调查报告》记载，九台地区70%以上的日本人贩卖毒品，并以极其恶劣的手段牟利，以致把人逼入绝境，甚至发生杀害当地居民的事件，而日伪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有意庇护日本人，因此招致了当地居民对日本人的极大怨恨。表面上，他们不敢抗争，但在感情上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日倾向。这使日系佛教宣扬的“日满融合”整体上受到“破坏”。

明治以来，以日本佛教为代表的日本宗教界迎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在配合日寇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从事了大量宗教活动，其应负的战争责任难以推脱。“二战”结束后，日本宗教界的大部分宗派进行了诚心的忏悔，但仍然有少数教派鼓吹、美化侵华战争，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