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百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同时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随笔》一书中明确指出:“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袁枚的说法成为书院研究者所公认的最权威的结论。唐代官府设置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虽非士子肄业之所，但它对于书院教育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明显的诱发作用。

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的情况:“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

五代时期，书院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士人隐居山林读书讲学成为唐末五代的一种社会风尚，其聚徒讲学之地虽未以书院命名，实际上已是教育性质的书院。

宋初书院大多是私人隐居读书讲学发展起来的，也有一部分由世家大族的家塾发展而成。宋初书院发展的直接动因是“补官学之不足”，因此多得到朝廷和官府的支持、褒奖和资助。宋初的书院一般来说规模都不大，组织机构也很简单，尚无完善的制度和规程，活动内容也比较单一，稳定性也较差。但是，在教育发展史上却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北宋三次兴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均致力于发展官学，对民间或私人办学很少顾及，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书院，朝廷和地方官府也很少过问。结果，宋初一度兴旺的书院在兴学运动中反而日渐沉寂了。自庆历兴学以后，直到宋朝南迁，八十余年间，几乎未见过一代皇帝对任何一所书院赐书、赐额、增田、赠屋之举，客观上影响了书院的发展，削弱了书院的社会影响。(www.daowen.com)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南宋书院的产生及发展同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时期是理学的基础时期，书院处于开创阶段;南宋时期是理学的成熟时期，其书院也处于相当完备的阶段。南宋理学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与书院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的学术文化思想成为南宋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书院教育成为理学研究和传播的主要基地。这时期的书院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朱熹为白鹿洞书院亲手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后来成为各书院的标准条规，为书院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是以蒙古民族为主联合北方少数民族创建的封建帝国。元代书院政策的制定、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由不成熟、不稳定到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说，元代对书院采取了由注意保护到鼓励发展，又由积极创办到加强控制的政策。到了元代，书院的地域分布与宋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元代书院虽仍以江南为最多，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但与宋代相比，珠江流域由第二位降为第三位，而黄河流域则由第三位升为第二位。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的书院都是元代以后才兴建的。

元代不少书院是私人捐资献田修建的。元代政府对有些不愿在朝做官，退而讲学，特别是捐私田建书院者，加以鼓励，倍加褒奖。元代以前的书院几乎全由私人或民间创办，朝廷或官府只是予以承认、支持或部分投资。元代各级官府更加强调由官方拨资兴建或修复书院，这种由官府直接创办或修复书院的措施，造成了书院的逐步官学化，所以官学化倾向是元代书院的重要特点。元代书院官学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对书院经费的管理和控制。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是由各级官府为学院委派山长，选任主讲。这一措施，同样表明了官府对学院的重视，有利于稳定书院的管理和教学质量，也有助于提高书院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的社会地位。这一措施的初期，确实对书院的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它对书院发展也有消极作用，特别是到后期，其弊端更充分暴露，导致书院管理混乱，师资猥杂。书院过多地“受官府之拘牵”，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特点。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阶段。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初步觉醒从封建社会内部撼动着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明代书院作为与民间、特别是知识阶层有着血肉联系的文化教育机构，对此有最敏锐的反应。正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激烈斗争中，明代书院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讲会(或称会讲)是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也是明代书院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讲会由书院之间联合经办，轮流主持，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术教育活动。明代书院讲会的发展，对明代书院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明代书院由明初的多年沉寂到明中期的空前兴盛，又到明末的连续遭受禁毁，这种忽衰忽盛的曲折历程，正好说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政局不稳，已潜伏着深层的危机，很值得深思。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到清代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明中叶书院的兴盛和讲会制度的发展，带动了学术的活跃，激发了知识分子关心民族前途的热情，同时也招致统治集团的恐惧，从而采取了连续禁毁的极端措施。清代统治者在鼓励书院发展的同时，加大控制力度，使书院逐步变成“广学校之不足”的官学附庸，书院主持者和主讲人多不再讲学修德，只是应付科举考试，读书士子也多迷恋于八股试贴，领取膏火。衡量书院成败得失也多以登科人数多少为准。书院讲学的主动性大为降低，学风日渐腐败。尽管如此，清代书院的发展并非全无成就。清代书院发展也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清代书院数量空前，分布地域甚广。清代书院共有一千八百余所，近人统计，清代书院三千余所。不仅内地沿海各省区广建书院，许多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也建有不少书院，如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宁夏都有书院。特别是台湾地区，清代创立的书院六十余所。其次，官办书院占绝大多数。除各级官府以公银建立以外，也有各级官员出私产创建者。再次，商人出资创办的书院增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中国长期存在“重儒轻商”的传统观念。不少商人在取得经济地位以后，也想在文化上进而在政治上谋取一定的地位，因此希望子弟染被儒风，获得科第功名，积极捐资赞助书院或支持官府专门为商籍子弟开办书院。例如:杭州就有徽商与盐运官员共同创办的崇文、紫阳两大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运动中通令全国，书院一律改为学堂。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部分省区基本上实现了书院改为学堂的要求。存在千余年的古代书院，终于为新式学堂所代替。书院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书院改学堂确实是发展新式学堂的“至速之法”。书院长期积累的办学经验及教学的优良传统更是我国教育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也正是研究书院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