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一群英国上层女子厌倦了惯常的玩牌、闲聊，决定改设文艺沙龙，以娱心智，被邀的学者名流中不乏寒士，着蓝毛袜以代入时的黑毛袜，“蓝袜社”因此得名。“蓝袜子”亦成为女才子的雅号或戏称。(51)1912年女性评论家平塚雷鸟用“蓝袜”为其宣扬妇女解放运动的杂志命名，其用意就是想通过女性的文学作品唤醒长期以来日本女性被掩埋、深藏的主体意识，鼓励她们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而努力。但正如英国的“蓝袜社”属上层社会女性的沙龙一般，平塚雷鸟主持的《蓝袜》杂志也只能成为出身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女性的读物，并没能唤醒普通妇女的主体意识。只有在二战以后，伴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日本的女性文学才真正地迎来了它的高潮，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断地涌现出来，女性文学批评也随之活跃起来。
像林芙美子、野上弥生子等作家就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技巧、寻找新的主题。林芙美子早期的作品中，因男人而苦恼或是招致不幸的女性较多，如处于倦怠期的工薪阶层的妻子，或是从事饮食服务业的女子，卖笑过生的风尘女子。应该说她的作品中的女性没有脱离旧有的男女性别的定式，在这种框架之内的女性的人生经历、个人努力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她早期所力求表现的主题。但在战后，她由抒情的手法转向写实手法。《晚菊》与《浮云》中弥漫的是一种虚无、幻灭之感。其中《晚菊》被著名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推为是反映“人生的黑暗与无助的最好的十篇佳作之一”(52)，《晚菊》的主人公是一位韶华尽失的战前从事卖笑行业的风尘女子，她在战后凭着以往的积蓄，过着富足的日子。往日情人即将来访的消息使她平静的心灵泛起阵阵涟漪，当她怀着复杂的心情期待与旧情人重修旧好之时，才发现他是为钱而来的。文章用很短的篇幅成功地描述了主人公从兴奋地期待着重温旧梦的幻想，到幻想被冷酷现实击碎的过程，特别是最后一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她看到落魄的昔日情人因借不到钱而羞愤交加，心生杀人劫财歹念时，她一方面凭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恐怖，转而好言抚慰，心里却在盘算着明天一早怎么把他轰出门去。本篇是作者战后的代表作之一。在小说中，林芙美子细致地描述了人的自私心理以及人生的虚幻、无情。
被无产阶级文学阵营视为“同路人”的野上弥生子的创作生涯始于战前，在战后也笔耕不辍，直至百岁寿终，她的创作主题早期多为“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如《新的生命》（1914）、《已经五岁的儿子》（1914）等作品，都以自己生养三个孩子的体验为创作蓝本，记录了爱儿的成长过程和心理变化，体现了母爱的伟大。在此之后，她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了历史小说《大石良雄》（1926），反映渔民生活的《海神号》以及思想小说《真知子》、《迷路》等大量作品。创作主题也有所突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真知子》中的新女性形象，真知子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爱情，对社会及人生有着自己见解的新的知识女性，同时更是一个追求妇女独立与解放的新女性，当然由于受到生存时代的制约，她的独立并不很彻底，但终究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圆地文子的作品以她特有的唯美主义风格对旧时代受压抑的女性的性别意识作了深入的挖掘，尤其对中、老年女性的性欲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题材倾注了极大的关心。这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今社会也是一个确实存在而未能受到重视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她的作品有一定的先见性。同时，她敢以“性”为切入点，对旧道德禁锢女性身心的现状进行大胆揭露与奋力反抗，虽然有囿于“性”而略失偏颇之嫌，但她的反抗与受西方女权运动而发的作品相比，更有自发性、本土性，也就更具艺术感染力。
由于女性活动空间的狭小及在社会文化中身居劣势，导致女性作家的写作体裁、主题等受到很大的限制，她们的视野大多局限于爱情和家庭，具体表现为擅长细腻地描写家庭生活和日常琐事，这就落入了“私小说”的窠臼。常常是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难分你我”，作者只顾宣泄个人情感，而忽略了篇章结构、文体、写作技巧等方面的推敲，因而导致情节上的破绽或是叙事的单调以及行文琐碎、饶舌，这样就会被一些文艺评论家诟病。
如日本著名评论家小林秀雄在其“女流作家”一文中，就曾原封不动地引用川端康成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对女性作家的评价：
或许我是一位男性，才这么认为的吧。总之女性的作品给人以直露、不加掩饰之感。……无论是老练的还是初出茅庐的女性作家，总会暴露出其“未化过妆的肌肤”。她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其实她们是“赤身裸体”，正如《皇帝的新装》一般。……一般以为女流作家会比男性作家感情丰富，其实正好相反，即便是最优秀的抒情作家宇野千代与林芙美子她们作品中的情感也是出乎意料的单调。(53)
其实敏锐的文学评论家们早就尖锐地指出作家视野的狭窄是当今日本文学的通病(54)，不仅限于女性作家，就是男性作家的作品大多也会染上“私小说”的色彩，即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及心理感受，创作范围和题材局限于私生活和身边的琐事。由于这种倾向来源于日本古典文学传统，所以很少有作家能彻底突破这种局限。还有一种较为明显的趋势就是很多有才华的文学家习惯于在现实社会之外营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象牙塔，在这个艺术世界里苦心孤诣，潜心追求美的艺术，却对现实生活不闻不问。这类作家中最为典型的古代有松尾芭蕉，近现代有晚年的森鸥外及部分唯美主义作家。
以上两种倾向都导致了日本文学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脱节，虽然有一部分作家采取了欧洲传统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体裁，但或是因为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的完美塑造而被看做是通俗文学，或是因为不适合读者口味，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其直接结果是在欧美取得极大文学成就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日本这片海岛上根本无法结出丰硕之果。当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还是在日本零星地开花结果了，如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原爆文学等都采取了这一创作形式，但上述文学在日本文学评论家看来都不在纯文学的范畴之内，全被归入大众文学之中。正因为如此，身为女性作家，大胆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并把创作题材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有吉佐和子、曾野绫子等人在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其勇气与才气值得称颂。
曾野绫子和有吉佐和子不囿于固有的日本女性文学的创作题材、创作手法的制约，一扫女性创作“私小说”倾向严重的阴霾，取材于历史或是现代的社会生活，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笔触，敏锐的观察去挑战一直被男性作家垄断的社会题材，文脉清晰、语言流畅，给女流文学的创作风格带来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有吉佐和子的社会问题小说主题深刻，题材涉及面大，用小说的体裁尝试反映纪实性内容，引起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她的社会问题小说，例如《恍惚的人》等反映老龄化社会现状的小说的发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处理同类题材的男性作家的作品。
战后成长起来的仓桥由美子在创作手法上大胆创新，其作品在整个文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她打破了女性文学惯用的“私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女性的思维方式、女性的感受性出发，尝试新的反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由于她没有受到日本传统文学理念的制约与束缚，在创作风格上进行了大胆尝试，这一尝试直接导致日本女性文学从20世纪60年代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日本的女性文学评论家与那霸惠子在《现代女流作家论》中曾提出：随着主张男女平等的新民法的实施，战后女性地位得到了实质提高，但20世纪60年代才是“现代女性文学”的起点(55)。
仓桥由美子作为20世纪60年代“现代女性文学”的始作俑者，她所进行的大胆的摸索与尝试具有重大意义。她的出现，掀起了战后女性探索新的表现方式与创作手法的新高潮。在她之后，很多女性作家进行了大胆的创作，如河野多惠子的《狩幼儿》、《蟹》、《旋转门》，三枝和子的《恋爱小说》，森茉莉的《恋人们的森林》，金井美惠子的《爱的生活》等等。对于仓桥的出现，女性文学评论家渡边澄子有着更高的评价，她说：
虽然并非全部，但从大多数女性作品中，可以看出女性作家是从男性的视角、观点或是附和男性口味的观点出发写作的，……而写了《圣少女》等作品的仓桥可以说是以反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女性视角、女性的存在感的崭新作家，她的出现给女性文学带来了很大的转机。(56)
可是与同年出生、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大江健三郎相比，仓桥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虽然他们都是学的法国文学，都深受萨特与加缪的影响，最初的文学创作都呈现出异类色彩，可是仓桥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作品中渐失了当初的锐气，当然这并不能抹杀她在日本文坛上掀起新的女性文学创作高潮的功劳。
上述女性作家在创作风格及主题上均有突破，但若论及语言上的突破就一定要提及以写《色拉纪念日》（1987）这一现代和歌集风靡日本的俵万智（1962）和以《厨房》一文征服年轻读者的吉本芭娜娜。她们两人最大的写作特色就是把日常生活中活泼而生活化的语言搬进了文学领域。
在西方，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女性主义者开始对语言产生质疑，认为语言也深深烙有性别歧视的痕迹，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构西方哲学和文学的话语，认为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女性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面对带有性别的语言，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倡女性写作。西克苏认为女性文体必然是一种身体写作，另一位主张“妇女写作”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则认为女性作家在接受有性别歧视的语言的同时，应该对语言进行改造，变被动为主动，游戏文本，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57)。
作为“男尊女卑”社会制度的产物，日语口语中男、女用语是有所区别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一长段对话即便未写明发话者，根据其措辞、助词、敬意的高低，读者也能轻易分辨出说话者的身份，但这种区别仅限于口语，因为书面语自古以来几乎都被男性话语所垄断，女性作家从事创作时不得不采用男性语言。如果把作家的姓名掩盖起来，读者几乎无法分辨出作家的性别来，这种性别上的分裂使女性作家在创作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女性作家的作品读起来如呓语，而有的又琐碎唠叨，情节方面漏洞百出。在当今文坛有评论家把女性写作所面临的这种困境称为“失语症”。
吉本芭娜娜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不仅在于她将家庭主题处理得轻松而贴近生活，而且还在于她在文学创作方面进行的探索。她打破了女性作家不得不用男性语言创作的枷锁，将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带入了女性创作中。高根泽纪子曾这样评价说：“由于吉本芭娜娜的出现，原封不动地引用年轻人独特语言的文章竟日渐泛滥。从语法上看，这些文章确实存在着问题……不过，在众多女性作家之中，吉本之所以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她那独特的语言或许是分不开的。”(58)
当然，与吉本一样，将日常生活的语言写进小说的女性作家还有不少，但若是分寸把握不当，就会把其变成“小女人”写作，有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满是娇声嗔语，更有一些女性作家将西克苏主张的“身体写作”误解只关注身体与性，走入了只关注物欲、竭力媚俗的路线。吉本的成功在于她将主题、语言很好地糅合在一起，虽然语言偏向口语化，但敏锐的感觉、透明而淡淡的哀伤把人引入她独特的文学世界中。
在现代日本文坛上，女性作家们争奇斗艳，不断在作品风格、主题上进行创新，并从中产生了很多文学奖项的得主，她们取得的文学成就及作品的文学价值令人瞩目。再加上女性读者的大量增加，可以说日本文学逐渐进入了一个女性写作、女性阅读的新时代。女性不仅在社会地位上与男性实现了平等，而且女性文学也将会在日本文学中占据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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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谓的“女官”是指在宫中的宫女，主要从事接待进宫来会见皇后或皇太后的贵族，处理皇后的公函，布置宫中的各种仪式等。像紫式部、清少纳岩等才女都是贵族出身，主要是在宫中给皇太后、皇后、皇帝的女儿讲解古汉诗文，或陪她们舞文弄墨等。
(2) 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3) 1912年创刊，日文汉字为《青踏》，该杂志明确提出了女性解放的主张，推动了日本女权运动的发展。
(4) 小田切秀雄：《现代文学史》（下），东京：集英社出版，1975年版，第674页。
(5) 魏大海：“九十年代初日本文学印象”，北京：《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6期，第8页。
(6)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编：《近代女流文学》，东京：有精堂出版，1983年版，第304页。
(7) 转引自魏大海：“日本现代小说中的‘自我’形态”，北京：《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57页。
(8) 筱田一士：“作家与作品——野上弥生子”，《野上弥生子集》（日本文学全集），东京：集英社，1962年版，第434页。
(9) 所谓“歌物语”是指以和歌为中心构成的短篇故事集。
(10) 冈本鹿子、林芙美子、宇野千代：《冈本鹿子、林芙美子、宇野千代集》（日本现代文学全集45），东京：筑摩书房出版，1954年版，第418页。
(1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12) 同上，第98页。
(13) 渡边澄子：《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版，第228页。
(14) “物语”在日语中的意思即是故事，物语能手也就是写故事的行家里手之意。
(15) 渡边澄子：《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版，第175页。
(16) 筱田一士：“作家与作品——野上弥生子”，《日本文学全集——野上弥生子集》，东京：集英社，1962年版，第450页。
(17) 浅野洋：“《一个女人的故事》中的一枝”，《国文学》第29卷4号，东京：学灯社，1984年版，第116页。
(18) 渡边澄子：《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版，第228页。
(19) 伊藤正雄、足立卷一：《要说日本文学史》，东京：社会思想社出版，1977年版，第245页。(www.daowen.com)
(20) 小松伸六：“鉴赏曾野绫子的《黎明》”，《国文学》第13卷第5号，东京：学灯社，1968年版，第97页。
(21) 渡边澄子：《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版，第175页。
(22) 濑户内晴美、曾野绫子：《濑户内晴美·曾野绫子集》（现代文学），东京：讲谈社，1974年版，第464页。
(23) 濑户内晴美、曾野绫子：《濑户内晴美·曾野绫子集》（现代文学），东京：讲谈社，1974年版，第367页。
(24) 同上，第371页。
(25) 龚翰雄：《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增订版），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405页。
(26) 伊藤正雄、足立卷一：《要说日本文学史》，东京：社会思想社出版，1977年版，第247页。
(27) 森川达也：“仓桥由美子”（卷末作家论），《仓桥由美子》（现代文学32），东京：讲谈社，1971年版，第414—415页。
(28) 森川达也：“仓桥由美子”（卷末作家论），《仓桥由美子》（现代文学32），东京：讲谈社，1971年版，第418页。
(29) 仓桥由美子：《蛇》，收录于《仓桥由美子》（现代文学32），东京：讲谈社，1971年版，第5页。
(30)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他的文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作有《判决》（1913）、《变形记》（1915）、《审判》（1912—1914）、《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19）、《城堡》（1922）、《饥饿艺术家》（1924）等。
(31) 转引自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4页。
(32) 转引自刘春英：“近十年日本新作家掠影”（《日与学习与研究》第3期），1990年，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出版社，第61页。
(33) 矶田光一、楠本宪吉、中村光夫等编：《新潮日本文学辞典》（增补改订版），东京：新潮社，1991年版，第276页。
(34) 为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的观点，转引自徐敏：“论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影响”，北京：《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93页。
(35) 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180页。
(36) 同上，第175页。
(37) 转引自徐敏：“论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影响”，北京：《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93页。
(38) 《野上弥生子全集》（第7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323页、第324页。
(39)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40) 张容选编：《第二性》，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41) 转引自和泉秋：“鉴赏宫本百合子的《伸子》”，《国文学》第13卷第5号，东京：学灯社，1968年版，第48页。
(42) 《开拓21世纪现代作家导读》（《国文学》第44卷第3号），1999年版，东京：学灯社，204页。
(43) 同上，205页。
(44) 徐敏：“论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北京，2001年第二期，第95页。
(45) 圆地文子：《圆地文子集》（日本文学全集58），东京：新潮社，1960年版，第284页。
(46) 圆地文子：《圆地文子集》（日本文学全集58），东京：新潮社，1960年版，第284页。
(47) 松村明编：《大辞林》，东京：三省堂，1998年版，第2440页。
(48) 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49) 仓桥由美子：《蛇》，收录于《仓桥由美子》（现代文学32），东京：讲谈社，1971年版，第40页。
(50) 平献明：“有吉佐和子 恍惚的人”《当代世界文学名著词典》http://ced.xxjy.cn/Resource/Book/Edu
(51) 张容选编：《第二性》，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52) 冈本鹿子、林芙美子、宇野千代：《冈本鹿子、林芙美子、宇野千代集》（日本现代文学全集45），东京：筑摩书房出版，1954年版，第409页。
(53) 小林秀雄：《文艺评论》，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38页。
(54) 伊藤正雄、足立卷一：《要说日本文学史》，东京：社会思想社出版，1977年版，第314页。
(55) 与那霸惠子：《现代女流作家论》，东京：审美社，1986年版，第261页。
(56) 渡边澄子：《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版，第19页。
(57) 张容选编：《第二性》，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58) 高根泽纪子：“走向开放的女性群体——日本女性作家的现状”，北京：《外国文学动态》，2000年第2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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