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作家尖锐的笔锋几乎指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此相对应的是女性作家目光所及不过是爱情与家庭生活，这一点几乎都成了文学创作的定式。平安朝时期掀起的女性文学第一次高潮大都是反映宫廷琐事或是主人公的艳遇以及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近现代女性作家关注的焦点也还是爱情与家庭。但与此同时，不满社会强加于女性的性别角色，试图在创作主题上进行突破的女性作家也大有人在。本节将女性文学的创作主题作为考察对象，大致可分成制度内的女性、家庭崩溃、韶华尽失老去的女人、孤立绝望的个人、社会问题这五部分加以阐述。

一、制度内的女性

制度内的女性即满足于日本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以贤妻良母为自身奋斗目标，遵守“三从四德”古训的日本女性。她们在家是温顺的女儿，找夫婿时是浪漫而有魅力的女性，结婚后则成为相夫教子的楷模，安于在优越舒适的家庭里当一名风度雍容的贵妇。虽然日本自古以来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但大多数日本女性并不抱怨，反而以当一名贤妻良母为荣，这是因为日本女性与中国女性在二战前所处的境遇是不一样的，“日本女性在事实上得到了比中国女性略好的照顾和对待。她们虽不得不面对‘男尊女卑’的事实，却不比中国女子更像男子的奴隶；她们也被教导着要做贤妻良母，却并没被禁锢在深宫内院；她们同样需奉贞操为德行，却远不及中国女子所面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样残酷和非人；她们在社会上确实毫无地位，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却得到一定的肯定和尊敬”⁽³⁴⁾。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女性文学有重大意义，便于我们把握日本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女性文学所关心的焦点。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赖肖尔在其《当代日本人》一书中，对古今日本妇女在家庭内外所处的地位做了精辟的分析：“日本起初可能曾是一个母系社会，这种母系制的因素一直贯串了整个历史，尽管存在着封建主义和儒家学说所造成的男子至上的重压；……现代日本的家庭，毫无疑问是以母亲，而不是以父亲为中心的；母亲支配着一切。事实上，父亲虽然是经济支柱，但在处理家务方面可能是个很不重要的角色，家庭的财务几乎由母亲独揽；……在家庭里，妻子可能是主宰一切的重要人物，但在范围更大的社会上，女人仍然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³⁵⁾另外，在对待性的态度上，“日本人没有西方那种把性关系视为有罪的观念。对他们来说，饮食男女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生活中应当有它适当的位置。男女乱交本身并不比同性恋更成为问题，因此，他们对待这类事情一向采取的是纵容的态度”⁽³⁶⁾。

在上述这种被周作人称为“活泼泼的男尊女卑”⁽³⁷⁾的社会制度及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对待性的宽容的态度下，日本女性的天性和活力并没遭到全盘的抹杀，总能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女性文学的主题并不主要围绕妇女解放展开，制度内的女性一直是女性作家视线关注的焦点。下面根据女人成长过程中角色的变换，按温顺女儿、未婚女性找夫婿、婚后相夫教子的顺序详述。

佐多稻子的《来自牛奶糖厂》里的广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在家从父”的“孝顺女儿”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个无长远打算的浪荡儿，耗尽了祖上遗留下的财产后，心血来潮举家上京，却陷入了困顿之中。这时父亲非但不自省，却只顾喝闷酒，把怨气撒在女儿身上。于是父亲的一句话，勤奋好学的广子就被迫辍学去条件恶劣、报酬微薄的奶糖工厂去当童工。可是，每天的收入减去来回路费几乎所剩无几，父亲以此来讥讽女儿的无能，广子更是为自己没能给家庭增加收入而心感愧疚。这篇短篇小说是根据作者自身经历写成，由于文章充满了纯情与活力，同时也对资产阶级压榨贫民的现状有所揭露，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作者的创作并未对当时社会强加于女性的性别分工加以批判，反而深受影响，以男性的世界观来描述女性，把女性描述成可爱、清纯、听话、老实、温柔并具有献身精神的、男性依附者的形象，不难想象文中的广子长大成人，为人妻之后也一定会是一位严守妇道的贤妻良母。由此可见，当时从事进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女性作家都难跳出传统道德规范对女性的约束，其他女性作家争取妇女解放的抗争就更无从谈起了。

女儿长大后，面临的一大课题就是恋爱、结婚，这种传统的找夫婿的主题在所有的国家的女性文学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在日本描写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找夫婿”主题的佳作，主要有野上弥生子的《真知子》与宫本百合子的《伸子》。

真知子才貌俱佳，她已经辞世的父亲曾当过高官，没有遗产的她与母亲过着俭朴的生活。亲戚曾给她介绍过不少对象，但在渴望过上幸福生活，希望对生活有深刻认识的真知子看来都是平庸之辈。母亲时刻把婚事挂在嘴上，令她烦不胜烦，而在大学旁听时，认识了一位没落地主的妹妹米子，与米子的交往让她对社会与阶级有了新的理解，她越来越憎恶与厌倦自己周围亲戚的资产阶级庸俗之气，认识到只有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才能迎来重大转折。她以拒绝财阀少年河井的求婚来证实自己摆脱了原有的阶级，并爱上了一位姓关的革命家，决定以身相许。可是这时，她却从米子那儿听到，米子已与关（三郎）结婚，并怀上了关的孩子。真知子气愤地向关三郎表示抗议并取消婚约时，却听到了这样的答复：“你说你喜欢我，并想以我为踏板脱离资产阶级生活圈，我也喜欢你，并想帮助你实现这个飞跃，仅此而已”。“……在需要我们抹杀个人，以工作为中心的现实生活中，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单纯的、个人化的恋爱的。”⁽³⁸⁾身为革命家的关三郎在恋爱方面却依旧持男性的利己主义思想，打碎了真知子一切为了恋爱的爱情至上的幻想。而这时财阀之子河井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放弃了财团的不动产，把公司的经营改为职工共同管理，并对真知子与关之间的恋情表示理解。经历了感情上挫折的真知子重新认识了河井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诚挚与忠实，结果真知子不仅没有脱离自己的阶级，还准备和资产阶级财阀之子河井结婚。

真知子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憧憬的年轻女性，但她把自身的成长与幸福寄托在恋爱的忠诚上，也说明其自身成长的局限性及未能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思维定式，这是把河井描写成一个开明的资本家也无法弥补的缺憾。可见真知子虽然以一个对资产阶级持批判态度的新女性出现，但由于她把所有的赌注压在恋爱上，说明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还是建立在男性的基础上的。

在找夫婿这一主题上有所突破的作品当属宫本百合子最初的代表作《伸子》，曾被小田切秀雄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经典”⁽³⁹⁾。小说描述了一位通过婚姻认识失败的爱情而独立成长的女性，当她意识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是一段失败的婚姻时，就毅然走出这个樊笼。伸子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建筑工程师，是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一位精力充沛、情感丰富，年轻时曾梦想当作家的中年女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伸子浑身洋溢着朝气，有着旺盛的求知欲。由于她母亲期待着在伸子身上实现自己当年未遂的心愿，伸子早熟的写作才能不但没有受到压抑，反而得到了鼓励与支持。伸子在这种自由而充满了关爱的环境中成长，一方面对家庭有着强烈的依恋，但同时对中产阶级自我满足、追求虚荣的风气也产生了不满之情，对父母束缚自己个人思想的行为产生了反抗情绪。

当父亲因工作需要来到美国时，伸子随父一同出行，并单独一人留在美国深造。这期间她认识了佃一郎，他比伸子年长10岁，在美国苦读15年也未能功成名就。没有地位与财富、并因此而苦恼的穷酸学生佃一郎显然与伸子不是同一阶层的人，但伸子却深深被其吸引，不顾家人、亲戚的强烈反对，与佃一郎结合了。她的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对佃一郎的爱，不如说是对父母所处的中产阶级所持的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追求虚荣的作风的强烈反抗。同时她与佃的婚约是以不妨碍自己的写作、不生儿育女为前提的。婚后的伸子依然热情地面对生活与写作，佃却一如既往的无精打采、毫无长进，伸子渐渐意识到佃一郎并不是那种值得她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男人，他顽固地守着自己的阵地，并不打算改变自己，而伸子更不愿意自己的才华与激情在死水一潭的婚姻生活中萎缩、湮没，于是她准备对四年浑浑噩噩的婚姻生活做一个总清算，与性情相投的女友吉见素子共同生活，踏上追求女性自由的道路。故事到此戛然而止。

伸子期待着男女双方能在婚姻生活中通过精神交流获得自我充实，并借此共同成长，当意识到这种期待已经破灭，婚姻生活已成了妨碍个人全面发展的绊脚石时，就义无反顾地走出婚姻的泥潭。可见《伸子》已经开始突破制度内的女性这一主题，在战前写出这样的作品具有前瞻性，为什么这么说呢？被法国总统誉为“法国和全世界杰出的女性作家”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曾在被视为女权主义“圣经”的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这一著名命题，认为男人和女人都应当承认对方是主体，而自己相对于对方又是他人，从而在内容和实质上确立女性的主体。⁽⁴⁰⁾可以说，宫本在战前写就的《伸子》与波伏瓦的有关妇女主体性的论述不谋而合，通过一位知识女性的婚姻历程描述了日本女性对自我的追求。但《伸子》成书于二战前，那时日本大多数女性的主体意识还不高，由于宫本身为无产阶级文学家，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她先于时代捕捉到妇女追求自我发展、解放这一倾向，并把它以通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战后，宫本曾激动地写下：“四分之一世纪前写就的《伸子》在当今受到了广泛读者的瞩目，这说明了什么呢？……最近两三年，读者们才把《伸子》作为自己所经历的人生以及生活的真实写照来读。当意识到这一重大变化时，作为作者的我难以抑制感动之情。”⁽⁴¹⁾

找到夫婿后进入家庭生活的女性大多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出现，这在女性作家的笔下都得到体现，如山崎丰子《花暖帘》中吃苦耐劳、勤奋创业的妇女形象；野上弥生子《新的生命》（1912）、《已经五岁的儿子》（1914）、《母亲的通信》（1919）等纪录爱儿成长过程，表现伟大母爱的作品，本文对这类主题的表达不再展开论述。

二、处于家庭崩溃边缘的女性

大庭美奈子的短篇小说《三只蟹》（1968）描述了一个处在崩溃边缘的家庭。大庭美奈子出生在东京，由于父亲是海军军医，读书期间曾辗转各地，在广岛迎来了停战。她在大学期间就尝试各种文学写作，婚后由于丈夫的工作需要，在美国生活了11年，并到各处旅行，她的很多作品都是以美国为时代背景展开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幽灵们的复活节》（1970）、《帽子》（1971）等。她的成名作《三只蟹》则同时获得了《群像》杂志新人奖和芥川奖。

《三只蟹》的主人公是一位旅居美国的日本女性。她与丈夫、女儿生活在一起，并时时与四对美国夫妇聚会，过着外人看上去很幸福的生活。但实际上不论是夫妇之间，还是朋友之间甚至连情人之间都看不出有什么心灵的交流，聚会时说的也仅是一些客套话，而且他们各自都与其他异性保持暧昧的两性关系。主人公由梨就是厌倦了这种无聊的聚会，不顾丈夫的劝阻，一个人跑了出来，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阵，遇见了一个穿粉红衬衫素不相识的男人，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心灵沟通，但却一起在海边一个名叫“三只蟹”的旅店过了夜。第二天醒来之时，旅店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她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家。由梨是厌倦了冷漠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而出走的，可是无论在何处，她都无法找到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是因为人类过着看似和睦、美满的社会生活，但心灵却开始荒漠化，越是身处闹市，就越能感受到内心的孤独与不安。《三只蟹》中的这种家庭形式虽然得到维系，但夫妻、家人之间已形同路人，已没有了任何情感的纽带。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拉开了“家庭崩溃”这一主题的序曲。

由梨既是主妇又是母亲，但她与丈夫之间并无心灵上的沟通，亲子关系也是如此，唯一的女儿梨惠对她来说也仅是一个他人。朋友们聚在一起空论人生也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游戏。厌倦了这种生活的由梨一人走了出来进行性冒险，但与“粉红色衬衫”之间毫无激情的一夜情没能带给她任何新鲜感，她已成了一位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麻木女人。如果深入探讨女人走到这一步的历程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女人机械接受社会分配的角色所导致的恶果。女人在小时候被教导着要做听话的女儿，年轻时被教导要做淑女，结了婚又忙着生儿育女。可是，当儿女不再需要自己的照看，丈夫又忙于工作无暇他顾，家务事因现代文明的进步变得越来越省事之时，中年女性就会深深陷入巨大的“无”之中。大半生一直在“照章行事”，突然有一天不再有指令发来，这时的中年女性就会像迷失了方向的小鸟，有的会走向婚外情寻找刺激，有的会形成酗酒等不良习性，更有甚者会对生活失去信心。当然除了外界原因之外，中年女性“性”魅力的消失是形成上述心理危机的重要内因，这一点将在下文提及。

可见《三只蟹》反映的是主妇这一家庭主要角色的自我崩溃所导致的家庭崩溃。大庭美奈子之后关注家庭问题的女性作家有吉本芭娜娜，她进一步深化了这个主题。吉本芭娜娜是著名评论家吉本隆明的女儿，1987年以短篇小说《厨房》获得第6届《海燕》新人文学奖后，迅速走红，相继推出的作品几乎均成为排行榜的畅销书，除《厨房》外，还有《悲哀的预感》（1988）、《白河夜船》（1989）、《TUGUMI》（1989）、《马里卡的长夜/巴黎梦日记》（1994）等，一度呈现出“芭娜娜现象”⁽⁴²⁾。由于她感觉敏锐，文体偏向口语化，行文充满灵性，令家庭解体这个沉重的话题不再令人望而生畏，她的代表作《厨房》等作品主要描述的是一些奇特关系组合成的家庭。

《厨房》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场所是厨房。”⁽⁴³⁾女主人公只有在厨房中才能安然入睡，这是因为她无父无母，从小就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当相依为命的祖母去世后，“我”成了孤零零一人，正在“我”走投无路之时，一位自称与奶奶认识的大男孩闯入了“我”的生活，“我”就糊里糊涂地住进了他的家，与他及他的“母亲”三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他的“母亲”其实是他的父亲，由于向往女儿身，便身着女装充当起了“母亲”的角色，故事就在这个欢乐而奇异的家庭中展开。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已不存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了新的家庭。抛弃了血与肉为纽带的家庭在他人眼中简直就像虚拟的存在，但年轻人却认为它才是最舒适的乐园。

三、韶华尽失、老去的女人(www.daowen.com)

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之前，那些青春不再逐渐老去的女人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主题。圆地文子是较早一位描写女性对自我的“性”的认识，尤其是步入中、老年后女性生命力的复活及对“性”的强烈渴望的女性作家，在本章的女性文学风格一节中论述其唯美主义风格时也略有提及。但作为一位深受日本古典主义文学熏陶的女性作家，她着力描述的性意识并非受到西方女权运动影响而形成，是根植于日本古老的女神崇拜，“融现世性和神圣性为一体的日本性文化”⁽⁴⁴⁾。她一方面赞美这种自然的女性美，另一方面对中年女性被漠视、受压抑的性欲极尽关注。这个主题在其代表作《女人坡》（1949—1957）上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30岁的白川伦是一位办事得力，把内外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的能干女性。受担任福岛县大书记官的生性放荡的丈夫之托，为他找了一个容颜姣好的小妾须贺，自此也开始了她作为女人的悲剧。须贺很得丈夫的欢心，此后丈夫再未踏进过白川的房门，她一方面是家中有发话权的主妇，但同时也是丈夫漠视的弃妇，这种处境令她妒火中烧，却又不得不违背心愿去照顾小妾须贺的起居。她唯一得救的途径就是但愿丈夫死在自己之前，但在理智与欲望、怨恨与渴望的双重煎熬下，看似坚强的她终于病倒了，临终前她强烈要求丈夫：“千万不要举行什么葬礼，把我的尸体抬到品川边，扑通一声扔到海里去吧！”⁽⁴⁵⁾。白川并没有从妻子的遗言里读懂她内心的沉寂与愤恨，喊道：“那种混账事，不能按她说的办。这个宅子的丧事一定要办得体体面面！”⁽⁴⁶⁾

白川伦的遗言把她多年以来郁积胸中的所有愤怒、反抗都表达出来了，可以说这也是有自己独立的性意识，却最终未能跨出反抗的一步，终生都埋没在忍让与服从之中，成为牺牲品的中年女性所能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反抗吧。当然，圆地文子所生长的时代也决定了她不可能提出比这种无言、曲折的反抗更具现代性的主张来，她只是一个那些深受旧时代“贤妻良母”定位之害的女性的“性觉醒”的代言人。

年仅30岁的白川伦为什么会被归入老去的女人这一主题内？这里牵涉两个重要命题，一个即“女人没有中年”的命题，另一个则是波伏瓦提出的“沉默的阴谋”，即文学艺术很少描写老人的心境和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以老人为研究对象。

由于一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是按照男人的审美标准设置的，要么是有沉鱼落雁美色的尤物，要么就是白痴般的纯洁天使、品行端正的淑女贤妻，反之就是离经叛道、勾引男人走上邪道的荡妇、妖女。长期以来女性由于自身独特的性魅力的存在而被作为男性赏玩、赞美的对象，所以一旦女性的这种吸引异性的魅力因生理方面的衰老而消失，那就相当于无情地宣告她们已进入老年，并会因而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漠视，可见女性在成熟期的中年已经开始进入老年。

一般作品中如果出现老去的女人的话，她们会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即与性、欲望无缘的超凡脱俗的概念化的老妪。如果个别年老的女性依然有强烈的性意识与欲望时，她将被描述成外貌丑陋、肉体枯竭，到处偷窥的窥视狂，一如童话中的巫婆、魔女。

上述提及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男性眼中的老女人，女性作家笔下的中年女性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面孔。大庭美奈子对这类形象处理得十分到位，除了《三只蟹》中处于极度虚无的由梨之外，她还创作了《山中女妖的微笑》中耐人寻味的女主人公形象。山中女妖的日文汉字为“山姥”，是传说故事中住在深山老林的女妖怪。她们高个长发，嘴唇宽，目光锐利并炯炯发光⁽⁴⁷⁾。作品描绘了如山中女妖般能看透人心的女性，她从小就具备了读懂别人内心活动的能力，做姑娘时，就知道母亲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不等母亲说出来就会照其心意行事，婚后与丈夫的关系更是如此，她能完全洞察丈夫内心的需求与想法，以不伤其自尊心的形式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这样做的代价是要不断揣摩对方心理，像是一辈子为他人而活着的受虐狂。但其实在所有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她自己，她像是一位为演员量身定做了剧本的导演，所有剧情的起落尽在她的指挥之中。她看透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脆弱性及可笑的自尊心，所以她是一个以弱者形象出现的强者，将所有与自己处于相对关系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临死前她面露微笑，仿佛已看透丈夫和孩子的心思，在向他们宣布解放的喜讯。

以弱者的形象出现，转被动为主动，这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独特的反抗形式，对此赖肖尔也有很精辟的剖析：“日本女性没有更积极地去响应妇女解放运动，还有一个原因，也许就是她们认为那样做不符合她们的自我形象或‘如贵妇那样风度雍容’的风格。她们认为，她们在家庭中处于支配的地位将有助于她们在心理上比男子更强……因为日本妇女是真正的坚强的女性。”⁽⁴⁸⁾

四、孤立、绝望的个人

与上述女性作家不同的是，仓桥由美子选择的主题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人的本体进行的探索。《蛇》这一小说写的是一位大学生从午觉中醒来时发现一条大蛇正往自己喉咙口钻，当他试图往外拉时，大蛇已整个进入了他体内。对此他主张是自己吞了大蛇，但人们却认为是蛇吞下了他。吞下大蛇的他进食后依然饥肠辘辘，那是因为全被肚里的大蛇捷足先登了。自从吞下大蛇后，大腹便便的他在激进的左翼学生运动中无所适从；去从事家教活动时，由于肚内的大蛇喝下女主人端来的加了春药的酒，才使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被主妇与女仆人视为泄欲的工具；与女友亲热时，肚内的大蛇却趁机吞下了女友。由于营养不良，他日益消瘦，但肚里的大蛇却不断膨胀。最后当人们开庭审判他到底是蛇是人时，在他体内日益膨胀的大蛇，钻出他的喉咙转头一口把他吞了下去。“医生走到吞食K后腹部隆起的大蛇身边说：‘完全消化掉需要两周时间’，于是人群变得闹哄哄的，人们互相对视点头，然后像无尽感慨似的相互牵起了手。”⁽⁴⁹⁾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卡夫卡《变形记》的日本版，通过荒诞的情节，象征、隐喻的手法，表现了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无援而绝望的个人，除了这个主题之外，作者力图表现的就是曾出现在《党派》中的主题，即对党派的体制进行了哲学批评，如党内盲目的排外情绪、论资排辈的体制以及个人处在团体之中时，只知盲从，即便做了坏事，个人也不用负责任的不良作风。

她的小说有“哲学观念小说”之称，笔下的人物具有高度象征性，情节也是荒诞不经，同时心理独白与对话、叙述三者相互交错、界限不清，情节的展开没有一定的逻辑性，跳跃性强，结尾突兀。但语言却简洁、干练，对话与描述是直白式的，毫无晦涩之感，正因为如此，读者才能随着作者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驰骋，叹服作者对世俗社会所做的一针见血式的解剖。

五、社会问题

不局限于小我的世界，也不只把目光瞄准女性，只要是令她们感兴趣，或是感到有责任加以剖析的题材，都勇于挑战，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在社会主题上做出突出贡献的莫过于曾野绫子和有吉佐和子了。其中有吉佐和子的社会题材的小说涉及面更大，影响更广泛。

有吉佐和子出生于和歌山市，毕业于东京大学短期大学英文系。她在《地歌》（1956）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热爱日本传统的古典艺术，排斥美国文化侵入的老艺人的形象，并通过一系列描写艺人世界的作品表现了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持的强劲的生命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她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受到世人关注，也引发世人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等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反思，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并非由于肤色》（1964）、《恍惚的人》（1972）、《综合污染》（1975）等。其中的《并非由于肤色》是反映种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小说。因为日本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所以这一问题在日本国内并不多见，然而在多种民族群居的美国却相当突出，作者由于早年曾留学美国，并研究地过种族问题，因此处理这一题材是信手拈来，处理得十分巧妙。小说的主人公笑子是一位日本姑娘，她嫁给了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基地的黑人美军，作品通过她的视线，即一个非白种人也非黑种人的黄种人来审视种族问题，指出种族问题并非肤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差别问题。可以说这种独到的见解在有吉文学中具有相当的深度。

如果说种族问题在日本人眼中看来并非一个切身的、日常的社会问题，那么老年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则是发生在日本人身边，并愈演愈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关系到日本人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由于婴儿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医疗设施与科技技术的日益进步所带来的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不断增大，这是当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日本属于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但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尚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一现象并没有真正凸现之时，作者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发展的动向，并以小说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恍惚的人》就描写了一位失去老伴、时年84岁的老公公茂造的境遇。他原本是信用银行退休职员，长期患有疾病，同双职工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老伴逝去后又得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由于长年得不到家庭和养老院应有的关爱和照顾，最终孤独而死。小说揭示了标榜“经济大国”、“福利国家”的日本国内所潜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具有前瞻性及很高的社会价值。小说一经问世，就突破了百万册发行大关，这在日本是空前的。很多读者“不分年龄和男女都用小说中的人物来对照自己，特别是引起了中、老年人的特殊关心”⁽⁵⁰⁾。小说的题目“恍惚的人”一度成为当年的流行词语，专门用来指那些日益糊涂的老年人。同时，也促进了日本政府对老年人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老人问题、社会福祉问题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重要课题。由此可见，她的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多么大的社会反响。

而《综合污染》这一作品也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者把犀利的目光投向环境污染这一棘手的题材。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之后，作者用自己的笔杆说明环境污染已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与需求，为了追求享乐，盲目而无节制地破坏原生态的平衡，乱开采自然资源，而工厂产生的废液、废气等又被随意排放，肆意地破坏自然环境与资源，最终给人类自身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为环境遭受到严重污染，从而导致食物公害、先天性畸形儿不断出现。作者通过这一作品警告世人，人类对自然界的无限制的索取，无异于是自掘坟墓。自该小说在《朝日新闻》连载以后，迫使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并制定了有效的保护环境的对策。由此可见，有吉佐和子在作品中所显现的力量是那么巨大。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有吉佐和子所关注的上述种种社会问题已不单单是一个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今全人类或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和面临的焦点问题。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问题目前已经在发达国家日益凸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呼吁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关爱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加大社会福祉的投入等都成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另外，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亦可谓是我们人类永恒的一个话题。在治理污染方面，如果大家不齐心协力进行全球性的合作，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有吉佐和子所提出的严峻的社会问题给世人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