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辞林》中对大众文学的定义是：“大众文学注重大众的兴趣与理解力，它包括时代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风俗小说、家庭小说、幽默小说、冒险小说、少男少女小说等。”⁽¹⁾可见大众文学是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层的，所以它必须以大众传媒的普及作为必要条件。而大众文学在日本的盛行则要归功于一日元一本的“一日元书”的出版，它是20世纪20年代由各个出版社推出的一日元一本的全集式的普及读物，由于所选的书水准高、定价底，十分畅销，它的出现使文艺、出版界迎来了大众化的时期，而大众文学这一称呼得以推广开来，就是因为平凡社出版了大众文学的第一个全集——《现代大众文学全集》（1927—1932）⁽²⁾，从此大众文学便作为一个固有名词与以当时占文坛主流的“私小说”为主要形式的“纯文学”相对立而存在。

正如第5章所述，“私小说”是欧洲的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的变种，它几乎成了纯文学的主要代表。由于这样的“私小说”只关注作家个人的日常琐事，描写作家个人的人生体验，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它已无法满足普通民众对文学的需求。可见如果说大众传媒的普及、推广以及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导致大众文学兴盛的外因的话，日本国民对高层次大众文化的需求则是推进其隆盛的内因。“大众文化已经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优雅地步。那些以高级文化而闻名的国家，如法国和中国，普通人民很少有艺术情趣，在日本，高级文化似乎已被充分地吸收到大众文化中去。美的事物和文雅的礼貌都不限于少数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水平的艺术欣赏和礼节已经进入到现实社会的底层。”⁽³⁾可以说战后普通民众对大众文化的需求“催生”了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学，相继出现了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经济小说等新体裁。

虽然大众文学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但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却由来已久。一般认为，明治初期（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小说、三游亭园朝（1839—1900）等人的讲谈小说，塚原涩柿园（1848—1917）的历史小说以及菊池幽芳（1870—1947）的家庭小说均属于大众文学一类，是明治时期的大众文学作品⁽⁴⁾。尤其是时代小说⁽⁵⁾、风俗小说这些文学形式早已在民间产生，只是一直没有受到文学评论界的认可，文学评论家们不屑把它们列入“文学”之列。

同时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大众文学的概念中并不等同于通俗小说，这一点从平凡社出版的《现代大众文学全集》收录的作品也可看出端倪，其中收录了白井乔二（1889—1980）等二十一日会系作家、新讲谈系的吉川英治（1892—1962）、大佛次郎（1897—1973）等以及江户川乱步（1894—1965）等侦探作家的作品，却未收录写家庭、恋爱小说的作家如菊池宽、久米正雄、吉屋信子等人的作品。这是因为当时以家庭、恋爱为主题的小说被称为通俗小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了时代小说家写通俗小说，通俗小说家写时代小说这一互相交融的现象之后，大众小说中才涵盖了家庭、恋爱小说。

20世纪20年代起掀起的大众文学的热潮中，对提高大众文学的趣味性与文学品位做出贡献的有因鸿篇巨制《大菩萨岭》（1913—1941）而被誉为“大众文学巨峰”⁽⁶⁾的中里介山（1885—1944），以及将大众文学推向黄金时期的吉川英治、大佛次郎、直木三十五（1891—1934）等。他们的主要作品有吉川的《鸣门秘贴》（1926—1927）、《宫本武藏》（1935—1939）、《新平家物语》（1957—1959）等、大佛的《鞍马天狗》（1924—1959）、《归乡》（1948—1949）、《乞食大将》（1945）等、直木的《南国太平记》（1930）、《益满休之助》（1932）等。

在此有必要提及与素有“登龙门”之称的“纯文学”奖“芥川文学奖”，和与之平分秋色的大众文学奖项——“直木文学奖”。这两个奖项均是菊池宽为了纪念两位文坛好友芥川龙之介和直木三十五在1935年设置的，经费来自他和文艺界同仁共同经营的文学杂志《文艺春秋》的销售额⁽⁷⁾。自那之后，“直木文学奖”与“芥川文学奖”分别象征着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最高奖项，对奖励文学界新秀、促进文学事业繁荣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战后的大众文学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也包括以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1947）、舟桥圣一的《雪夫人图绘》（1948—1950）等反映官能、肉欲的风俗小说，以及以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语》为代表的时代小说，还包括女性作家反映家庭及社会题材的小说以及城山三郎、石川达三和山崎丰子等人的政治经济小说，由于女性文学批评及社会派文学评论将分别在本书第8章及第6章重点展开，而风俗小说及时代小说是自江户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学形式，所以本节主要论述上述体裁之外的大众文学，即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和原子弹文学。

正如20世纪20年代通俗小说与大众小说的概念有相交之处一般，战后的“大众文学”也经常与“中间文学”共同出现，两个概念既有相互区别之处，也有交汇融合之处。“大众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存在的，而“中间文学”是指介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文学作品。

著名文学评论家长谷川泉认为：“从1961年至1962年，中间小说兴起，引起纯文学变质论等问题的探讨。一般认为，随着新闻媒体影响的扩大，文学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读者群，于是文学中的‘宠儿’小说出现了迎合读者趣味的倾向，使纯文学逐渐发生质的改变。”⁽⁸⁾可见“中间文学”的出现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媒体的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阅读兴趣及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大众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纯文学”若是一味地追求艺术性，就会脱离社会，脱离大众，失去文学本身的意义及大量的读者群。因此，有些“纯文学”作品带上了大众性，就这样“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产生了“中间小说”这一融文学性与大众性为一体的文学形式，常常出现“纯文学”作家写“中间文学”，而“中间文学”的作家尝试写“纯文学”作品的现象。“最初的中间文学是出现在昭和10年左右，……高见顺、伊藤整、北原武夫等私小说作家甚至也写起了中间文学，这可以说是纯文学的大众化现象。”⁽⁹⁾中间小说具体指用非“私小说”形式展开的恋爱、风俗小说。二战后由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们写的恋爱、推理小说等使“中间文学”达到了的高潮，所以这时的中间小说又被称作新闻小说。其中新闻记者出身的井上靖因写了《射程》（1956）、《冰壁》（1957）等作品而被认为是“中间小说最优秀、最能写出真正故事的新人”⁽¹⁰⁾。由于“中间文学”涵括的具体内容及具体的划分标准均不够明确，我们可以把其认为是广义上的大众文学的一个分支，同时由于它涉及的家庭、恋爱体裁不是本节讨论的中心，所以对此不再展开叙述。

一、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是深受民众喜爱的小说形式，主要通过描写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再现某一时期的历史，在战前的日本就曾十分盛行，战后将历史小说提高到新的层面的有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本周五郎、华人作家陈舜臣等。尤其是井上靖、司马辽太郎两人将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得丰满而真实，距今久远的历史史实在他们的笔下被赋予了现实意义，他们从凝固的历史中浓缩出亘古不变的人类对美好事物的企盼、谋求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历史小说气势磅礴，场面宏阔，给读者以美的感受的同时，也起到了启迪的作用。

井上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是值得浓墨重彩介绍的一位多才、多产的作家，幼年独特的经历、天生的诗人气质、长期的记者生活以及以做学问的态度研究史实的严谨作风使这位中年才登上文坛的文学家倾倒了无数读者，取得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非凡成绩。长谷川泉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井上靖”一文中，将形成井上靖小说及人物形象的因素归纳为诗人气质、美学造诣、记者生活及周游世界等四个方面⁽¹¹⁾。井上靖不仅在历史小说方面，在诗歌及反映现实的现代题材的小说创作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井上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三代为医的医学世家里。由于身为军医的父亲得辗转各地，3、4岁时井上靖就离开父母身边，由艺妓出身、备受周围人冷眼的庶祖母抚养，祖母去世后，13岁的他又被寄养在亲戚家。由于幼时缺少母爱，使他对酷似母亲的姨母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情结。独特的身世使他的性格变得孤僻，但同时也磨炼了他对大自然的敏锐感觉，而幼时在穷乡僻壤的生活经历令他产生了深深的劣等意识。这些经历促使他在青年时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就读期间就在杂志《火焰》上发表了最早的诗作《初春的感伤》（1935）。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每日新闻》社，曾一度应征入伍，但4个月后就因病而退役，转入《大阪每日新闻》学艺部工作。无论是学习期间，还是入伍期间，他对周围人热衷的事物如文艺思潮、战争等均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说自己是个“怠惰者”，他的这种“怠惰者”的虚幻精神在其文学创作中不断地得以重现。同时，15年的记者生涯不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也让他养成了积极参与、与现实作斗争的不屈个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因素分别在其发表的成名小说《斗牛》（1949）与《猎枪》（1949）中得到展现，充分“反映了井上靖文学的表与里——孤独的内心与积极的参与，两者互为作用而形成了整个井上小说的基本特色”⁽¹²⁾。之后它们就像两个交叉出现的主旋律，一直若有若无地回荡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立足文坛之后，井上靖开始探索起中间小说的创作形式，在报纸上相继连载了《射程》、《冰壁》、《夜声》（1968）等堪称中间小说代表作的作品，使中间小说在战后迎来了全盛期。

在井上靖小说创作中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是其50年代之后所创作的历史小说。他的历史小说与此前的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拘泥于本国的历史。他跨越了整个时间与国界的限制，在孜孜不倦的大量阅读和翔实的考证基础上展开了历史文学的再创作。他的历史小说涉及日本、中国、俄罗斯、朝鲜，甚至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其中“艺术成就最高、作品比重最大的还得数中国历史小说，尤其是西域小说，成为井上靖文学的一根重要支柱”⁽¹³⁾。井上的西域小说不但吸引了日本读者，而且也征服了广大的中国读者。究其原因在于他的西域小说里所寄托的浪漫主义憧憬与中国人意识里对西域的理解是相一致的。井上曾坦言道：“在西域这个词中，一直就充满着未知、梦、迷、冒险等诸如此类的东西。”⁽¹⁴⁾

他的历史小说有取材于中国历史的，如描写鉴真和尚千辛万苦东渡日本的《天平之甍》（1957）、描写楼兰城历史的《异域之人》（1953）、《楼兰》（1958）、《敦煌》（1959）、《洪水》（1959）、描写成吉思汗征战生涯的《苍狼》（1959）以及《杨贵妃传》（1963—1965）等；有取材于日本古代的历史小说《风林火山》（1953—1954）、《真田军记》（1955）、《后白河院》（1964—1965）、《额田女王》（1968—1969）、《本觉坊遗文》（1981）等，还有描述忽必烈东征高丽、进攻日本的长篇小说《风涛》（1963）；有取材于俄罗斯的《俄罗斯国醉梦谭》（1968）等。

其中取材于成吉思汗征战史的《苍狼》在《文艺春秋》上连载后，在日本文坛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苍狼》是作家受《元朝秘史》中“苍狼”传说的诗的强烈震撼之后写出的一部虚构成分较多的小说。据《元朝秘史》记录，蒙古民族起源传说中认为他们的先祖是苍色的狼和白色的牝鹿杂交的产物。由此得到灵感，井上的笔下的成吉思汗自称为“苍狼”，相信“苍狼必须有敌人，没有敌人的狼不能成为狼”⁽¹⁵⁾。因此他到处征战，寻找敌人。作者通过“苍狼”揭示成吉思汗强烈征服欲的来源，并以此诠释他的戎马生涯，多少带有虚构、幻想的成分。该作品发表之后，1961年大冈升平在“《苍狼》是历史小说吗？”一文中批评井上靖没有完全忠实于史实，而是为了其“狼的原理”而部分吸取了符合自己意向的部分史实，摒弃了不合自己意向的部分内容，所以这部小说不应该被称为是历史小说。而中村光夫则给予《苍狼》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打开了历史小说的新局面。井上自己针对大冈的批评说：“大冈氏说我‘发明苍狼的原理’，这是我不愿意听的话，但如果借用这句话，正是发明苍狼的原理，我才想来写成吉思汗，才能涌起写作的冲动。”⁽¹⁶⁾

其实森鸥外早就提出了历史小说是应该“照模历史”还是“脱离历史”这个问题，它已成为历史小说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且似乎不可能得出一个令众人满意的答案。人们对此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方面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记载，应该允许作者加入一定程度的主观臆测，另一方面，读者虽然承认小说中有作者的主观成分的存在，但在阅读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把其当作史实来接受，尤其是那些没有历史基础的人，他们不具备分辨能力，所以会认为小说家写的就是历史本身，这样势必会形成一个难解的矛盾。作为一个历史大家，井上靖显然已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体现在他的创作上就是后期一些作品如根据朝鲜历史写就的《风涛》（1963）、根据日本历史写成的《后白河院》中对历史的平铺直叙代替了形象鲜明的描写，与前期的《天平之甍》、《敦煌》等小说中以史载人物为主，辅以虚构人物的创作手法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动。前期作品的代表作《敦煌》中的落魄书生赵行德完全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他与女王的悲恋以及把大量珍贵经卷藏入千佛洞的情节也是虚构的，但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巧妙地把历史上有史料可查的西夏王李元昊、敦煌太守曹贤顺、延惠等人贯穿了起来，给枯燥的史实注入了叙事诗般的浪漫气息。

井上靖从基于史实再创作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及生动的情节转向尊重史实、淡化虚构人物及虚构情节的成分，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作者失去了当年的主观创造精神，而其实是历史小说家的一种痛苦抉择。他曾这样坦言道：

写历史小说，常常痛切地感到的，就是浮现出心理描写、现实地处理对话，无例外地完全成为“像是目睹的谎言”。由此考虑，要在历史潮流中发现人，就只有象征地处理人本身。⁽¹⁷⁾

即便如此，从整体上来看，井上靖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手法是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其历史小说的特色是忠实于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用小说的想象力填补史料记载干涩、枯燥的不足，情节构思巧妙，场面宏大而不凌乱。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的主题一方面体现在对美的事物遭到毁灭时的悲哀，体现孤独的个人抗争在历史洪流的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与孤立，另一方面又刻意描写了主人公不畏艰难、身处逆境依然奋发进取的精神。这一点与前文提及的贯穿于他所有文学创作的两个主旋律是一致的。他的小说让人感到悲哀之美，却不会让人沉沦其中，作品深层次的悲壮之美更能催人奋发，他的“成功之处更在于其对这种（日本传统的）‘感物兴叹’文学精神的发展，他并没有像传统文学那样，仅仅停留在对人生短暂、兴衰无常的哀叹上，而是在感叹的同时，又充分地展现人生命之顽强、奋斗精神之伟大，使读者在悲哀的主旋律中感受到悲壮之美”⁽¹⁸⁾。就是这种独特的审美取向，使得他的历史小说在叙事中溶入了诗情，情节的展开犹如逐渐摊开的瑰丽画卷，令人沉浸在诗情画意中流连忘返，也正如评论家河盛好藏（1902—1999）所说“井上靖的诗是他的小说的酵母，井上靖的小说是他的诗的释义”。⁽¹⁹⁾可以说这句评说是对井上文学最恰当的一个注脚。

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从小就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由于钦慕中国《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便于1956年发表其处女作《波斯的魔术师》时首次使用了司马辽太郎这一笔名。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表了大量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小说，成为历史小说巨匠。其主要有描写日本战国时代的长篇小说《窃国故事》（1966）、《城塞》（1969）、《丰臣家的人们》（1973）等，反映幕府末期的作品《燃烧吧，剑！》（1962—1964）、《龙马奔走》（1962—1966）以及取材于明治时期的作品如描写乃木希典的《殉死》（1967），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为背景的《坂上的云》（1972），描写西乡隆盛的《如飞如翔》（1975—1976）等。20世纪70年代之后，他还发表过有关中国的历史小说如描写汉楚之争的《汉风楚雨》（1971）、描写空海的《空海的风景》（1975）、描写项羽、刘邦的《项羽与刘邦》（1980）等。

与井上靖在诗歌、历史小说、现实小说等不同领域大显身手相比，司马辽太郎可以说是一个潜心于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而且在时间及空间的跨度上显然都有异于井上靖。他着力描写日本本国的历史，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战国时代、幕府末期及明治维新时期这些战事频繁、社会处于重大震荡的历史性时刻，并以处在变革期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描绘他们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的行动与命运。此外，司马辽太郎偶尔也写一些反映忍者等拥有特异功能的人物的命运的作品如《果心居士的幻术》（1960）等。这类小说着重塑造了幻术师、忍者等有魔力的人物形象，虽然在某些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民众追求刺激的心理，但其文学价值远不如前者，而且从作品的数量来说也不能同前者相提并论，基本上是作者在构思鸿篇巨章时利用间隙而写下的小文。

对于自己的创作手法，司马辽太郎本人有如下清晰的表述。他说：

我喜欢这种视点的物理性高度。也就是观察一个人时，我是登着台阶走到屋顶上，从上往下俯瞰的。这与在同一个平面上观察该人相比有着不同的妙处。说得郑重其事些就是：我认为观察完结的人生是非常有趣的。⁽²⁰⁾

由此可见，司马辽太郎撰写历史小说时注重的是“鸟瞰完结了的人生”⁽²¹⁾。“完结了的人生”就是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的历史人物的人生，也即“盖棺定论”，是指对一段历史、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公正的评价一定是在事后、死后产生的。又因为采用的是“鸟瞰”，也就是把人物摆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关系来描写，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把握并不停于事物表象，而是挖掘其成因，及其在时间长河中产生的影响。显然司马辽太郎这种“鸟瞰完结了的人生”的创作理念与他年轻时立志要成为“命运的观察者”⁽²²⁾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

他的鸿篇巨著《龙马奔走》（全5卷本）是通过主人公坂本龙马叙述了明治维新运动从酝酿到成功的全部过程。龙马原是封建社会末期土佐藩的一名下级武士，为了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他脱离了自己所属的藩，学习航海术，组织海运队，并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由一名维新志士成长为一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由于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其原形，无形之中增加了文学处理的难度，但他却能处理得游刃有余。也正如日本现代评论家山崎正和（1934—　）所评论的那样：

（这些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豪杰们到了作者（司马辽太郎）的手中，就不再是有着超人魔力的怪物了。他们虽然各自有着特别的才能与资质，但他们出现在舞台上时，他们的表情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也是我们立刻能听懂的。当然，虽然如此，司马的作品与那些低俗的破坏偶像的倾向及曾流行一时的浅薄的“逆史观”是无缘的。⁽²³⁾

可见，他在进行历史小说的创作时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融入了巧妙的构思与艺术的加工，使这些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却又不悖于史实，使艺术的再加工与史料的翔实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总之，上述这两位代表作家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可以说各有千秋。他们运用巧妙的艺术手法，不仅把握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更主要的是传播了一种不同背景、时代、地域的历史文化。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日本国内十分畅销，而且在国外也有用大量的读者群，特别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二、推理小说

日本战后的推理小说曾风靡一时，它的前身是战前的侦探小说。由于战后实行文字改革，大量压缩了汉字使用量，“侦”字被排在当用汉字之外，所以开始起用“推理小说”这一名称⁽²⁴⁾。推理小说结构紧凑有序、内容扣人心弦，具有较强的刺激性与趣味性，是通俗读物中受人欢迎的一种文体。

日本最早的侦探小说出现在江户时代，它们深受中国公案小说的影响，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较强的模仿痕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接受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出现了很多翻译作品，本土的侦探小说家也开始模仿其样式尝试创作。1923年，自江户川乱步⁽²⁵⁾发表《两分铜币》之后才使日本侦探小说真正取得文坛地位。其后侦探小说又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风格的派别，一是以江户川乱步为创始人的注重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展开情节的“本格派”；一是以横沟正史⁽²⁶⁾为创始人的以描写离奇怪诞、惊险、恐怖内容为主的“变格派”。但是战前的侦探小说大多以情节的曲折及趣味性取胜，不注重人物的塑造及主题的深入挖掘，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一现象在松本清张等“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出现之后大大得到了改善。他们一改上述的俗套，不再为破案而写推理小说，而是把重点放在犯罪的动机上，深掘犯罪的根源，暴露社会重重矛盾。他们善于以官场内部重大事件为突破口，运用推理小说的形式，揭露社会的弊端以及金钱对人性及社会关系的强力腐蚀，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出现使推理小说成为战后大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松本清张的代表作《点与线》（1957）更是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拥有世界各地的侦探小说迷。他与森村诚一及后起的赤川次郎等推理小说家共同掀起的推理小说热潮使日本的推理小说走出了国门，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读者。

松本清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与井上靖一样，虽然是纯文学奖项“芥川文学奖”的获得者，却走的是一条大众文学的创作道路。他在1952年以短篇小说《某人的〈小仓日记〉传》获得这一殊荣，小说描写了一个身处逆境的小人物的奋斗史。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西乡钞票》（1950）等历史小说。当然令他蜚声文坛的是1955年之后从事的推理小说的写作。其主要作品有《埋伏》（1955）、《点与线》、《隔墙有眼》（1957）、《零的焦点》（1960）、《砂器》（1960）以及由12篇系列报告文学组成的《日本的黑雾》（1960）等。

松本清张由于家境贫寒，勉强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就开始赚钱贴补家计，做过很多杂役、小工，饱受了人生的辛酸与煎熬。30岁左右才在《朝日新闻》九州分社的广告部找到一份较为稳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日本是个重视学历的社会，无论多么有才华，他所受到的教育决定了其不可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若不是创作才能令他脱颖而出，或许松本清张只能像普通的公司职员一样，度过平淡的一生。(www.daowen.com)

这样的人生磨砺并没有让松本清张彻底消沉，却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领悟。于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多为地位卑微的小职员或是自强不息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与他的经历是不无关系的。他的获奖作品《某人的〈小仓日记〉传》并非推理小说，但坂口安吾对其的获奖评语是：“文章相当老练，表达准确而凝练。乍一看如平板般不起眼的文章蕴藏着深厚的造型力与奔放自如的创造力，有着如追击犯人般自在的能力。”⁽²⁷⁾这一席话恰好言中了他今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

松本清张认为以前的推理小说过于轻视犯罪动机，有着很多非现实的情节设定，他更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犯罪动机。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罪犯并不是性格扭曲的怪人，而往往是很不起眼的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侦探小说从设满机关的‘悬念小屋’摆脱出来，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²⁸⁾。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摆脱了过去侦探小说惯用的个人恩怨、桃色纠纷、谋财害命等引发命案的老套路，敢于揭示上层官僚政客、大资本家为了政治阴谋而杀人灭口，或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无辜的丑恶面貌，同时注重刻画人物性格，描写人物走向犯罪时复杂而细腻的心理活动，更深、更广地反映了社会众相，不愧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先驱。

长篇小说《零的焦点》和报告文学集《日本的黑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揭露美军占领日本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在《零的焦点》中，室田夫人佐知子为生计所迫，曾在战后美军占领时期沦为接待美国兵的妓女，并因此认识当年负责社会风纪的警官鹈原。之后她凭着自己的精干与美貌，嫁给一个老板，跻身于上流社会，成为上流社会引领风骚的人物。这时重遇已成为普通公司职员的鹈原，使她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心中永远无法摆脱的黑色梦魇。她让丈夫以优厚的条件与鹈原的公司做贸易，通过暗地施恩以堵住鹈原的嘴，鹈原为当年的妓女过上了体面的日子而感到欣慰，也把这个秘密一直埋于心中，守口如瓶。即便如此，佐知子还是时时感到威胁，终于伺机将鹈原杀害，同时为了掩盖罪迹，将发现案件线索的三人悉数杀死。最后事情败露，她驾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佐知子本是美军占领日本时的受害者，为了掩盖这段饱经耻辱的过去，她从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连杀四位无辜者的穷凶极恶的罪犯。作者通过这个女人的悲剧的描写，揭露了美军在占领时期给日本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点与线》则通过一桩伪造的“情死”案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阴险、狠毒以及日本官僚社会中贪赃枉法的丑恶内幕。佐山这个副科长的上司与某公司负责人互相串通、贪污受贿，事发后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他们设下陷阱，通过奸商夫妇之手分别毒死了知情人佐山和餐厅女侍阿时，并把这两个本没有爱情关系的青年男女的尸体摆放在一起，制造情死的假象，以迷惑警方视线。当警方通过艰难的侦破工作，找到证据，准备逮捕奸商夫妇时，他们却双双服毒自杀。由于知情人一一死去，案件的侦破无法进行。真正的凶手与幕后操纵者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惩办，在上司的庇护下还加官晋爵。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内幕进行了无情揭露，使读者在享受逻辑推理的乐趣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有了深入的认识。

可以说松本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他坚持文学就是暴露这一信条，不断真实地再现了日本社会的诸种矛盾现象，多层次、多视角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腐败与腐朽。除了上述题材的作品之外，他还创作了反映教育界昏暗、伪善的作品《落差》（1962），涉及国内和国际企业界贪赃枉法、尔虞我诈的作品《沉没谷》（1965）、《空城》（1978），表现文艺界肮脏竞争的作品《大路》（1979）等，鞭挞司法界虚伪的《雾之旗》（1980）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这些作品都是认识日本真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水上勉也是一位多才的大众文学家。1919年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9岁时被送入京都相国寺当和尚，19岁逃出寺院，之后从事过送报、卖药等多种职业，这种底层的生活经历奠定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基础。他于1959年完成了《雾与影》。自1960年以后，他的写作风格开始转向风俗小说、“私小说”。翌年，他根据自己少年时代的僧侣生活创作的《雁寺》（1961）是介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作品，获得了当年的“直木文学奖”。其后，他接着又写了续篇《雁村》（1961）、《雁森》（1961）、《雁死》（1961），成为四部曲作品，出版了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五号街夕雾楼》（1962），以及暗示人类前世、宿命等抒情风格的文学作品如《越后筒石智齿》（1962）、《越前竹偶》（1963），期间完成了代表其创作高峰的优秀作品《饥饿海峡》（1962）。从此，他作为社会派推理小说家而备受文坛的关注。

《饥饿海峡》再现了日本战后混乱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下层民众受到的屈辱和压榨，谴责了侵略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与精神上的创伤。女主人公杉户八重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姑娘，为了养家糊口、偿还债务而被迫沦落为妓女。尽管如此，在那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她依然保持着一种善良、纯真的美好天性。男主人公樽见京一郎本是一个善良老实之人，却为生活所迫犯下盗窃罪，也曾坐过牢。两人在地藏菩萨庙初次相遇时，八重拿出饭团给樽见充饥，第二次相逢时，两个天涯沦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樽见把抢来的不义之财送一部分给八重，帮助她跳出苦海。八重对此感激不尽，千方百计庇护他逃脱警察的追捕。

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三次相逢把故事推向了高潮。樽见由于和同伙抢了一笔巨款，一跃成为暴发户，八重的到来让他惊恐万分，怕到手的财物化为乌有，于是产生了杀人动机。八重沉浸在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日夜思念的恩人相聚的幸福之中，却不知灾难从天而降，她惨死在自己所爱的人的怀里。这个悲惨的结局令人对八重的遭遇产生同情，对樽见的突变感到气愤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深思。这就是水上勉推理小说的特色，他启迪读者从社会制度方面着手考虑产生犯罪的实质性根源，在思想深度上比其他推理小说家更进了一层，正如日本文学评论家所说：“松本清张的出现使推理小说带上了社会性，而水上勉则试图在此之上加上思想性，是一个难得的作家。”⁽²⁹⁾

著名文学评论家荒正人曾指出：“从这个作者（水上勉）的素质来看，比起社会性的题材来，他更适于把握人类本质性问题。”⁽³⁰⁾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水上勉此之后写成的小说，虽然有的带有推理小说的特征，但纯文学的倾向越发明显，例如他的《雁寺》就是根据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写成，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和僧侣生活的腐败。

森村诚一继承了松本清张、水上勉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把“本格派”注重逻辑推理的传统与“社会派”独特的批判现实主义加以融合并发展，不仅暴露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创造了“本格社会派”推理小说，亦称“新社会派”。这一派的主要作家还有以发表《山鹰》（1969）而荣获全日本读物新人奖、以《追捕》（1975）而再次声名鹊起的西村寿行、以发表《蒸发》（1972）而获得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夏树静子等人。

森村于1969年发表小说《高楼的死角》获“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写了《虚构的舵线》（1970）、《腐蚀的结构》（1972）以及《人性的证明》（1978年）、《青春的证明》（1978）和《野性的证明》（1978）“证明”三部曲。

《人性的证明》中的主人公八杉恭子与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中的女主人公佐知子一样，在美军占领期间受尽了欺辱与蹂躏。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她进入上层社会，成了有名的服装设计师，当她的私生子乔尼从美国赶来日本圆母子团聚之梦时，她却为了保住自己的荣誉和地位，为了掩盖过去屈辱的经历，举刀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腐蚀下，主人公已成为一位失去正常人性，为了地位、荣誉而存活的人性扭曲的母亲。

总之，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推理小说作为大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了划时代的飞跃。它不再一味追求设悬念、重破案，不再以离奇、怪诞的内容吸引读者，而是描写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常之事，细微刻画一个普通人一步步走向犯罪时痛苦的心灵挣扎，注重从社会制度、社会现实中发掘犯罪动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语言朴实无华，人物形象丰满，融趣味性与文学性为一体，提高了推理小说的艺术水准，甚至在周边国家也掀起了日本推理小说热。

三、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常被称为“SF小说”。SF是英语Science fiction（科幻小说）的简称。科幻小说是以科学知识、理论为依据，对未来社会进行大胆想象而虚构成的小说。在日本深受欢迎的科幻小说作家有小松左京、星新一、半村良、筒井康隆等人。由于他们的作品有一定科学性，还有丰富的幻想性，很受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的喜爱。一般而言，科幻小说的读者群多为青少年，但近年，成人对此也产生了兴趣，星新一的微型科幻小说译成中文后，拥有很多中国的读者，而小松左京于1973年发表的长篇科幻小说《日本沉没》一度风靡日本，成了人们日常谈论的焦点话题。

二战结束时小松左京是一名中学三年级学生，正是求知欲旺盛之时。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知识与科学信息，为今后的科幻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科幻小说不是单纯的空想小说，而是以正确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人类成功登月以及为太空船登上火星等新科技的产生，都是先从科幻作家的描绘开始，后经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之手，变成了现实⁽³¹⁾。小松对人类文明的极度繁荣有着他自己的见解，认为人类应该重新认识这一切。他的长篇科幻小说《日本沉没》是“末日文学”的代表作，曾被搬上银幕，征服了国内外的观众与读者。日本岛原来与大陆相连，因逐渐东移而变成岛国，同时日本岛东面的太平洋底是一条很深的海沟。该书就在综合了上述地质学、地理物理学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写成。内容虽然讲述的是日本岛沉没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但因为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令读者产生强烈的真实感，引起了共鸣。

由于星新一的作品有不少被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很多中国读者对他的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对于自己与小松之间文风的差异，他有着很明确的阐述：“我的作品风格总体来说有创造自己小世界的封闭倾向，但他（小松）的作品则是开放的，有打破周围一切框架，向外无限延伸的倾向。”⁽³²⁾星新一作品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以短篇或超短篇为主，因此常被译成汉语的“微型小说”。在日本，这种小说的前身就是“掌中小说”，日本文学中虽有这种文学创作形式，但在此之前没有一位作家将其固定为自己的创作模式，只不过把它作为消遣偶尔为之，如川端康成就曾写过《掌中小说百篇》，是星新一使微型小说登上了大雅之堂。

这种超短篇小说有三个创作原则，即新鲜的创意、完整的情节与意外的结局。在超短小说的三元素之上，星新一还为自己的微型小说制定了三个原则，即：“不写性行为及杀人场面；不写时事风俗；不使用前卫的手法，因为科幻小说的内容有跳跃性，若使用前卫手法，会令人不明所以。”⁽³³⁾他自己定的这三原则，看似又给自己加了三个条框，其实是提高了作品的普遍性。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叫N氏或是F氏，这样从姓名上看不出主人公的国籍与性别，再加上不描写时事及当地风俗，也让人无法猜测故事发生的国度，这样可以任由读者自己想象，甚至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故事的主人公。这可能是星新一微型小说获得其他国家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星新一把微型小说的魅力发展到极致，不仅行文简洁、紧凑，构思奇特、有趣，内容的涉及面也相当广，有推理侦破的，也有讽喻现代文明的，还有展望未来，甚至还有黑色幽默。当今大众文学中不乏以床帏噱头刺激读者阅读欲望的作品，但星新一却不受这股媚俗之风影响，始终保持着清新、朴实的文风。除了微型小说，星新一还写了《祖父·小金井良精记》（1974）等传记文学，是一位有丰富创造力及扎实的文字功底的小说家。

此外，筒井康龙是当代不容忽视的一位十分活跃的科幻小说家。他的作品充满了讽刺、幽默、梦幻、超虚构、试验性、漫画般的特点。其主要代表作有《48亿的妄想》（1965）、《越南观光公社》（1967）、《非洲的炸弹》（1968）、《母子像》（1970）、《家族八景》（1972）、《俄狄浦斯的恋人》（1977）、《虚人们》（1981）、《构思的技术》（1983）、《虚航船队》（1985）、《梦的木坂分歧点》（1987）、《惊愕的旷野》（1988）、《向着峡谷下降》（1989）、《红辣椒》（1993）等，共先后获得“泉镜花奖”（1981）、“谷崎润一郎奖”（1987）、“川端康成奖”（1989）、“日本SF大奖”（1992）以及“艺术文化勋章”（1997）等。可见，他是一个多产、并具有突出贡献、深受大家喜爱的作家。

四、原子弹文学

大众文学中另一种创作流派是原子弹文学。原子弹文学主要是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描述美军于1945年8月6日与9日分别在广岛与长崎投放的原子弹给日本普通民众带来的身体与心灵上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由于在当今世界反对霸权、反对核战争这一运动依然持续，因此原子弹文学也就有其存在及传播的现实意义。

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理应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惩罚，但使用原子弹这一有巨大杀伤力及致伤力的新式武器去残杀无辜的平民，其正当性不禁令人生疑。

原子弹文学的作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日本若是不发起战争，也不会遭到原子弹的袭击，他们的原子弹文学就立足于此，所以它与战后派文学有共通之处，其主题都是控诉战争的野蛮，揭露军国主义的残暴，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强烈呼唤人道主义。不过，原子弹文学都取材于日本受原子弹袭击这一历史事件，描写自己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原子病”患者受尽折磨的惨状，或是根据受害者的回忆来整理而成，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不起眼的“小人物”。

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原民喜的《夏天的花》（1947）、大田洋子《半死的人》（1954）、井上光晴的《地群》（1965）、井伏鳟二的《黑雨》（1965）、林京子的《送葬场》（1975）等。原子弹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翔实记录了爆炸当时的惨状以及受到核能污染的人们在死神的威胁下一个个死去的凄惨经历，为了逼真地再现这一历史悲剧，有些作品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井伏鳟二的《黑雨》作为原子弹文学中的佳作，除了忠实记录之外，还加入了一些反映人与人之间美丽而悲哀的温情片段，更加衬托出战争的无情以及人们对和平的祈望。

井伏鳟二为了写《黑雨》采访了五十多个受原子弹袭击的人，根据他们的叙述与资料创作而成。小说以闲间重松的“被爆日记”为主，辅以其侄女矢须子的日记、妻子的日记等翔实记录原子弹爆炸之时及时隔20年之后对人们身心造成的打击。该小说原名为《侄女的婚事》，写了闲间重松因为人们私下谈论他侄女矢须子患有原子病，无人登门求婚而发愁，热心的闲间夫妇为了证明矢须子没有遭到袭击，就整理自己被炸前后的日记，谁知当他把日记整理完毕，准备公之于世时，矢须子的病终于发作了。原来，原子弹爆炸时她虽然不在场，但也间接地受到核污染而发病。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日本的“原子弹文学”还是“战后派文学”尽管在其内容上具有“反法西斯”、“反战”倾向，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法西斯文学”或“反战文学”。所谓真正的“反法西斯文学”或“反战文学”应该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一种文学现象的概括，而不是超时空的东西⁽³⁴⁾。作家应该在战争中写作和发表“反对”和“反战”的现实对象——法西斯和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发动的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不仅给亚洲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本国人民也带来了致命打击。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世界恢复了太平，但是核武器的发展并没有随之销声匿迹，反而越演越烈。当今世界依然存在核战争的威胁，作为唯一受到原子弹爆炸的国家的国民，日本一批有良知的作家勇敢地站出来，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世人记住血的历史教训，呼吁世界和平，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以说原子弹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已经留在日本文学的史册上，犹如长鸣的警钟不绝于耳。

一种文学形式只有与恰如其分的文学评论相结合才能走向成熟，结出硕果。大众文学之所以在高度经济增长期迎来了它的隆盛期，与两个以大众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一个是以文学评论家桑原武夫（1904—1988）为中心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另一个则是以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1928—　）等组成的大众文学研究会。小说家山口瞳（1926—　）曾经很形象地比喻过小说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

小说家就是患者，他爱诉说这儿疼、那儿不舒服。比如太宰治的小说就是如此。评论家则是医生，听了患者的诉说后，加以诊察，再下诊断。⁽³⁵⁾

在此之前，大众文学这个“患者”早就存在，但一直没有“医生”愿意屈尊来给它诊断，只有当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众文学本身的水准及它所影响的读者层不断扩大时，才引起了相关“医生”的注意，尾崎秀树的《大众文学史》就是对大众文学进行“诊断”的集大成者。

日本文学的商品化在战后得以迅速发展，各种周刊、杂志纷纷面市，出版商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家在创作时就必须考虑人数庞大的读者的要求。同时由于教育的普及，普通民众也有进行文化消费的需求，可是由于各种媒体的出现，读书不再是人们获得信息、丰富知识的渠道，人们趋向于将阅读作为消遣，谁也不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阅读晦涩难懂之作，转而热衷轻松有趣的读物，在这样的背景下，纯文学的读者群便越来越小，而大众文学由于迎合了人们的需要，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大众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强大起来，并成为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品，自然而然就会向两极发展，有社会责任感与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家精挑细选，用完美的形式把最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大众，但也有一些作家以媚俗媚众为能事，他们利用人们喜欢趋利避害、趋易避难、贪图享乐的普遍心理，哗众取宠，把低级、庸俗甚至是淫乱的内容炮制成文化快餐，这样导致大众文学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除了前述的历史、推理、科幻、原子弹文学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大众文学作品外，也有一些过分渲染血腥、暴力与色情的推理小说，如大薮春彦（1935—　）的《温切斯特式连发枪M70》（1961）、《肮脏的战士》（1969）、《战士的挽歌》（1981）等，还有一些青少年爱读的漫画作品也充斥着性与暴力，毒害着年青一代，这类大众小说的负面影响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