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登场的、以描写官僚政客和财界上层人物互为鬼蜮、为了政经上的阴谋而杀人灭口、揭露其犯罪根源、反映日本经济畸形发展的背后充满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的主流文学——“社会派”不仅以其真实的、缜密的故事情节、独到的艺术特色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而且更主要的是作家们能以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敏锐地关注和把握着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纷繁多变、景象万千的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生活画面，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人们不禁为这些作家们的勇气和批判精神所折服。
那么，这一时期作家们所展现的文学特质是什么呢？“社会派”文学到底又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呢？有关“社会派”推理小说家的情况将在第7章里展开论述，在此把论述的重点放在石川达三、山崎丰子、诚山三郎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上。
石川达三是一位战前、战后积极活跃在文坛的老作家。他的大量作品都发表于战后。20世纪60年代，他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力作《破碎的山河》（1964）和《金环蚀》（1966）一经问世就立刻引起社会广泛而强烈的反响，特别是《金环蚀》还多次被搬上银屏，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内外上映，使“石川达三”的名字冲出日本走向世界，可见其作品独具不寻常的魅力。
《破碎的山河》以有马胜平和香月信介两大财团围绕铺设泷山铁路而展开的明争暗斗的激烈冲突为主线。作者通过典型事例、典型人物把垄断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和政治野心家的勃勃雄心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其笔下的有马行事果断、野心极大、心狠手辣、投机心切，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利用垄断资本的权势，收购土地，建造各类服务设施，却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搞的新建设项目都是为了造福于当地百姓。而他的竞争对手香月更是诡计多端、阴险狡诈，“25年来，没有一天不处在被告地位”(4)。在常年打官司的过程中，他依仗资本雄厚，聘请高级法律顾问，常采取惯用的伎俩——拖垮被告，使对方无力支付巨额诉讼费用而不得不放弃。之后，他再利用时机，花重金收买对方的律师，使其乖乖就范。另外，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政客形象。他就是抱有勃勃野心的政治掮客、保守党国会议员牧田耕一。他为了在保守党的大选中获胜，取得有马财团的信任和财力的支持，一方面大玩政治手腕，唆使当地右翼势力等反对派不断进行抗议请愿活动，强烈反对铺设铁路，一方面又让有马落入自己事先设计的圈套，对自己言听计从，在暗中不遗余力地为有马财团效力，从此政界和财界巨头沆瀣一气、营私舞弊。他们不仅生活奢华糜烂，而且灵魂肮脏。为了达到使资本增值的商业投机和专权统治的政治投机的目的，他们不惜以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牺牲百姓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当他们在一心追逐利益、金钱的同时，也自然成了铜锈的牺牲品。山河的破碎带来了人心的破碎。作者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审时度势，及时抓住了这一生活的画面，创造出这一不朽的作品。也正如他本人在论述这部作品的写作意图时所说：“由于用资本主义方式开发国土，因而产生了种种问题。开发了的日本山河已被弄得伤痕累累。山河的伤痕累累，同时也使人心伤痕累累，人心堕落。必须拯救人心的堕落，我认为这是我们作家应该承担的任务。”(5)
接着，他又把批判的笔锋继续指向统治阶级的“金权政治”，创作出了另一部具有批判力度的长篇小说《金环蚀》。该小说以当时自由民主党派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之间围绕争夺总裁发生的“黑雾事件”为基本素材，以福龙川水库进行工程投标为主线，描写了寺田首相与其竞争对手、保守党的酒井在竞选中为了争夺总裁的宝座，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大肆挥霍金钱收买议员。寺田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手腕击败对手再度连任保守党的首相。他为了填补竞选总裁时所留下的财务亏损，暗中唆使通商产业大臣和官房长官，对主管工程投标项目的电力建设公司总裁财部施加压力，设法使其同意曾承诺给予首相5亿日元政治捐款的竹田建筑公司中标。然而，财部为了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青山组能顺利承包水库工程，违背指令加以对抗。最终，他敌不过大臣们的金钱诱惑和经济威胁，放弃了初衷。从此，竹田公司和青山组之间为了工程的投标而卷入了一场由经济冲突转向上层政治漩涡的斗争中。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那些道貌岸然、掌握生杀大权的超级政治家们在金钱的威力下一个个成了跳梁小丑，贪官污吏结为一丘之貉。执政党内部不仅派系斗争激烈，而且手段卑劣，神圣的殿堂变成了污秽肮脏的交易场所。作者向世人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高层政治家的腐朽与堕落，而且更主要的是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现金交易”关系，金钱是左右一切并让人顶礼膜拜的唯一力量。这也是该作品所要揭示的重大主题。也正如马克斯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立挣得的自由。(6)
无独有偶，几乎同日本经济高速腾飞时代同呼吸共发展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女性作家活跃在文坛上的山崎丰子（1924— ），在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华丽家族》（1973）里也突出反映了金钱吞噬着人的灵魂这一主题。
山崎丰子在没有进入职业作家生涯之前曾长期担任《每日新闻》日报的记者。长期的记者工作使她有充足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去广泛深入社会、彻底了解社会和全面地认识社会，并培养了她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在文学的创作中，她能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以大无畏的气魄、非凡的胆识、聪颖的智慧、纤细的情感、灵敏的嗅觉、丰富的形象材料、锐利的笔锋把自己在日常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融入具体事例中，从而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根源进行了层层剖析，对上流社会的腐朽、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堕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鞭挞，为当时的日本文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像《白色的巨塔》（1965）、《伪装集团》（1967）、《续·白色的巨塔》（1969）、《华丽的家族》、四卷本长篇小说《不毛地带》（1976—1978）等都是一些针砭时弊、震动读者心弦、独具深刻思想内涵的“社会派”小说。单从她的长篇代表作《华丽的家族》中便可窥见一斑。
《华丽的家族》是以银行为大舞台的。金融大资本家、阪神银行的总经理万俵大介是一个嗜财如命、野心勃勃、道貌岸然、冷酷无情、诡计多端的伪君子。他为了无限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侵吞比他实力雄厚得多的大同银行而煞费苦心，甚至骨肉相残，不惜断送长子的性命、葬送自己女儿的幸福与爱情。他依仗女儿同政界“大藏省”(7)的联姻，大玩各种手腕，设计并诱使大同银行把巨额贷款贷给经营钢铁厂的大儿子万俵铁平，一方面迫使其因企业无力还贷破产而自杀，另一方面逼迫大同银行收不回高额借贷而濒临倒闭，以此来实现“小吃大”的梦想。
在这外表看似华丽的家族内部，其实没有一点人间温情，不仅人员关系复杂，男盗女娼，而且还到处弥漫着浓重的铜臭味和腐朽味。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现实的精确描写、对典型人物的入微刻画，一方面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上层社会野心家们在虚伪掩饰下的丑恶灵魂和在辉煌掩盖下的精神空虚。他们唯利是图，道德败坏，良心丧尽，尔虞我诈。显然，作者通过自身对社会细致的观察和对人物细腻的刻画在此深刻揭示并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们灵魂具有超能量的腐蚀作用，拜金主义主宰着一切。这或许就是该作品的最大魅力吧。正如她本人所说：“我认为正是在这个血腥斗争的战场上，才能浮雕般地显现出赤裸裸的人物形象，才能捉摸到人的欲望和丑恶，才能发现人的聪颖智慧和纯洁心灵，这就是小说的妙味之所在。”(8)
因此，《华丽的家族》一经问世，立刻引起整个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它同《金环蚀》一样也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国外上映。从此，她的作品家喻户晓，她本人也被世人誉为“女石川达三”。
此外，还有一名引人注目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城山三郎。他和山崎丰子一样，几乎是在日本经济发展迅猛高涨的同时迈向文坛的。他的文学创作主题基本上都是以日本的经济发展命脉为主线，以揭露和抨击日本经济界上层社会企业家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而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欺行霸市、蝇营狗苟、钩心斗角、鱼肉百姓为主要内容，像他的代表作品、荣获“直木奖”的长篇小说《股东锦城》（1958）就是一个例证。作者通过股东帮派头目内藤锦城和他的竞争对手扇山派之间的矛盾斗争，细腻地刻画了内藤这个人物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年迈进行一系列不可告人的活动。他生性骄横，为人奸诈狡猾，工于心计，善于运筹帷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终依靠大洋银行总裁的权势和财力在股东总会上把自己的反对派彻底击溃。作者通过内藤这个人物形象将把持企业集团发展、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股东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暴露无遗，把他们那不顾廉耻、拼命聚敛财富的丑恶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可以说，股东总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中枢。它代表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界的一个缩影。因此，这一作品的登场，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勇于批判现实社会的时代作家，而且从此还被日本文坛誉为“是一名经济小说的开拓者”(9)。
接着，他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埋头创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反映经济企业家之间无情倾轧的作品，如《董事长办公室下午三点钟》、《经理室》、《董事培养计划》等长篇小说，发表了一些反映处于社会下层、遭受资本家鱼肉的小职员们生活写照的短篇小说，像《自由的七天》、《陪葬人》、《事故董事》、《四十二人》等，甚至他还以真人真事为对象发表了抨击日本国家银行财团内部以及政治界高层社会“通产省”(10)领导层内部派系斗争的作品——《小说日本银行》（1963）、《官僚们的夏天》（1975）等，他不仅把目光盯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界人士的利欲熏心，同时还以极大的同情心关注着贸易商社驻外人员颠沛流离的凄楚生活。他陆续创作发表的以商社驻美人员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输出》（1957）、《每日星期天》（1976）、《白天一个人的办公室》（1978）等，这些都是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建立对外贸易、扩大商品出口等密不可分的。因为资产阶级要扩大经济发展就必然要寻找出路。也正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1)。
根据上述石川达三、山崎丰子、城山三郎所创作的反映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其表现的主要文学特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创作态度十分严肃，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小说的真实性。
他们都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和矛盾冲突。石川达三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善于实地采访、调查，在创作中又坚持追求“灵活运用调查的艺术、实地调查报告的理论和方法”(12)。诚山三郎也同样如此。在准备要写的素材之前，他“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凡可以去的地方，都尽量争取去实地考察”(13)。就连山崎丰子在创作《华丽的家族》时也曾有意识地表示，自己要“以银行为舞台，真实地写出银行内部的卑劣奸恶，以及同银行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那些官僚的丑恶劣迹”(14)。
第二，善于对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挖掘复杂的内心活动世界。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他们在细微地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都善于深挖人物的内心活动世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为了立足于政界、经济界或金融界，为了击败各自的竞争对手，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一个一个都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伎俩来巧取豪夺。作家们通过对主要人物进行的内心剖析，更加突出了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政治家、金融家、银行家们的贪婪、刻薄、凶残、冷漠、好色、利己、卑鄙、无耻、堕落、虚伪的个性和肮脏的灵魂、空虚的精神世界。
第三，把“金权政治”、“金权经济”作为批判的靶的，批判力度强。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追逐名利的社会，是一个崇尚拜金主义的社会。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达的时代里，“金权政治”和“金权经济”左右着上层领域。由于作家们能长期深入观察并研究社会，使他们比普通人更能清楚地透视到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更具有批判精神。他们能抓住金权统治的核心点，强有力地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恶浊鄙俗的社会。在他们创作的作品里，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几乎都让读者不仅仅目睹了“金权政治”和“金权经济”使资产阶级的高层政治家、资本家异化成了心理变态、道德沦丧、冷酷无情的畸形人物，而且还看到了一幅幅暴露资本主义社会人欲横流、弱肉强食、腐化不堪的生活画卷。
第四，巧妙地将人情、骨肉之情、男女恋情交织在各种矛盾的冲突里。
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追逐金钱的世界，所以“在资产阶级那里，几乎每一桩婚姻都是一次交易，每一次外遇都是一笔买卖”(15)。有马胜平不准许次子秋彦去爱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女演员；为了扩大家庭影响和财力，他让两个女儿嫁给豪门望族，并让两个女婿全都入赘，成为有马家族的得力成员（《破碎的山河》）；万俵大介为了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挤垮对手，找到一个政治靠山，竟将女儿嫁给一个无赖政治家，同政治联姻，与政治结成裙带关系；为了实现所谓的“小吃大”而不惜诱逼长子破产自杀（《华丽的家族》）；身为大股东的锦城自小尝尽人间弱肉强食的辛酸，为了翻身而发家致富对自己的孤儿身世念念不忘，他拼命钻营才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他憎恨独身女儿遗弃自己的亲骨肉，担心形同孤儿的外孙重蹈自己的覆辙（《股东锦城》）……这些描写一方面能更加突出作品的主题，另一方面还烘托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
第五，注重细节描写，并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弱者给予无限的同情。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界和经济界相互倾轧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时，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小喽啰们自然就成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作家们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笔下的下层人物深表同情。小人物们不仅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而且还常常受他人摆布。
在《金环蚀》中，受内阁官房长官(16)之命，拿着首相的名片去见电力建设公司总裁的小秘书，根本就不清楚其中的目的在于逼迫总裁俯首帖耳。当事情败露之后，首相夫人却立刻嫁祸于人，推脱责任，小秘书被逼的精神失常，死于非命。在《破碎的山河》中，年轻的小职员富村光子的丈夫是一个穷画家，一心想去法国留学，他为了取得留法的学费，居然同大企业家有马胜平间达成交易：一个出钱让其出国，一个转让老婆当其小妾。从此，富村的命运就这么被安排了。在《输出》中，日本东洋物产公司驻美国加拉加斯的推销员小久保本是一个业绩不错很有才干的后起之秀，但由于激烈的竞争而树敌太多，加上公司所需的零配件迟迟不能到货，终究难以应对上门逼债的买主，导致精神失常。当他奉命返回到萦系心头的故土，等待他的却是被解职的命运。在《华丽的家族》中，阪神银行的地方分行经理为争夺存款而积劳成疾，最终过劳死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公司职员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农户将存款（因政府收买土地，农户得到的7500万日元）存入自己所属的银行而笨手笨脚地替农户插秧，忍气吞声地遭受农家的耻笑……
上述如此重视细节的描写，同情弱者的诸种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作家们通过这些匠心独运的素描，不仅向世人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可怕现状，同时在字里行间还对那些奔命于资本家之间、充当替死鬼的无名小卒们的不幸流露出了怜悯之情、同情之心。
第六，文字精练，比喻恰当。
作为“社会派”的小说家，他们在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进行塑造时，对故事情节进行铺叙时，都善于使用洗练的语言文字。文字的简洁美可以说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特点之一。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恰当地运用了比喻。无论从小说的名称还是到具体内容的描写，随处都可以发现比喻的妙用。就拿小说的题名来说，《金环蚀》这三个字本身就十分具有深刻的寓意。“金”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金权政治”体系。其特征是：“周围还闪耀着金色的光辉，但中央已经漆黑一团，正在腐烂。”(17)不仅如此，它还隐喻这样一个道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万能，它无处不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无时不在腐蚀一切。《华丽的家族》中“华丽”两字更是一种借喻。“华丽”既代表了家庭地位的显赫，又暗示着家族成员内部关系的复杂，在“华丽”的外壳下掩盖的是种种肮脏与龌龊。这样一个家族正好代表着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样一个大家庭也正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输出》也是如此。表面上，它看似是资本家为扩大贸易额在进行商品出口的输出，实际上它还暗示了一种资本家为争夺市场、扩大销路在秘密地进行着“活人输出”。这所谓的“活人”应该是指那些有头脑、有能力、有才干、能为资本主义企业卖命、能换来企业不断发展的“技术人员”。人才是经济腾飞、经济发展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又是占着统治地位的(18)。因此，为了使更多的生产商品成为使用价值，转换成财富和资本，就需要大量的为资本家服务的劳动力。商品的输出也自然就带动了人员的输出。由此可见，恰当的比喻不仅能增加文学的艺术效果，而且还能加强小说的批判力。
从他们上述的文学特质中，可以见出“社会派”文学在创作上不仅开辟了一条新领域，而且对当时的日本文坛也着实带来了一种大能量的冲击波。(www.daowen.com)
首先，它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文坛又回归传统文学的“私小说”框架。
战后，当人们摆脱了战败的阴影、挣脱了生活的困境，社会经济开始进入复苏和发展阶段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也相对地处于一种稳定期。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变革中会有新的矛盾和危机出现，但大多数的日本人仍然注重和关心着自己身边的事物、景象变化。因此，描写日常生活中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等种种琐碎现象，挖掘日常生活题材的传统文学又重振雄风，独领文坛。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更多的是注重个人的感受。就像日本文学评论家服部达在评价活跃在文坛的“第三新人”时所说：“无论是手法上还是素材上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连他们的精神都是小巧工整的，是小市民的。”(19)可以说，这种“私小说”式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封闭式的文学天地，是一种强调个体的自我感受性的文学。它不仅缺乏广泛的社会性，而且还缺少深刻的思想性。而“社会派”文学恰恰走出了传统文学中自我的小世界，把创作的文学视野扩展到现实社会的整个机构中。从作家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便可明确地看出，其题材之重大，其涉及面之广泛，而且其内容由表及里，所描写的社会现象不仅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震撼力。
其次，对“超政治性”的日本文学再次予以强烈的冲击。
所谓的“超政治性”主要是指自古以来的日本文学总体上趋向淡化文学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大多数的文学家喜好把文学创作的着眼点放在追求“风雅”上。这里的“风雅”完全是一种日本式的概念，即远离现实社会，游离政治，埋头于自然，顺从造化，追求“物我一如”的文学境地(20)。“风雅”使他们更加注重抒发个人对自然的感受性，表现“感物兴叹”的情怀。日本现代著名的文学研究家铃木修次（1923— ）先生评价日本文学时说：“日本人一直是生活在过于超政治性的土壤之中。”对日本人来说，“文学本来就与政治无关。对文学而言，政治是无缘的存在”(21)。同样，日本评论家伊藤正雄（1902—1978）在论及日本文学的特征时也指出过：“在日本，文学家不是政治家。同样，政治家也非文学家。文学家不关心政治，政治家对文学缺乏一定的造诣”。“文学家向来把政治家视为俗物，政治家把文学家看作无用之物”(22)。因此，在一般的文学家看来，把文学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并大谈其思想性是极其庸俗的。文学的“超政治性”成了日本文坛的主色调。这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尽管如此，把文学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有政治色彩的现代文学如无产阶级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战后派文学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冲击着日本文坛。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哪一派的文学家能像“社会派”文学家那样把文学创作的题材基本上都放在了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领域，使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社会派”文学的涌现不单是丰富了整个日本文学的内容，而且还把文学艺术的典型性同反映现实社会的深刻性有机地统一在了起来，让世人看到了日本文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派”文学家继承了战后派文学家的批判意识，勇敢地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在文学创作上补足了日本传统文学家以及当时文坛上出现的其他流派文学家所缺少的对政治、社会的热切关心。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无情揭露与批判，对现实关系中不合理现象的深刻认识和理解，都对深化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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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德纯：“松本清张论”，《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5期，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大学杂志社。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版，第254页。
(3)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3页。
(4) 转引自李德纯：“日本社会派文学”，《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1期，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大学杂志社。
(5) 转引自陈德文编者：《日本现代文学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版，第253页。
(7) 所谓的“大藏省”是负责管理国家财务、金融、外汇、证券等方面的中央行政机关。2001年它被改为“财务省”。在这里的“省”相当于我国中央政府的“部”。
(8)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18页。
(9) 矶田光一、楠本宪吉、中村光夫等编：《新潮日本文学辞典》（增补改订版），东京：新潮社，1991年版，第671页。
(10) 所谓“通产省”是“通商产业省”的简称。它是日本政府内阁下属的中央行政机关。2001年被改为“经济产业省”，简称“经产省”。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版，第254页。
(12) 矶田光一、楠本宪吉、中村光夫等编：《新潮日本文学辞典》（增补改订版），东京：新潮社，1991年版，第65页。
(13) 日本文学编辑部：《日本文学季刊》1986年第4期，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12页。
(14)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17页。
(15)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16) 所谓“官房长官”是指“内阁秘书长”。“官房”相当于中国政府的“办公厅”。
(17) 转引自陈德文编者：《日本现代文学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18)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说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版，第14页。
(19) 转引自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20) 关于“风雅”的内容，源自日本近世（1603—1867）杰出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晚年提出的理论。
(21) 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52页。
(22) 伊藤正雄、足立卷一：《日本文学史要说》，东京：社会思想社，1984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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