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随着新闻言论界的自由、出版业的复苏、民主革命的声浪此起彼伏，整个日本文学界迎来了一派前所未有的空前高涨时期。一方面，带有一些崭新特征的“战后文学”成了文坛的宠儿。另一方面，一些战前就负有盛名的老一代作家们以饱满的情怀纷纷拿起闲置多年的笔，重返文学舞台。一时间，无论是在复刊的综合性期刊《文艺》、《文学》、《文艺春秋》、《中央公论》、《新潮》等上面，还是在新创办的文学杂志《新生》、《展望》、《新日本文学》、《近代文学》等上面，都刊登了一些成名作家的作品。这主要是由于战争中，形式多样的文学受到军国主义的遏制，文坛出现了一片万马齐喑的现象。只有部分鼓吹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政府大唱战歌、鼓动日本国民不惜个人一切为“圣战”卖命的文艺作品在文坛上成了反动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可以说，战争时期，日本文学创作出现了空白。再加上，战后反映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纷至沓来，“要填补战争中的文学空白，出版界拿不准应该重视哪种文学倾向，就先把镜头对准了成名作家”⁽¹⁾。

所谓的成名作家主要是指那些战前，或是早在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就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并在各自所属的不同的文学流派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在日本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们，如唯美主义文学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白桦派代表作家志贺直哉、里见弴、长与善郎，自然主义文学家正宗白鸟，大正时期“私小说”创作者广津和郎、宇野浩二，作为新兴艺术派作家登场的井伏鳟二，以新感觉派的姿态而出现的川端康成等。他们在战争中或脱离时代潮流自我封闭，或保持沉默不语，或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战后，他们的复出一方面向世人说明自己还健在，另一方面向世人展现自己要继续文学创作的强烈欲望。从创作风格上来看，因他们的文学基本上与战前文学保持相当的一致性，所以日本文学界把这一派的文学复活称为“传统派文学”。

战后初期，传统派文学的作家们勤奋耕耘，为日本文坛奉献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永井荷风的《舞女》（1946）、《勋章》（1946）、《沉浮》（1946）、《独白》（1946）、《来访者》（1946）、《战灾记录》（1947）、7卷本《断肠亭日记》（1949—1950），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1946），里见弴的《十年》（1946）、《精彩的丑闻》（1947），谷崎润一郎的《细雪》（1946—1948）、《少将滋干之母》（1949—1950），正宗白鸟的《战争受难者的悲哀》（1947）、《讨嫌人》（1949）、《逃出日本》（1949），宇野浩二的《龙胆草》（1946）、《相思的长河》（1948），长与善郎的《野性的诱惑》（1947），广津和郎的《疯狂的季节》（1948—1949），井伏鳟二的《今日停诊》（1949）、《遥拜队长》（1950）、川端康成的《雪国续篇》（1947）、《千羽鹤》（1949—1951）等等。

此外，传统的日本“私小说”、“心境小说”也卷土重来。一批在战前就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如上林晓、尾崎一雄、檀一雄、田宫虎彦、平林泰子等，在战后仍继续以其独特、敏锐、纤细的感受性追求并探索着传统文学的创作风格，给战后虚脱的日本人带来了慰藉。同时，描写社会千奇百态的风俗小说家们如丹羽文雄、舟桥圣一、田村泰次郎、林芙美子等开始活跃起来。(www.daowen.com)

就战后而言，无论是久负盛名的文学作家的创作复活、“私小说”、“心境小说”的盛行还是风俗小说的登场，他们的风格基本上都是局限在狭隘的自我范围内，没能贴近现实社会的实际生活，没有对战后出现的种种混乱不堪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地挖掘与思考，更没有随着要求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战后文学创作的革新化而有多大的改变。他们基本上都继承了各自流派的文学传统，带有浓郁的传统文学的特征。在这一方面，作为战后“第三新人”而登场的文学家们传承了日本纯文学的传统，把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感受融入描写日常生活当中。

“第三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日本“第一战后派”文学和“第二战后派”文学于20世纪50年代初登上日本文坛的一批青年文学家，主要包括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庄野润三、阿川弘之、远藤周作、小岛信夫、岛尾敏雄、三浦朱门（1926—　）和曾野绫子（1931—　）等人。“第三新人”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和艺术表现上都继承了日本文学“私小说”的传统特点，不着眼重大题材的描写，善于追求细腻、真切、富于感情的艺术表现手法，传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那微妙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特征，并借助日常题材描写战后社会人们所具有的深刻的心理危机。他们对反映日本战后社会现实和战后人们的精神面貌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