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文学批评在此主要限定在对民主主义文学、“无赖派”文学和战后派文学的批评。民主主义文学、“无赖派”文学和战后派文学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相继登上日本文坛的。除“无赖派”提前衰败以外，其他流派也最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出现“军需景气”而走向解体。

战后文学的登场是时代的产物。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继纳粹德国之后，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一场给亚洲和世界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宣告结束。战败是日本自明治以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重大事件。战败的同时就意味着以美国为主体的联合国占领日本的开始。盟军最高司令部接连在日本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措施，并承认日本共产党是合法的组织。战败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而且还使长期受禁于军国主义统治的广大人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美国推行的民主政策的鼓励下，日本国民开始要求尊重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特别是强烈要求恢复在军国主义时期被国家禁锢的宗教、集会、结社、言论及出版自由。在这种情势下，一直处于闭塞状态的新闻界逐渐恢复了生机。自1945年8月至12月底就有近200多种新旧杂志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和复刊，仅1946年1月份就有100多种杂志，主要有新刊文艺杂志《光》、《新生》、《人间》、《东北文学》、《思潮》、《近代文学》、《新日本文学》、《文明》、《黄蜂》、《世代》、《艺术》、《新小说》、《高原》、《群像》，新刊综合杂志《世界》、《潮流》、《展望》、《思索》、《文学评论》、复刊杂志《改造》、《中央公论》、《日本评论》、《三田文学》、《文艺》、《文学》、《新潮》、《文艺春秋》、《四季》、《批评》等。这一切都为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多种可能与选择的适宜环境。可以说没有杂志界的这种复兴，也不会催生战后文学的勃发。

首先打破战争时期的沉闷、充分享受言论自由、抒发内心情怀的是许多战前已负盛名的老作家。他们为“填补战争中的文学空白”、“解救文学的饥渴”，纷纷拿起被迫搁置多年的笔，向上述一些杂志投稿，一时间给日本战后初期有待振兴的文坛上留下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如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1946）、永井荷风的《舞女》（1946）、《勋章》（1946）、《沉浮》（1946）、正宗白鸟的《战争受难者的悲哀》（1946）、宇野浩二的《龙胆草》（1946）、里见弴的《十年》（1946）、《精彩的丑闻》（1947）、谷崎润一郎的《细雪》（1946—1948）、井伏鳟二的《今日停诊》（1949）、《遥拜队长》（1950）等。尽管这些作品的实际内容与战后的现实生活无关，从艺术风格来说又基本上保持了战前各作家原有的特色，继承了战前日本文学的传统美，但它们毕竟给战后初期刚刚打破沉闷凝重气氛的日本文坛吹来了一缕凉爽的清风。

与此同时，在战争期间备受军国主义政府迫害、镇压、屈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作家，战后初期重新获得了新生。他们继承了大正、昭和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新组成了一支民主主义文学的队伍，创办了《新日本文学》杂志，一方面给文坛留下了一系列反映战时、战后民主革命运动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还向社会尖锐地提出了“国民文学论”、“政治与文学”、“战争责任论”等重大问题，引起了整个文学界的广泛争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激变，日本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裂，民主主义文学逐渐淡出。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从内容上反映了战时与军国主义斗争的艰难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兴起，带有强烈的纪实性，但是从创作风格上来看，民主主义文学与战前文学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www.daowen.com)

由于历史的巨变，战后初期的日本呈现出一片百废待兴的荒凉景象。对此，在废墟中诞生的无赖派文学所反映的则是社会的动荡不安、权威的丧失、价值的颠倒。作为文学创作者迎合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心理，一边对清除旧秩序、旧价值观后重新获得的自由生活感到愉悦，一边又对突变的世态不知所措，常常因茫然找不到任何出路而终日苦闷，最终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在否定既成秩序与价值观中走向了幻灭与绝望。如果说战前的老作家的文学注重怀旧，新兴的民主主义文学带来了民主革命的期望，那么无赖派文学却是对现实的一种破灭、堕落式的反叛。它的出现强烈地冲击了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坛。

在战后文学中，以其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全新的艺术手法脱颖而出、并能与战前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要首推以《近代文学》为阵地的战后派文学。它在1948年前后达到顶点，几乎在日本文坛上占主流地位。这一派的评论家和文学家们作为“创造性的战后一代”具有强烈的文学主体意识。他们一方面积极应战民主主义文学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一方面积极主张确立“近代的自我”，提出“文学主体性论”等问题。在人性探求方面，他们为日本战后的文坛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占领军逐渐把政治权利移交给日本政府，评论家中出现了分歧，作家也各自发展。战后派文学就此分化了。

这一时期，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心境小说”也开始抬头。一些作家以纤细敏锐的感受性和细腻的笔致不懈地挖掘和追问人物内心中微观世界的灵魂，如岛木健作的遗作《赤蛙》（1946）、上林晓的《圣约翰医院》（1946）、尾崎一雄的《小虫二三事》（1948）、田宫虎彦的《足摺岬》（1949）等。同时，风俗小说⁽¹⁾也风靡一时。一些作家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世俗人情、社会百态，如丹羽文雄的《叫人讨厌的年纪》（1947）、《哭壁》（1948）、石坂洋次郎的《去看海》（1947）、《炉边夜话》（1947）、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1947）、舟桥圣一的《雪夫人图画》（1948）等。从总体上来看，风俗小说、“私小说”并没有随着日本战后文学的革新而产生任何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