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0日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惨遭日本当局的戕害。很多信仰共产主义的日本共产党员及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文学家被捕入狱。同年6月，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被捕后，在狱中写了一封“告全体被告同志书”，7月公开发表，声称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转向尊崇天皇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理念，主张日本共产党脱离共产国际，并要求监狱内外的共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站到自己这一边来，这种背叛原来信仰的行动被称为“转向”。

这个声称背叛共产主义的“告全体被告同志书”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了进步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者和民主主义运动者的极大愤怒，同时给那些当时被扣上“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而被逮捕入狱的日本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支持者的思想造成了极其强烈的冲击，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再加上日本法西斯当局残酷的镇压，一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产生了怀疑、动摇的情绪。

日本法西斯当局为了蛊惑和引诱更多的共产党员，采取了逐渐渗透的方法。他们首先把“转向”的条件定为：承认加入非法组织；停止参加政治活动。并且声明，“转向”后还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结果，有些人屈从日本法西斯当局的压迫，放弃了信念和理想，或者以暂时妥协作为权宜之计，以求得自由，一个月内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转向”。到了1935年底，监狱里的大部分人因“转向”而获得自由出狱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同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作顽强地抗争，如宫本显治、藏原惟人、西泽隆二、宫本百合子等人被长期拘禁在监狱，直到日本法西斯政府倒台之后才得以恢复自由。

同时，在日本法西斯国家权力的残酷压迫下，不仅仅是被拘禁在监狱里的人，而且社会上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被迫改变了西方合理主义的新思想，甚至连宗教界人士也被强制着改变了对于新宗教的信仰。还有人感到无处可遁，索性皈依了佛教。此时，“转向”就不单单指无产阶级革命者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社会上的一般人，“转向”这一词汇从无产阶级及其文学阵营的全面性倾向变成了当时日本整个社会的全面性倾向，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语。这种现象被称为广义上的“转向”。

随着“转向”者的日益增多，日本法西斯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当时政府规定的“转向”条件也日益严苛起来——除了要求“转向”者承认加入非法组织并停止参加政治活动之外，还要求他们“承诏必谨”，积极护持天皇制。随着条件的严苛，“转向”的内容和概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些人就此归顺天皇制，成为国粹主义者。

于是，在1936年、1937年以后，一些文学家有的干脆公开同法西斯合作，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者效劳；有的发誓脱离无产阶级运动，远离政治，不再提笔写作；还有的热衷于生产活动，不再过问世间之事，或是在书斋里潜心研究文学理论，进行消极抵抗。

“转向”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中影响很大，导致无产阶级力量严重削弱，组织纷纷解体，无产阶级运动进入低潮。一批“转向作家”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受到良心的谴责，产生了严重的挫折感，这在文学上也相应有所表现。他们把“转向”后自身的苦恼、彷徨、慌恐、不安等种种复杂的心理以“私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样的“转向文学”就出现在日本文坛。从范畴上而言，“转向文学”不仅包括以描写“转向”为主题的作品，而且只要是“转向”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转向”有关联，就统统被列入“转向文学”。

“转向文学”最早出现在1934年。此后逐步盛行开来，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转向文学”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表白“转向”的无可奈何和“转向”后的彷徨苦闷；二、描写了被捕者思想的动摇，用对照的手法肯定了意志坚定而拒不“转向”的人的坚强，通过肯定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战士来反衬出被捕者身上的诸多致命弱点。三、表达自己的“幡然醒悟”，从根本上否定自己过去所信奉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理论和实践。这又被称为“转向者的再转向”。

初期的作家和作品主要有：村山知义的《白夜》（1934）、《回乡》（1934），立野信之的《友情》（1934），岛木健作的《麻风病》（1934）、《重建》（1937）、《生活的探求》（1937），洼川鹤次郎的《风云》（1934），藤森成吉的《降雨的早晨》（1934），德永直的《冬日草木凋零》（1934），中野重治的《第一章》（1935）、《乡村的家》（1935）、《写不出小说的小说家》（1936），高见顺的《难忘故旧》（1936）等等。

从主题而言，这些“转向”作家们在作品中都表现了自己在“转向”后的种种烦恼和违背良心而改变共产主义信仰的耻辱，充满苦涩地深深反省了自己在政治思想上的弱点。

从内容而言，首先这些作品描写了作家们的“转向”是出于被迫和无奈，他们受到良心的苛责，痛苦而烦闷，但是却又无力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向，反映了他们“动摇的思想和孤独的心理，或者更有意识地批判自己丑恶的一面，作为作家重新出发”⁽¹²⁾，如村山知义的《白夜》就是这样的作品。村山知义在“转向”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继续进行革命的艺术运动，但是不再从事政治活动”⁽¹³⁾，他在《白夜》这部小说中描写了木村处处以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藏原惟人为榜样来要求自己，而“转向”者鹿野见到这些，自愧不如，而在漫漫长夜中彷徨和引咎自责。藤森成吉的《降雨的早晨》也是这一类的作品，他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转向”后倍感失落、痛苦的画家。

其次，还有的作品描写了被捕者思想的动摇，用对照的手法肯定了意志坚定而拒不“转向”的人的坚强，通过肯定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战士来反衬出被捕者身上的众多致命弱点。

像岛木健作的《麻风病》就是很典型的这一类作品。岛木从大学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会运动。1926年退学后投身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日本共产党组织，被捕后“转向”。之后，他写了很多“转向”的文学作品，在“转向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了重要作用，有些作品还成为区别“转向文学”发展阶段的标志。岛木健作被认为是“转向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在《麻风病》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革命者从彷徨动摇到逐步坚定的过程：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者太田，被逮捕之后染上肺结核，被送到了隔离病房。在隔离病房里，太田目睹了患上麻风病的犯人的种种惨状，再加上自身受到疾病的折磨而痛苦不已，他的斗争意志动摇了。此时，太田在病房里遇到了一位麻风病患者，正是自己以前一起“奋战”的一个同志。这位同志一直同疾病斗争，不向恶势力低头，入狱七年如一日，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坚持抗争不妥协，不“转向”。太田见到这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立即振作起来。

“转向文学”中除了描写“消极转向”的小说以外，后期还出现了一批描写“积极转向”的作品。与初期的“转向文学”不同，后期的作品不是表白“转向”的无可奈何和“转向”后的彷徨苦闷，而是表达自己的“幡然醒悟”，从根本上否定自己过去所信奉的革命思想、理论和实践。这又被称为“转向者的再转向”。如岛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就是表达这一主题的作品。

此外，对“‘转向’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是“转向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中野重治通过文学作品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野重治因“转向”于1934年结束了两年的牢狱生活。出狱后，他拒绝协助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并积极寻求新生的道路。1935年他在“关于文学家”一文中提到，“我背叛党，背叛对它信赖的人民，这一事实将来也是抹不掉的。因此，我或我们，只能将作为作家的新生之路，置于第一义的生活和创作上。假如我们将自己招来投降耻辱的社会的和个人的错综原因充实在文学的综合中，通过文学作品推出自我的批判，来参与对日本革命运动传统的革命批判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过去虽然过去，但就让消不去的痣浮现在脸颊上，在作为人和作家的第一义的道路上前进吧。”⁽¹⁴⁾

《乡村的家》（1935）是中野重治文学反响最大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作品表现了主人公勉次多次“转向”过程中的种种复杂的思想斗争和“转向”之后的自责心理。当勉次“转向”后回到家里，父亲希望他做个淳朴的农民，但是勉次颇为矛盾，反复表达了自己还想继续写作的心声，还想继续从事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中野重治通过这部作品，提出了“‘转向’后该怎么办”这一新的问题，启发人们思考，反映了当时“转向”后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意义。

此外，1935年，中野还发表了小说《告别和歌》（1940），通过描写“和歌”歌人重拾埋没在黑暗时代里的人性和青春，表达了一些同恶势力相抗争思想。像《空想家和电影剧本》（1935）、《司炉》（1937）等也是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优秀作品。

由此可见，“转向”反映了在日本法西斯黑暗势力的高压下，一部分左翼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离，“转向”成为当时社会一段时期的主要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的倒退。“转向文学”反映了“转向”的现象，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上的一种特异的现象。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变节文学”或是“叛徒文学”。其中一些作品以“转向”为题材，反映了作者“转向”前后的痛苦、矛盾的心情和思考，显示了不被恶势力压倒、继续抗争的决心，鼓舞了当时的人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提出“‘转向’后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启发人们放掉心中的顾虑，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积极思考，重新探求出路，更为当时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努力的前进方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www.daowen.com)

论及“转向文学”，不容忽视的是林房雄的作品。林房雄是最早的“转向者”之一，也是最彻底地投靠法西斯国家专制、为反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专制政权大唱赞歌的典型人物。他在论文“勤王的心”（1941）中提到“给我开辟转向之路的是国体”，“是天皇的心意”。于是，他积极配合日本法西斯当局的绝对主义天皇制和军部的侵略政策和行为，成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叛徒、法西斯的帮凶，先后写了否定文学从属政治、批判政治第一性的评论《作为作家》（1932）、《为了作家》（1932）和小说《青年》（1932）、《蓝色的寝室》（1933）、《青年之国》（1942）等。战后，他曾作为军国主义者遭美国占领军流放。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反省自己在战争时期的反叛行为，没有放弃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大力支持，还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与《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表明了其否定战后民主主义、拥护侵略战争的态度。

如前所述，“转向”问题是日本社会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和思考在当时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1934年，“转向”现象在日本文坛一出现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评论家板垣直子（1896—1977）在《行动》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文学的新动向”（1934），指出了影响“转向”与否的人性内在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是否真实和坚定，“转向”了的“无产阶级作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无法写出真正的具有无产阶级文艺性质的作品。⁽¹⁵⁾

她说“转向”的人的思想和信念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在意识上是薄弱的。他们的全部行动只是由根植于人格的一部分的信念来规范。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加入，后来看到运动走向低潮，自觉情况不利，本能的“趋利避害”以求自保的心理使他们原本就不坚定的思想动摇了，从而转变了他们原先所“信仰”的主义和生活。此外，无产阶级作家只要思想坚定，理应是不可能“转向”的。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对于信仰和主义也许可能会有些修正。但是，如果“转向”了，就意味着他们心底的信仰和本能的执著的道路也一起都改变了。这时，即使日本当局允许他们“转向”后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也不可能想象他们从第二义的生活中，能够写得出第一义的文学。⁽¹⁶⁾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对“转向”问题的热烈讨论。

杉山平助（1895—1946）和大宅壮一（1900—1970）都认为不能对“转向”者一概而论，同时在不同程度上批评了当时一些评论家的态度，即不把“转向”问题作为自身的问题来认真讨论，反而有意无意地去充当日本法西斯政府的爪牙，讴歌那些“转向”者。

杉山平助在题为“转向作家论”（1934）的文章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分析作家们“转向”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转向”作家都有各自的不同情况，所以必须要根据他们的个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因此，在批判无产阶级作家“转向”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一要考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什么才是作家个人的“第一义的生活”；二要考虑作家对于这种“第一义的生活”是否能够适应。他不仅分析了村山知义、藤森成吉和林房雄在“转向”后所表现的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就此对板垣直子所论述的所谓“第一义的生活，必然产生第一义的艺术”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表达了自己对此不能表示赞同的看法。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不能僵化地看待“转向”问题，并指出因为“转向”者的暂时退却，就一定说他一辈子都是退却者，这是武断而欠考虑的。⁽¹⁷⁾

大宅壮一对“不能对‘转向’者一概而论”的观点表示赞成。他撰写了“转向赞美者及其痛骂者”（1934），对“转向”者分不同类型和阶段进行了阐述：一、堪称最完整、最彻底的“转向”者。他们完全背离了以前的信仰，向着相反的意识形态飞跃性地转变。二、否定并抛弃了以前的思想，陷入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思想状态。三、“转向”只是为了获得自由的一时的权宜之计，思想深处还是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信仰。四、经过思考，思想上有部分程度上的“转向”，对于过去所信仰的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满怀激情地去实践了。五、在牢狱里饱受煎熬，实在无法忍受而“转向”了，但是思想上处于麻木状态，索性随之任之，有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判断是否真的“转向”了。大宅认为，当时的“转向”作家大多属于第五种情况。⁽¹⁸⁾

此外，对于“转向”原因的分析，也是当时文坛进行讨论的热点之一。曾积极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宫本百合子率先于1934年第12号的《文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冬的蓓蕾”的文章。她清楚地分析了以往的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会失去心理支柱而必然沦落的原因，既指出了有来自外部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也说明了源自内部个人的因素。她说：

我认为日本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特殊的历史重任，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半封建的状态下忽然高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这段历史，一方面赋予了日本知识分子快速的适应性，另一方面使劳动大众的生活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这种封建式的压力也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产生了相当暗淡的作用。

因受到半途而废落入自由主义历史的困扰，日本的知识分子同经历了19世纪初政治转变的法国知识分子不同。……

和歌纸牌中令人可悲的所谓“无理行得通，真理行不通”这种旧式的理解力正作为一种伴有感伤的被动性、屈服性，以微妙的形式也寄生在激进的大众心底。无产阶级作家心中爬满这种寄生虫的确正反响在《白夜》及其他相同倾向的作品中。……最终唱起伤心的安魂歌。⁽¹⁹⁾

同时，她也指出为了让劳动大众和知识分子对激进分子抱以怀疑和蔑视的态度，“转向作家”的问题被巧妙地利用了。

此外，加藤周一（1919—　）在《日本文学史序说》就“转向”原因分析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现象，认为当法西斯迫近的时候，一些作家毫无防备，没有有效的概念性的武器，无法超越时代。

但是，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人有马克思主义，有超越日本共同体境界的理智工具。

但是，马克思主义使一代文学家的眼睛关注到政治社会现象，这也就意味着“转向”后的许多作家可能会成为战争和军国主义的积极拥戴者。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化也发挥过作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并非放弃了他们对社会的关心，他们当中有的人表现出把他们的关心集中在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上。特殊主义对抗普遍主义，国家主义对抗国际主义，非合理主义对抗合理主义。这典型的场合就是“日本浪曼派”。⁽²⁰⁾

也正像宫本百合子和加藤周一所指出的那样，从社会方面来说，当时日本法西斯政府层层渗透、软硬兼施，不但加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对无产阶级文学者的镇压和折磨，而且还从精神上利用了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日本国民的“集团主义”和从众、趋众心理威逼利诱。从个体而言，可以看出“转向”者对于“信仰”没有深刻的理解，有些只是把它们束之高阁、高高供奉，并不是从心底深刻热爱着这份“信仰”。他们的人生观混乱，具有很大的暧昧性，从而导致立场极为不坚定，遇到挫折容易动摇，再加上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本身也走进政治主义的误区，“转向”者于是也就产生了。“转向”后他们虽然都关心到了社会问题，但是却分成了主张和实践完全不同的两派，其原因也是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