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所以特别重视德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首先是“德”，次则为“学”，即智育。“四教”中的行、忠、信都属于德育。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概括为“忠恕而已矣”，忠恕也属于德育。孔子又说“修己以敬”，“行己有耻”，就是要严以律己，一举一动为人表率。特别是从政，“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59]所以，他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60]要经常进行自我检查，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61]

孔子要求学生做到言行一致，行便是实际行动。如说“言必信，行必果”，^[262]“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263]他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处处表现以身示范，如学不厌，见于读《易》“韦编三绝”;教不倦，见于“互乡难与言，童子见”，还表示“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提出的德育主要内容是“礼”与“仁”，再就是“孝”。孔子强调“入则孝出则悌”。相传他说过“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64]他的学生有子也规定孝“为仁之本”。

(二)朱熹

朱熹坚持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认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进行道德教育，教学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他说:“立学校以教其民，……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之天下者，盖无二理。”又说:“致知之要，当知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265]他强调学校必须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

朱熹所提倡的道德教育，其基本内容就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他说:“三纲五常，礼之本也。”^[266]“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267]他认为，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他说“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268]“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去人欲”。^[269]

朱熹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变化气质”实现的。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变化其气质，才能去蔽明善。他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270]又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已焉。”^[271]他把“变化气质”的道德教育细化为知(穷理)、情(窒欲)、意(立志)、行(力行)四个基本环节来实施。

朱熹在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进行德育教育的指导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其主张的德育原则有禁于未发、循序渐进、知行并重等，进行德育教育的具体方法包括立志、主敬、存养、省察等。(www.daowen.com)

(三)王守仁

王守仁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以心观德”。他认为，所谓德，就是“得之于其心”。他以习射为例，说:“是故懆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心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272]之所以有这五种不良表现，在于“心之不存”;心不存，则在于不学。他认为射就是“射己之心”、“各得其心”就“可以观德”。

王守仁十分注意道德涵养。他对龙场书院诸生曾以四事相规，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所谓立志，就是立圣贤之志，“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就像“无舵之舟，不衔之马”。^[273]所谓勤学，就是“勤确谦抑”，做到“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面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274]所谓改过，就是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说:“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275]又说:“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276]所谓责善，就是把自己置于朋辈监督之下。他认为“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277]他还认为，即便是老师，也要把自己置于学生监督之下，“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面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278]他认为这才叫“教学相长”，并表示“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四)王夫之

王夫之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绝不可以同一般动物的本能混淆，“故羔雏之能亲其母，不可谓之孝”。人的道德修养，亦从学习得来，“今一而知之者不待学而能，是羔雏贤于野人，而野人贤于君子矣”。^[279]他从“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论证“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学而已矣”。

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王夫之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强调立志。王夫之十分重视“志”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说:“学者德业之始终，一以志为大小久暂之区量，故《大学》教人，必以知止为始，孔子之圣，唯志学之异于人也。”^[280]鉴于这种认识，他强调教师必须把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志向置于重要地位。“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281]在他看来，善于教人的教师，都是“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为学生树立榜样以端正其志向。同时，王夫之还要求志向必须专一，“人之所为，万变不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282]他主张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应该矢志不移，“身可辱，生可损，国可亡，而志不可夺”。^[283]如果朝三暮四，“志于彼又志于此”，这在王夫之看来，“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之无志”。^[284]

第二，主张自得。王夫之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他曾说:“教在我，而自得在彼。”^[285]要做到“自得”，他认为学生首先要能“自勉”。他说:“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已矣。”^[286]如果学生要求教师降低标准，放松要求，“俯从”自己，最终将陷于“不知不能”的结局。所谓“自勉”，即是学生应该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其次，学生要有“自修之心”。他说:“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287]他认为只有在学生产生了道德修养的自觉要求之后，教师因势利导给予教育，才会取得好的效果。否则，即使施教也不会见效。

第三，重视力行。王夫之指出，道德修养不能仅停留在意识阶段，还必须将道德知识变成实际行动。因此，他极为重视力行，认为在学、问、思、辨、行五者之中，“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在他看来，“行”不仅有检验道德知识正确与否的功效，“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更为重要的是，“行”还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标尺，如果“知而不复行”，则非真有“大公之心”。他说:“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288]他认为所谓道德，即是将道德知识转化成为自身的道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