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成年男性就不用说了，连已婚的女性以及年轻男子都拥有充足的社会活动场所。不可随意抛头露面的，唯有未婚的女性。在威尼斯，未婚的女人，在公共场所基本上等同于不存在一样。

女孩们在家中接受教育。所谓教育，不过是学一些简单的读书写字，其余就是刺绣和乐器，只有舞蹈是请专门的老师上门指导。学习舞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优雅的姿态。

有些家族雇用优秀的家庭教师为男孩儿授课时，允许女孩儿们同席。不过这种情况属于特例，并非一般的现象。总体而言，威尼斯女性的教育程度似乎不高，像曼托瓦（Mantova）公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那样拥有极好教养的女性，即使在历代元首夫人中，也难找出一位。

要在威尼斯寻找有教养的女性，大概只有被称为“政妓”（Cortigiana）的高级妓女。“Cortigiana”原意指宫廷的女人，可见，仅是肉体之美是远远不够的。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还要能吟诗作赋，才配得上“政妓”这个称号。换言之，她们的首要工作，是与绅士们做精神层面的交流，而那些只求肉身的男人，则会被视为不懂风雅，没有资格与“政妓”交往的粗人。

美第奇家族中深具学识教养的“高贵的洛伦佐”曾经对能够熟练使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的卡桑德拉·费代莱（Cassandra Fedele）赞不绝口。除了她之外，韦罗妮卡·弗兰卡（Veronica Franca）、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等女诗人，都是这门风雅行业中的翘楚。

在已婚的妇女和政妓都能堂而皇之出入公共场所的威尼斯，唯有未婚女子没有这个权利。而且阶层越高，越受拘束。反倒是平民百姓，无论在哪一个时代，行动都相对自由。

贵族家的女儿，甚至不能轻易地出门。唯一外出的机会，就是去教堂。不过这种时候，也必须有仆人陪同，还得戴上不知能否看见外面的厚重的白色面纱遮住面孔，直到在教堂的祭坛前跪下，方能掀开面纱的一角。年轻男子见到姑娘，萌生爱意的机会，要么是在教堂惊鸿一瞥，要么是偶然望见躲在家里窗帘后面的倩影。

尽管极少相遇，年轻男女还是会产生恋情。或许正因为来之不易，才更加浓情蜜意。然而，要成全一段感情，却相当不易。因为婚姻被视为两个家族间的事情，通常都是经第三方介绍，或者是由双方的父亲决定。如果双方的家长能爽快答应，当然是皆大欢喜。就算是姑娘家因子女众多，家长无法为女儿准备充足的嫁妆，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只要男方能够说服双亲，准许他迎娶与自己阶级不同、嫁妆不足的姑娘。麻烦的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亲事。遇到这种情形，不管是在东方或西方，年轻男子都会采取非常的手段。在威尼斯，非常的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大街上，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扯下心爱的姑娘的面纱，拥抱、亲吻她。第二种办法是在教堂中抢走她的手帕。

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丢了手帕的苔丝狄蒙娜遭到奥赛罗愤怒的谴责。如果有人认为奥赛罗不应该为一条手帕大动干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威尼斯贵族妇女的手帕，是用精美蕾丝编制而成的美丽的艺术品，有些甚至会在角落绣上姓名的缩写。洒着香水的手帕，宛如贴身之物，如果丢失，落到其他男人的手上，等于是对此君情有所钟，事情非同小可。

话说回来，采取非常手段，毕竟是违法行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1489年，曾经发生过一位坠入爱河的男子在他友人的协助下，在教堂抢走了心仪姑娘手帕的事件。尽管这6位年轻人都是名门、豪绅之子，结果还是没有躲过两个月的牢狱之灾。类似事件在1530年也曾发生，肇事的两位年轻人最终被处以流放国外4年的刑罚。抢手帕容易，之后的麻烦却不小。

不管间中经历怎样的波折，能够结婚的女子总是幸运的。当时结不了婚的姑娘的归宿只有一条，进修道院。有不少姑娘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加入修道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可是，因家里节省嫁妆而被牺牲掉的女孩也为数不少。她们哭哭啼啼的，连同微薄的捐款一起，被送进修道院。当时在威尼斯以及欧洲各地，不断传出令人蹙眉的修道院内部风纪紊乱的丑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群被强迫做了修女的姑娘们的反抗行为。

上文提及的托斯卡纳大公夫人比安卡·卡佩洛，因为与继母的关系不和，家里打算把她送进修道院。当她察觉此事后，在恋人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逃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她遇见了对她迷恋不已的大公，成为大公的情人，最终修成正果，在大公妻子死后，当上了第二任大公夫人。比安卡有着不凡的美貌和刚硬的性格，因此她的经历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多数的姑娘，在刚被送进修道院时，也曾尝试抗拒，但终究无法逃离修道院的深墙高院，在此终了一生。

贵族阶层的男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位威尼斯共和国的女子结婚，无论她父亲是穆拉诺玻璃厂的工匠，还是国有造船厂的职工，因为贵族的血统取决于父系。但凡是正式结婚后所生的男孩儿，哪怕其母是平民，只要他本人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0岁时便能无条件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加入威尼斯贵族的行列。在历代共和国元首中，就有好几位娶平民之女为妻的例子。

贵族家的女儿，也没有规定非得嫁给贵族。不过让女儿下嫁，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选择余地因此变得更小。

以文化灿烂的15、16世纪为分水岭，随着已婚女性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修道院内的丑闻也呈正比例地增加。在那个教皇都有私生子的时代，教皇、枢机主教们的侄子、侄女们都在罗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1551年曝光的丑闻，却让连称不上虔诚信徒的威尼斯人也为之震惊不已。

在朱代卡岛的众多修道院中，有一处聚集了大约400名修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上流社会，因此也是一个经济势力雄厚的修道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位神父几乎每天都出入此地，他是来聆听修女们忏悔的。由于告诫从来都是神父的职责，所以，谁也不会对进出修道院的神父说三道四。痛恨修道院丑闻的威尼斯政府，立法规定禁止年轻英俊的神父担任此职，而负责朱代卡岛修道院的神父既不年轻，也不是美男子，因此，风纪委员会并没有特别留意。(www.daowen.com)

渐渐地，神父成功地俘获了前来忏悔的修女们的心灵和身体。在全体女性的集体中，最初只要搞定几个听话的，之后便易如反掌。修女们争先恐后地投怀送抱，包括修道院长在内，这些原本应该是圣洁的处子们，全都变身为任凭男人玩弄的世俗女子。

以往修女们用来打发时间的刺绣和编织蕾丝，如今成了她们乐此不倦的工作。卖掉这些东西赚来的钱，可以购买美酒佳肴，取悦男人。昂贵的塞浦路斯葡萄酒出现在每晚的餐桌上，山雉肉、生蚝、明虾等山珍海味摆满了餐盘。

修女们像奴隶般地侍奉着神父。准确地说，她们比奴隶还低下。因为奴隶只会做被命令的事情，而她们却争先恐后地主动地奉献自己。如果神父命令某位修女裸露身体，她会非常自豪地脱去黑色长袍，在一旁看着的其他修女们，不用命令，便纷纷地宽衣解带。倘若令她们一丝不挂地跳舞，每个人都会像喝醉了一般狂舞起来。反抗的修女则在神父命令之下，被剥光衣服捆绑住身体，用苦行用的粗重的草绳狠狠地抽打。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那位神父，修道院中又出现了其他几个男人。这些人都是经神父介绍而来。院内的淫乱变本加厉。怀孕的修女，按照神父的指示堕胎，将死婴埋在庭院的深处。不堪忍受的几位修女，逃离修道院，回到了父母亲的身边，但没有人站出来揭发此事。修道院对外界的来访采取了非常小心的态度，即便是经常来探望的修女们的近亲，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神父和修女们度过了19年的快乐时光。

此事最终是怎样被警察发现的，法院的审判记录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是有人密告，也许是出入修道院的哪个男人泄露了口风。总之，事情暴露之后，震惊朝野，政府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的内阁会议。

神父立即遭到逮捕，修道院长以及几位年长的修女也被关进监狱，受到严格的审讯。神父被处于绞刑并焚尸。在圣马可小广场的两根圆柱间接受行刑的神父，一直到死都不停地大叫着说修道院院长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出身高贵的修道院院长还是不得不在牢狱中度过余生。其他的修女们则离开威尼斯，分别被送往各地的修道院，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地终老。从此之后，威尼斯警察自然是对修道院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修道院内的丑闻虽然有所收敛，却没有被杜绝。

与女孩儿相比，男孩儿从小就有很多机会与外界接触。他们在5岁之前，由母亲照顾，那个时期的孩子，不分性别都是以玩耍为主。过了5岁之后，则会由父亲或家庭教师，负责进行初级的教育，这个时候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依然是同样的待遇。7岁时，男孩儿开始上学，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从13世纪中叶开始，威尼斯的学校已经用阿拉伯数字教授算术。这些子弟们将来都会从事海外贸易，因此除了文法，算术当然也属于必修科目。

孩子们在14岁前上的这种类似于现在小学和初中的学校，都是私立的，这些由贵族或大商人资助建成的私塾，任何人都可以入学，至于要付多少学费，因没有史料无法得知。学生们用的“作业本”不是纸制的，而是铺上蜡的木板，因为纸张实在太昂贵了。如今我们从美术书上看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素描画都是经过放大的，其实原作都是精密地画在一张小小的纸上，缝隙中密密麻麻地写着细小的文字，可见纸张在当时是多么精贵。

孩子们到14岁为止的教育，用现代语言说，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科目除了文法、算术之外，还包括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拉丁语，教育程度相当高。由于没有阶级之差，贵族子弟与平民子弟同处一堂，校园内的热闹景象非同一般。当时的人曾经有过以下的记录：

“老师刚离开，教室里顿时骚动了起来。班上的优等生此刻成了攻击的对象，饱受拳打脚踢。他们在书桌间追逐不停，也有人躲在一旁吃着栗子。蜡板成了游戏画板，先前写在板上的维吉尔（Vergilius）、西塞罗（Cicero）的文章消失无影。有人用纸片折成小船，有人抓了苍蝇把它关进小箱子里。有人跑到在外面抓了只鸡，让它在教室里不停地啼叫。偷偷带来学校的铅弹珠，这时候也正大光明地在教室中丢来丢去。有人把从家里拿来的口红涂在脸上，有人扭打在一起，咬着对方的脚不肯松口。

“老师在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老实。有人每隔一小时，便要去一趟厕所，考验着老师的耐性；有人在老师坐的椅子中间黏上无花果的叶子；有人算准老师来教室的时间，躲在门后面，拿棒子敲打推门而入的老师。老师要求朗读阿里奥斯托（Ariost）的作品，有人却存心背诵奥维德（Ovidius）的诗歌。

“下课后走出教室的学生们，仿佛是一群被释放的恶魔。他们像码头卸货工人般地大声争吵，狂野的模样令人难以想象。要等彻底疯过之后，才会返家……”

到了14岁，孩子们的成长方向开始发生不同的改变，主要由父亲的职业所决定。也就是说，14岁之后他们接受的是实地训练。如果少年的父亲是大使或领事，他会伴随父亲前往赴任之地；如果父亲是商人，他就会像马可·波罗一样，跟着父亲踏上商业之旅。如果是造船工或玻璃工的儿子，则会在父亲的工房当助手。顺便提一句，造船和制作玻璃，是在威尼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两种职业。

就算是那些没有特别机遇的贵族子弟，也可以利用国家制度，担任海外商船的石弓手，实地学习航海以及商业技能。如前文所述，威尼斯商船从船长到划桨手，每个人都有权利携带与地位级别相应的货品上船，等货品在目的地被销售后，再用赚来的钱购买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年轻人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学习商业技巧。

对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年轻人而言，去海外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通过实地的训练，他们掌握了外交、航海以及经商的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对世间动态冷静的观察以及分析综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