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猎人”群体探秘

共享单车要真正获得良性发展生态，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用户自觉皆不可缺位。

特约撰稿／刘壹昭

子夜时分，已躺下准备睡觉的张影，习惯性打开手机里的“摩拜”软件又看了一眼，地图刷新后显示，小区内又违规停进了几辆共享单车。

张影按捺不住起身穿衣，拿上手电筒匆匆出门。太太被他的动静吵醒，但也已习惯他的新生活方式，只咕哝一句“注意安全”又沉沉睡去。

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花木镇内某小区。上海街弄的烟火气息早已散尽，深沉的夜色把人声、犬吠声、关门的摩擦声、车辆的鸣笛声无声笼络在怀中，留下一片模糊的黑暗。

此时出现在小区的张影，身份是上海摩拜单车猎人群的“单车猎人”。近年来，共享单车在城市大规模普及，人们在享受互联网新经济带来的便捷同时，某些国民素质低下的问题也就此暴露，共享单车被破坏或者违规乱停的现象比比皆是。有鉴于此，像张影这样一些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市民会主动出来“解救共享单车”，他们以共享单车用户身份对违规使用共享单车的现象进行主动干预，他们不属于企业运维人员，不收取任何酬劳，主要依靠共享单车软件自带的举报功能对违规使用甚至破坏车辆的现象进行举报。他们被俗称为“单车猎人”，张影这样不具有组织性、单独行动的个体又被称作“野生猎人”。

10分钟后，张影出现在目标前。这是一辆经典款摩拜单车，车轮和车杠上的泥渍显示出它刚刚被人完成骑行的历史。张影首先对这辆车进行仔细检查，他发现这辆车的车锁、轮胎、扫码区域均完好，唯一的问题是被违规停在了小区居民楼下。根据摩拜的用户协议，共享单车应停放在“路边白线或停车架”，当附近没有白线或停车架时，单车可以被停放在路边不阻碍交通的空旷区域或其他单车聚集停放的区域，而居民小区内、地下室以及室内车库、胡同、收费停车区域等等，都是明确禁止停车的区域。

“许多人注册的时候，根本不会看用户协议，为了自己少走几步路，就把车骑到小区里面来了。”张影告诉《凤凰周刊》，像这样的被错误停放的单车，他能在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内，在同一个小区找出10至20辆，尤其下晚班的11点，是单车被违停的高峰期。

张影的职业是某互联网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和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一样，他得益并享受共享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便捷，也因此会主动关注与探讨身边的社会风向。类似他这样的单车猎人与单车使用的违规者和破坏者，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视为当下社会道德对立的两面。

陈志玮在摆放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

公德，还是游戏？

时间倒退三个小时。傍晚八点，陈志玮和丈夫来到同样位于浦东新区的浦三路地铁站旁边的一个大型社区开始“打猎”。

这几乎成为近半年来陈志玮和丈夫晚饭后的主要活动。陈志玮首先所要做的，是对车辆进行“取证”。充足的经验使陈志玮对一辆单车是否被违停迅速作出判断，并会在一张照片中同时清晰地提供被违停单车的二维码、编号以及停靠居民楼的门牌号。

“取证”讲究一锤定音，用单车猎人的行话讲，叫“拍死”。指的是通过举报图片中呈现的车辆信息和停放区域，确切的反映出该车辆属于违停，不给予被举报用户申诉成功的机会。

举报成功后，陈志玮会收到一条举报反馈短信，同时信用分也会增加1分，而被举报的单车使用者的信用分则会减少20分。根据摩拜单车的使用规则，每个用户的起始积信用分数为100，当信用分低于80分时，用户用车的单价会从每小时1元调整为100元/30分钟。

一小时内，陈志玮在这个小区共举报了21辆被违规使用的共享单车。其中18辆车被违停，2辆被涂掉扫码牌，1辆被私藏在楼道里。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陈志玮行动的区域只相当于这个大型社区三分之一的面积，而这样的大型社区，在浦东新区数不胜数。

与“野生猎人”张影不同，陈志玮是上海“摩族猎人”群的注册猎人。该群于2016年由一位名叫庄骥的上海市民建立。这个“猎人群”有严格的组织制度和规则，群成员凭借加入时间的早晚以及“打猎”经验的成熟度，被分为“潜在培养对象”、“实习猎人”以及“注册猎人”。在各地的粉丝群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并且信用分满600的“野生猎人”，可以被注册猎人推荐成为“实习猎人”。再经过长期的观察，最终完成七个案例的判罚后，“实习猎人”可通过群内猎人委员会的考核，成为“注册猎人”。

群内不成文的规定是，猎人若申请升级，需通读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三体》。庄骥认为《三体》中的很多问题与猎人遇到的问题逻辑相通，“猎人是独立的个体，在行动的时候一切决定都基于自己的理性判断”。《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同样适用于猎人外出行动时可能会遇到危险的情况，不少群友“打猎”过程中遭遇过与违规用户的冲突，所以猎人群的要求是“藏好自己，做好清理”，尽量低调地隐藏自己的存在，以避免受到报复——正如“黑暗森林法则”中描写的那样，在宇宙中暴露了自己坐标系的行星，会容易遭到不知处的敌人的攻击。

庄骥认为，“单车猎人”的本质是一种游戏，公德只是一种衍生物。他创立单车猎人群的初衷，是想要为刚刚出生的共享单车探索出一种使用户自主带入运维意识的方式。

庄骥清楚地记得，2016年4月22日，摩拜单车开始在上海投放，直接解决了困扰他已久的、从工作地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到地铁站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此前，他工作地点距离最近的西藏南路地铁站实际距离两公里，唯一的交通是20分钟一辆的绕环形线行驶的公交车，一年的运营成本需要90多万元，而那辆车上，永远只会有两到三个乘客。

庄骥认为共享单车就是他找了三年的想要的东西。但不到一个月后的5月9日，他看到了第一辆二维码被涂掉的摩拜单车，地点就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后来他从摩拜公司的工作人员处得知，从4月22日投放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有150起类似的私藏、私锁共享单车，拿油漆破坏开锁二维码，肢解共享单车的恶劣行为。

庄骥是上海人，但头脑是典型北方人式的直线型思维。出于对共享单车的热爱，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个刚出生几天的新生事物，会遭受这样的对待。

此后的一两个月，摩拜公司的客服人员开始在深夜一两点频繁接到落款为“赏金猎人”的举报留言，摩拜的后台数据同样显示，在深夜一两点的上海长宁某小区附近，有用户频繁对车辆进行举报。庄骥同时还开始尝试实现自主调度车辆。

尝试的结果是“摩族猎人”群的产生。最早进入的一批人形成了“长老群”，群名叫“摩族绝地”。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体育赛事裁判出身，裁判经验给庄骥的猎人群制定行动规则提供了最初的灵感，在判定一辆车是否被违规使用时，需要像裁判一样掌握充足的证据后进行理性判定；随后，以这个群为中心，发展为具有公司高管、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快递小哥、城管队员等多职业分布的大群。

庄骥告诉《凤凰周刊》，截止到今年4月，“摩拜一族”的群数量已经达到43个，总共群人数为3428人，实习群人数为200人，猎人正式群为100人，地区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23个城市。

北京南站附近，一辆被刮掉二维码的ofo单车。(www.daowen.com)

庄骥称，目前大众更多的把单车猎人的行为与好人好事联系起来，但他认为“猎人”与违规使用单车的人并不完全是社会道德的黑白两面。有可能做过单车猎人的人，又会在另一个共享单车群里面偷着记录开锁密码。所以，他觉得单车猎人的本质更应该被回归到一种游戏，“‘猎人’不是第一职业，没有报酬，所以没有欲求，不好这一口，所以才好玩。”

至于解决违规甚至破坏共享单车的问题，庄骥认为更重要的是引导，政府、企业、用户都有责任，要想办法给予正向的刺激，最终获得正向的回馈。

破坏者与反破坏者之间的法律较量

孙家瑞是上海宝山区张庙街某小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上海摩拜单车猎人群的“野生猎人”。在群内，他以工具种类多且齐全被群友所认识。孙家瑞使用频率最高的工具是钳子。在孙家瑞工作的小区，用户私锁私藏共享单车的行为大量存在。作为居委会工作人员，处理被私占的共享单车并不属于职责范围，但作为单车猎人，孙家瑞剪掉的锁已经多达20把，其中包括链条锁、U型锁、钢丝绳等。

孙家瑞习惯把被锁的共享单车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公德心，而是想让朋友们看看这些人多么可恶”，孙家瑞告诉《凤凰周刊》。

孙家瑞的腰曾经受过严重的伤。到居委会工作前，他是一名消防员。2012年4月23日，上海浦东某老式建筑发生火灾，为了救出二楼的小孩，孙家瑞从楼上摔下，腰部粉碎性骨折。孙家瑞的私车驾驶座上，至今还披挂着一件消防队的警服。

孙家瑞眼中的正义感很朴素，“只是觉得每个人干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他敢在小区剪锁，也是因为有户籍警和居委会组织的支持，“我愿意去剪,因为我有把握。”

处理单车私藏问题时，单车猎人极易与违规用户发生冲突。据孙家瑞回忆，有一次在小区剪私锁时，碰上了私占这辆车的居民。“对方一直喋喋不休的骂，骂得非常难听。”说起当时的场景，孙家瑞仍面露无奈，“这是在小区内，我才敢这么干，在小区外我是不太敢的。毕竟是剪了人家的锁。”

2017年3月，国内首例共享单车失窃案，陶某盗窃共享单车一案在上海市金山区法院宣判。2016年12月25日12时30分许，陶某骑三轮车至停车地点，将共享单车装车后运到其暂住地，并使用电锯锯断车锁，以方便自己使用。后经鉴定，被其占有的共享单车价值2265元。法院最终判处陶某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6年11月19日，北京市民季某因盗窃5辆共享单车销赃牟利被昌平警方刑事拘留。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公民对于私锁的处理，是民事法律上自助行为的体现。共享单车不允许上私锁是明文规定，无论是基于所有权人的财产自助行为，还是公共利益的行为，公民剪私锁的行为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在合理的限度内，不承担民事责任。运营的共享单车属于公司资产，私自加锁、搬进家等均属于私自占有。如果是车辆被恶意损坏、侵占或者偷窃，属于刑事犯罪范围，应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置。

除了来自用户的损坏，共享单车的发展，也触及到城市另一些隐秘而边缘的人群的利益。“破坏车的人集中在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说黑车司机、黑摩的司机，这些在现有的交通体系之外的从业者。”摩拜公司某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

陈志玮也曾在上班途中目睹过黑摩的司机对共享单车的所为，“前一天晚上摆整齐的车，第二天一早被摩的司机一辆辆拎起来扔到路边的绿化带里，因为挡着他们做生意的道了。”

但是，纯粹发泄式的抵制并不能阻挡共享单车发展的态势，也不能根本上改变这些边缘从业者的生计状况，他们同样可能是共享经济的受益者。“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分子，这些人（黑车司机、摩的司机）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共享单车，他们认识到破坏它并不能解决生存问题，还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就不会继续破坏了。真正心怀恶意的还是极少数。”前述摩拜公司的负责人说。

面临“共享单车围城”的，除了黑车与黑摩的司机，还有整个城市的市民。单车违停问题直接暴露出城市管理中传统路权思维下的弊端，但另一方面，共享单车的数量过多、无序投放同样导致城市违停现象严重。共享单车要真正获得良性发展生态，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用户自觉皆不可缺位。

最终是实现“无猎可打”

往返于家与公司之间的陈志玮，发现公司园区内的共享单车停放情况开始有了明显改善。同事们知道了她在业余时间做单车猎人，“大多数人明白破坏车辆是不对的，但是对于违停，他们却觉得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是一件小事，殊不知却影响了别人的使用。”陈志玮告诉《凤凰周刊》。

陈志玮也遇见过无法沟通的情况。“我曾因为这个和同事起过争执”，陈志玮说，“因为她知道我在做‘猎人’，有一天，她又收到了被扣分的短信，晚上就发微信来问我，是不是我干的？我否认了，然后发现即使提醒她了她也不改，固执的要把车停在楼下的角落里。”

“然而我没有告诉她，那辆车其实是我老公举报的。”陈志玮和身边的丈夫相视一笑，充满默契。

住在浦东新区的马嵩飞和陈志玮一样，是上海摩族猎人群里的“猎人”。马嵩飞坦言，初做“猎人”时，大多数“猎人”会被身边的朋友询问是否会得到报酬，“大多数人认为无利不起早”。马嵩飞说，“会觉得没有好处的事情，你干吗要去做这个。但是，一旦有人开始做了，身边的人的观念和行为也会发生改变。”马嵩飞告诉《凤凰周刊》，因为他的存在，公司楼下的违停问题有了很大改善。大家开始习惯将车主动停在园区内的指定停车点，有一两次，他看到同事主动扶起和码好倒下的单车。

马嵩飞认为，单车猎人今后终将“无猎可打”，“现在的‘猎人’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猎人’现在做的事。但是我觉得随着共享单车立法的完善，每个用户最后都会成为‘猎人’，单车违停和损坏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时候，咱们就可以退居‘二线’了。”

目前，多地出台治理措施，着手对共享单车制定相关指导意见，对共享单车进行立法规范。2017年3月23日，上海发布全国首个依托区域协作制订的《共享自行车》和《共享自行车服务》两个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对共享单车产品质量和安全要求以及民众关心的平台建设、运营要求、设施设备维护要求、计费方式、押金管理、投诉举报使用人诚信体系管理和使用者伤害赔偿等内容制定标准。而作为拥有完善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体系的杭州则首先落实了罚款政策。除了共享单车企业自身体制完善外，对于“非机动车停放时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将处10元罚款。

“分享经济，实际上也是素质经济。人的素质越高，社会成本越低；人的素质越低，社会成本越高。共享单车的投放与治理，社会成本是交由全社会去分担的，单车猎人实际上是履行这种监管责任的一部分。单车猎人的权力来源有三个: 一、平台的授权，平台对自己车辆管理的权限衍生出来的单车猎人，线上和线下管理的权限；二、公共利益的考虑，单车的乱停乱放，单车的违规违法，实际对整个社会秩序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三、对于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把车追回来，涉及到民法上的自助。”朱巍对单车猎人的权力来源进行了解释。

“在我刚开始举报小区的违停时，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小区一般都有十几辆违停的摩拜，现在晚上有时候已经不到5辆了，但有时候也会‘回光返照’，来一个违停的‘小高潮’，张影告诉《凤凰周刊》，经过几个月的长期斗争，他所居住的小区情况有所好转，但仍不容乐观。往往是摩拜单车的违停减少了，ofo的违停又大量出现了。“单车猎人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如果有十分之一的用户能加入到和不文明现象做斗争的行列中来，并且信用体系已经建设得很完善，可以对失信者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的话，那么我相信，现在的这些不文明现象就会减少很多很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影、孙家瑞皆为化名）

□  编辑 段文  □ 摄影  刘壹昭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