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教师要首先了解学生的“材”，然后才能因“材”而“教”之。

(一)孔子

孔子是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了解学生，他了解学生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和谈话法两种。

孔子通过“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内心的精神世界，了解学生;通过有目的的谈话、问答，与学生交流思想，了解学生的秉性。这样，孔子就对其学生的道德面貌、个性特点、智力差异、特殊才能等方面了然于胸，为后面的因材施教奠定了基础。

孔子根据对学生的了解，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主要从三个方面“因材施教”。

第一，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在孔子的私学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方面都有出众之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67]又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168]

第二，正确地补偏救弊，以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如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如他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169]通过孔子的教育，使子贡有了自知之明，起了抑制子贡自满情绪的作用。又如《论语》中记载的事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第三，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论语》中孔子弟子关于“仁”的问答非常典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因为三人学业造诣和接受能力不同，所以，他们请教同一问题，孔子做了三种回答。

(二)孟子

孟子认为人虽具有同样的善性，但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及自我修养的不同，才能会有个别差异。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170]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

因材施教并不意味着降低要求，无视教师的作用。孟子为此强调“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171]“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172]他还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173]这说明他从教育实践中认识到了教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三)董仲舒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要求教学要“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要求教师在深入观察学生所作所为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心性特点因材施教。

(四)韩愈

韩愈重视因材施教，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人才，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者善于识别和培养。其著名的《马说》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伯乐善识千里马，只要有伯乐，千里马不会被埋没。如果没有伯乐那样的识别力，又不善于调教，千里马就会被埋没。人才就如千里马，既要善鉴别，又要善培养，人才就不会被糟蹋，而会涌现出来。(www.daowen.com)

韩愈一贯主张“人者要尽其材”。其《进学解》中说:“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他主张教育者应如精明的木匠分别使用木料，使各类木料各得其宜一样，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才能，这应成为教育的原则。韩愈热心培养青年，指导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发挥他们的才能，成为知名的作家。他要求当权者在用人方面做到人尽其才，他认为统一的国家应当能容纳和使用各种人才。他把“因材施教”和“因材使用”统一了起来。

(五)朱熹

朱熹对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进行了引申和发展。他在分析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学时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入于道。”^[174]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而使之入于不同的发展之道。

他设喻说:“草木之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犹是也。”^[175]人的成长犹草木之生，如得及时雨，便能迅速变化生长。教师依学生的不同特点和特长，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学生就能迅速成长。因此，朱熹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176]

(六)王守仁——“随人分限所及”

王守仁主张因材施教，他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177]他还提出“随人分限所及”而施教的思想。“随人分限所及”而施教，对不同的人来说即是“因材施教”。

他说:“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178]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人们的资质、才力是各不相同的。圣人与常人固有不同，就是圣人之间亦有差别，“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179]施教的分量内容以至方法，都要因人而殊，好比医生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不可“不问症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180]

王守仁的“随人分限所及”而施教，不是消极地适应学生的资质、才力、脾性，或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学生，而是在更好地发挥各人之所长，起到“益精其能”的效果。他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在“成德”的前提下，使各人的才能、特长得到充分发展。即使对学生不同的个性，也是如此，他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181]也就是说，对“狂者”，从勇敢方面去培养;对“狷者”，则从办事谨慎方面去成就他。

(七)王夫之——“深知其心”“因材而授”

王夫之主张教者对学者必须因材施教。这是因为每个人“质有不齐”，有“敏钝之差”;每个人的“志量不齐”，有大有小;每个人的德行不同，有长有短;每个人知识不等，有多有少，有深有浅，等等。教师必须了解和承认学生的这些差别，从学生实际出发，“各如其量”地进行教学，做到“人无不可教，教无不可施”。

王夫之说:“吾之与学者相接也，教无不可施。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尝无有以诲之也。”^[182]他主张教师应在学生的所知所行基础上“以才量言”，因其可知可行而教之。教师应在学生“已知已能”的基础上，把学生推向未知未能，以求上进;对“未能知未能行”的学生，应“引之以知”，“勉之以行”。总之，对学生应“因材而授”，使学生突破原有水平，从不知到知，从知少到知多。只有这样，才能“人无不可教，教无不可施”。

要正确做到“因材而授”，关键问题是了解学生，“深知其心”。只有深知学生的内心世界，才能做到“洞知其所自蔽，因其蔽而通之”，然后再“因人而施之教”，使每个学生皆“未尝不竭尽上达之旨”。^[183]

王夫之提出“教以教人之学”，则教者必须了解受教育者而因材施教。个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教者要顺应学者的个性去施教，偏高偏低都有缺憾。他说:“夫智仁各成其德，则其情殊也，其体异也，其效亦分也。……故教者顺其性之所近以深造之，各如其量而可矣。”^[184]一个人有长处，亦有偏处，教人正是要导引学者的长处，使他能够进步，矫正学者的偏处，使他能走上正当的道路。他说:“教思之无穷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185]

王夫之认为教人先要看他的才性品质，再要看他的志向，又进而看他自己的努力与造诣如何，教学的分量也就因而不同。他说:“曲尽人材，知之悉也。……顺其所易，敌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教非一也。理一也，从人者异耳。才之偏，蒙也;养之者因所可施可受而使安习之。”^[186]教学要根据学者可接受性而施教，要就其“可受之机”而施教，要因其可施可受而施教而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