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重视“六艺”之教，认为“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必须“简六艺以赡养之”。^[141]他主张以“六艺”为教材，并对课程设置发表见解:“《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智)。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节制，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其所长，而不能偏举其详也。”^[142]

行仁义，定礼乐是董仲舒强调的教育内容。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他将仁义之道说成是天德，“仁之美者在天，天，仁也”。^[143]又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144]“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145]他认为，作为受命于天来统治人世的君主，必须躬行仁义，泛爱群生，而不能以个人好恶滥行赏罚。除统治者自己行仁义外，还要推行到民众中去，即“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治国效果。(www.daowen.com)

在董仲舒看来，人类社会要用仁义来维系:一方面，以仁对待别人;另一方面，则以义来约束自己，如《春秋繁露·仁义法》所说:“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引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概括仁义之教的内涵，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另外，他又发展了孔门“见利思义”与“君子谋道不谋食”之说，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46]又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何以知之?今人有大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147]把“义”超脱于“利”之上，只讲义不顾利。

总之，董仲舒实施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诸方面，所谓纲常之教是为德，典章历史之教是为智，文之以礼，冶情于乐是为美。除此以外，他还对学生施以养生之道的体育之教。他将德育放在第一位，其他各育都需为“成德”服务，也就是为灌输封建伦常服务，大大限制了学生多方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