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重视古代典籍的学习,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传播。他认为,教育是“起伪”过程,是不断地积累起礼义或曰知识、道德,使原始状态下的人性得到改变的过程,这是“外铄”的过程。从“成积”而“起伪”的要求出发,荀子更加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的名言“善假于物”,就是指人借助知识,来丰富人自身。因此,荀子重视古代典籍的学习,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传播。
荀子很注重读经,以儒经为学习与教育的内容。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133]清人汪中经考证在其《荀卿子通论》一书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自七十二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可见,荀子精通儒经,秦汉之际儒生所学儒经及其解说,大都传自荀子。
荀子认为,诸经各有不同的教育作用。他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134](www.daowen.com)
从荀子关于教育内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重点放在《礼》上,不仅主张“终乎读礼”,而且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135]这是教学的总纲。他把“礼”看成是“人道之极”、“道德之极”,即封建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看成是“强国之本”、“威行之道”。他甚至主张教学诸科目中必须“隆礼义而杀《诗》、《书》”,[136]把礼义放在第一位。认为《礼》是自然与社会(道德与政治)的最高法则,“礼”是“正其经纬”的纲纪,学习必须以“明礼义”为本。
荀子还重视“法教”,主张礼教与法教结合。他认为,法教之所以必要,从国家角度说,由于敌对势力存在,必须“严刑罚以防之”;[137]从个人角度说,由于人生而“好利”、“疾恶”,又必须“严刑罚以戒其心”。[138]他说:“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139]他认为“学也者,礼、法也”。[140]所以,荀子的“隆礼”,就有重法。
《荀子》书中,讲礼的分量颇重,除了《礼论》,还见于《修身》、《劝学》、《大略》、《法行》、《乐论》等,荀子门下出了法家韩非、李斯,他们的法治思想都来自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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