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养“礼”、“法”结合的“大儒”

荀子的教育目的是用封建的“礼义”来改造人性，培养“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的“贤能”之士，培养推行“礼”、“法”结合的“卿相士大夫”。^[99]但是，礼义教育只能对上层阶级的人，而下层阶级的人则依赖于法治教化。他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100]礼作为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对它的认识和践行程度如何，是衡量贤与不贤和高低贵贱的尺度。他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焉，斯圣人矣。”^[101]

《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儒效》篇说:“我欲贱而贵，愚若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

荀子把当时的儒者分为三等，即俗儒、雅儒和大儒。“士”是其认为“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俗儒”，是荀子最为鄙视的;“君子”是其认为能“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不“暗上”，不“疾下”，能“公、修而才”的“雅儒”，这是荀子要培养的最基本人才;“圣人”则是其认为能取法“后王”，能“统礼义，一制度”，能根据礼法“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能自觉遵守“礼义法度”，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和信念，“行法志坚”，“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的“大儒”，这是荀子要培养的最理想人才，也是荀子教育的最终目的。(www.daowen.com)

(二)“博学，积善而化性”

荀子基于其主张的“性恶论”认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恶的，而且这种恶性都是可以通过履行而使之“合于善”。他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涂之人可以为禹”。^[102]因此，凡人都要改变自己的恶性，化恶为善，而且人人可以通过“化性起伪”而成为“君子”甚至禹那样的“圣人”。

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事实上并非每个人都成了君子和禹，因为人性本身是随着不同环境和教育可以多途发展变化的，“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103]其中，“注错习俗”是指人对客观生活环境的影响与教育。

人是现实生活中的实体，有主观意识和客观行动的能动性，“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104]人们通过主客观的积极努力，就可以“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105]可见，荀子性恶论的普遍意义在于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所以他给教育的定义是“以善先人者，谓之教”，^[106]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博学，积善而化性”。^[107]